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潜在风险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中国与部分沿线国家缺乏政治互信、沿线国家内部政局不稳。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区域大国利益错综复杂，各国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划。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客观上引发了地区秩序与大国均势的深刻调整。例如，俄罗斯在陆上丝绸之路区域所提出的规划是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主张这一规划的首要前提是必须考虑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其目的在于强化后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协调好“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考验着中俄两国的政治家。在东南亚方面，东盟国家和中国实力相差较大，很容易受到传统的大国平衡意识影响，^[10]从而导致东盟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尤其是在设施联通等国家级战略方面的合作，难以形成积极互动和有效对接。特别是在短时期以内，东南亚区域多国博弈的复杂形势，将会使得东盟国家采取待价而沽的策略，进而影响中国和东盟之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深度合作。

虽然亚太区域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政治关系良好，但是还有小部分国家和我国缺乏政治互信。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持有疑虑，因此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有抵触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外交上的平衡，实现“主权在我、搁置争议”来共同开发争议区域是较为困难的事情。例如，中国曾经和越南、菲律宾在有争议海域搁置争议，共同进行了关于二维海洋油气的资源调查。然而，后来由于相关国家在海洋主权的问题上争议不断，后续调查也被迫搁置。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国内政局不稳。比如东盟内部的泰国、缅甸，其国内民主转型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这些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异很大，一旦更换新的党派，很有可能会改变其过去的外交政策。东道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尤其是政权更迭产生的政策波动，会延缓或终止项目，从而对项目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经济风险

政治风险往往会带来经济风险，政局动荡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经济大波动。而在经济环境方面，因为“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依然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发展阶段，导致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劳动力素质堪忧，国际收支等金融体系比较落后，部分企业运营方式也不够规范。这些因素都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或贸易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印度尼西亚爪哇七号燃电站项目是典型案例。由于印度尼西亚的电力发展相对较为落后，导致国内频繁出现轮流停电的现象。印尼政府为解决国内关乎民生的电力问题，决定和中国神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爪哇七号燃电站项目。但是这一项目面临着两大经济风险：其一是该项目竟然没有获得印尼政府任何形式的担保。缺少政府的经济担保且项目中其他合作公司存在违约历史的情况，意味着项目公司面临着包括合作公司不在购电协议规定的时间内付款、不履行购电协议条款等一定程度的违约风险。其二是印尼较差的营商环境客观上增加了隐性成本。这主要体现在签证办理难、海关扣留货物等经济风险，以及当地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堪忧。^[11]

（三）社会与舆论风险

社会风险往往伴随着舆论风险，舆论风险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部分国家别有用心地解读为地缘政治项目；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沿线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社会认知的偏见。“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被西方某些媒体和学者误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新扩张主义”等，赋予其负面的政治色彩，从而对中国产生怀疑。战略互信的不足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一些具体项目的推进受到了阻碍。另外，随着项目的推进，人员往来的范围扩大会产生异质文化的摩擦与碰撞，从而引发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反应。文化差异的存在加剧了沿线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社会认知的偏见。社会与舆论风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沿线国家缺少对“一带一路”倡议，甚至是对中国的深入了解。

中缅原油管道项目是典型案例。中缅原油管道全长约1100公里，起点位于缅甸西海岸的马德岛，穿越缅甸境内后到达昆明，之后在昆明炼油厂就地加工，再运往中国西南的诸多省份。项目建设的起初，缅甸民众被部分心存恶意的舆论信息所误导，因此缅甸政府起初迫于舆论压力不同意该项目。然而，中缅石油管道的石油实际上源头来自中东，根本不是源于缅甸本土。而且根据中缅两国签署的协议，中国给缅甸留下100万吨原油，以帮助缅甸解决能源短期的问题。另外，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MOGE）在中缅原油管道项目中还享有49.1%的股权收益，缅甸政府每年能收取每吨1美元的原油管道过境费，以及1360万美元油气管道的路权费。缅甸通过和中国共建中缅原油管道项目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