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均衡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目的是打造一个更注重于均衡发展、坚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1]原则的全球化3.0时代。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亚太区域合作,亚太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只有注重均衡发展的计划才能被各方所接受。
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代始于20世纪中后期,与始于19世纪末、源起动力来自大西洋贸易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不同,美国所主导的制度性建设有效地支撑了第二轮全球化进程。[22]在第二轮全球化进程中,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逐渐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价值取向。美国确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主要利益诉求,并使西方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框架体系成为向世界输出的模板,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成为主流的发展理念。然而,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延缓,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贸易都出现了下滑。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信用体系中断,2009年全球进出口总额跌幅约为21%,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持续了约八年经济增长低迷状态。在后金融危机的经济恢复脆弱期,美国为恢复经济增长势头,并没有采取比较优势原则下的自由贸易,而是采取了战略性的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本国市场。[23]
从20世纪中后期至2008年金融危机这段时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价值观强调自由化与市场化。自由化的价值观意为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价值观,自由流动扩大了全球化背景下个体自由选择的空间,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限制和堡垒被逐渐打破,通过人的迁徙和国际交流的加深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例如,在移民方面,自由化的价值取向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伟大的移民将劳动力、科技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献给了美国。[24]美国市场化的价值观即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理念,认为市场的力量推动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融入全球体系中,并遵循以美国自身利益为考虑的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取向的指导下,美国所提出的所有治理方案都以实现市场化为根本目的,而不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或方式,这与中国提出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价值取向有着很大区别。以华盛顿共识为例,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向其他经济体主张并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政策。华盛顿共识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由美国政府及其主导的经济组织所制定,并通过各种方式实施的政策主张。[25]例如,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世界银行的贷款往往附带一些苛刻的条件。斯蒂格列茨认为,世界银行附带政治性的贷款不能实现其应有价值和更好的政策目标。另外,在宏观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市场化为其最终诉求的方案也不会对本国经济发展起到有益作用。[26]因制度非唯一性、偏好异质性和地理多样性,全球市场需要全球规则,然而规则并不是只有一个模板。
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提出的全球化3.0时代应运而生,与美国提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不同,中国提出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在全球化3.0时代提出的“中国方案”,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将区域性公共产品系统化和规范化,为亚太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均衡与活力。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姆沙德·阿赫塔尔所述,“一带一路”倡议将带来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真正意义的“游戏规则改编者”。[27]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按照之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很难获得贷款,但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出现让乌兹别克斯坦有机会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发展基础设施,并逐步培育市场经济环境。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不附带政治条件的限制,由此打破了许多合作壁垒。“一带一路”倡议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处于外围的从属地位,而是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等福利。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APEC的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也表示“将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积极构建平等和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综上,“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均衡。如果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代看成“一花独放”的话,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带来的全球化3.0时代则真正地实现了“百花齐放春满园”,促使亚太区域合作及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