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现实主义（traditional realism）与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传统现实主义以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为代表，主要针对国际政治性质和国家外交政策提出一些范式性的思考，例如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实力竞争，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不是普遍道德而是国家利益；利益冲突导致国际政治斗争，利益一致则导致国际合作，但唯有势力均衡才能确保国际和平。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共同利益是国家联盟的基础，这一论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联盟因为某种共同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利益——例如针对共同的战略对手、希望实现某种共同的国际秩序——而被建立起来，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两个利益完全一致的国家。而且，即便是因为某种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这种利益也可能由于国内或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消失。摩根索写道：“在缔约国的全部利益中，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的无关，有些利益支撑着联盟的目标，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的相背离，也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标水火不相容。所以，典型的联盟是植根于充满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的动力场之中。”^〔29〕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北约这一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对手，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引发了美欧是否还会继续维持盟友关系、北约是否应该解散的热议。尽管北约仍然继续存在，但人们确实可以观察到跨大西洋共同体内部日益增多的摩擦，尤其是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类似地，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等人曾经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应重新讨论美军在东亚存在的意义和现行的防卫政策，既然共同的敌人已不复存在，那就理应解散美日同盟。”^〔30〕不过，这种讨论显然有点把联盟的形成和维持简单化了。现实主义学者在讨论联盟建立和维持时所提到的战略对手，并不一定是固定的某一个，重点在于“共同”二字。例如，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曾经指出：“即便是英、美两国，也不能恰如其分地明确指出谁是未来的共同敌人。这并不是它们的无能，而是因为尽管典型的联盟是对付所要对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但是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敌人从事物的本质上看是不能事先确定的，其原因在于谁威胁到欧洲的权势均衡便是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敌人。”^〔31〕(https://www.daowen.com)

在现实中，美国和欧盟的共同战略利益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完全消失，相反，苏联的威胁仅仅是它们结盟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结盟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对它们有利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不管是苏联还是其他国家，如果挑战这一秩序，就会成为美国和西欧的共同对手。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虽然消失了，但是美国和欧洲维持、提升现有国际秩序的共同战略利益仍然存在。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说的，“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是与北约不可分离的”，欧洲国家的安全离不开美国，担心美国撤销其保护承诺而对自己不利，从而被迫尽量顺从美国的愿望。所以，双方都相互借助而得到加强。^〔32〕这也就是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摩擦不断、但是这一机制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解体的原因所在。

这再一次证明，当我们考察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联盟战略时，需要合理界定国家利益。如果说安全利益就是最重要的，国家始终把安全利益摆在第一位，这并不符合大国政治的现实。对于许多大国来说，由于拥有核武器或者核保护伞，以及自身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无需过多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同样，虽然领土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但领土问题也不始终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做出领土让步的现象有很多，这些国家无疑是在更大的战略利益目标的驱使下这样做的。传统现实主义的联盟研究提供了理解联盟产生与维持的一些基本思路，但是问题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如何界定和衡量国家的战略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北约的例子说明，我们需要了解在不同条件下国家的战略利益或者说整体利益是如何界定的，否则就无法理解北约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存在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