中国工业化经验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1945亿美元)只是美国GDP(23570亿美元)的8.25%,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到2017年中国的GDP(120150亿美元)就已经达到美国GDP总量(193910亿美元)的61.96%,中国经济占据全球GDP份额的14.9%(美国约为25%)。中国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现如今,中国的工业产值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40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因此,中国有能力、有底气,也有经验帮助“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基础设施+民生工程+教育工作”。[30]从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来看,改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要先行。建设铁路、公路、桥梁、港口以及发达的电子通信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硬设施是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有从建造到运行,再到管理的立体发展优势和经验。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亚太地区推进“四网一化”,即铁路网、公路网、区域港口网、区域航空网和基础设施的工业化,以实现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因此,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基本思路就是通过让亚太区域,尤其是较不发达的经济体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打造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帮助区域内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从而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如同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妙比喻,“亚洲各国就像一盏盏明灯,只有串联并联起来,才能让亚洲的夜空灯火辉煌”[31]。
中国推行的由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有其理论依据。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在其著作中指出,基础设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他提出了“社会先行资本”的理念,即包括通信、运输、电力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必须要优先于那些收益来得更快的直接生产性投资。也就是说,一般的产业在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有在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积累。而这种基础设施投资的周期较长,数额较大,并且其主要目的是获得外部经济效果。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过程不能由市场调节来组织实施,而是要由政府牵头主导完成。[32]
在基础设施的领域中,中国应确立以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点。建设“丝绸之路”,顾名思义,首先要有“路”,才能实现区域内人员和物流的互联互通。完善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很多亚太国家的共识。这些国家为此也规划了自己的关于建设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战略,但限于技术、资金和经验的不足,效果不理想。而“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可以对接各国的发展规划,以具体项目为抓手,将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工业化”经验推广到亚太各发展中国家。
以中国在印度尼西亚推进的雅万高铁项目为例,中国不仅“授之以鱼”(投资并推进项目建设),还“授之以渔”(帮助印度尼西亚完善本国的高铁技术力量)。根据两国签署的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雅万高铁项目中国占股40%,印尼占股60%,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两国还签署了共建高铁技术联合研究中心谅解备忘录,中国在帮助印尼培养高铁人才、完善东道国的高铁技术、推动印尼自身工业能力的发展中有积极促进作用。[33]雅万高铁连接着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本国第四大城市万隆,经过印尼人口最密集的爪哇岛(约1.6亿人口)。雅万高铁的修建将带动沿线地区制造、基建、电力、冶炼、物流及服务等配套行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就业、发展工业和拉动经济的效应。另外,由于中国承诺向印尼转移高铁技术,并进行本地化生产,印尼高铁的相关行业也会得到发展。印尼通过与中国在雅万高铁项目上的合作,不仅将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高铁的国家,还获得了基础设施先行的工业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