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做争霸国的德国
从1890年俾斯麦下台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其中表现最抢眼的就是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5%，但到了1913年，英国的份额下降到了10%，而德国的比重上升到了15%。〔24〕随着德国实力的增长，它很快从一个不具备争霸资格的潜在争霸国转变为一个有争霸资格的潜在争霸国。野心勃勃而又狂妄无知的威廉二世认为，德国经济正在赶超英国，因此现有的国际殖民秩序对德国来说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德国的这种政策变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剧烈反应。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德国崛起太晚、太快、易受损伤，咄咄逼人。其余世界的反应是粉碎这暴发户”〔25〕。就如当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Milton Hay）所描述的，“德国想夺取菲律宾、加罗林群岛、萨摩亚群岛，他们想插手我们的市场，并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市场”〔26〕。“如果德国在欧洲压倒英国并建立它所希望的优势地位，它肯定会在美洲插上一手。”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应该帮助英国维持在欧洲的均势。如果英国不能，“美国就不得不插手重建欧洲的均势”〔27〕。尽管德国的经济崛起非常迅猛，但是它并没有达到霸权国综合国力的120%；同时，在大西洋的彼岸，一个强大的美国正在出现，而英美之间正在积极推动和解进程。威廉二世显然是目光短浅而又操之过急了。
1.德国转向“世界政策”
在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指引下，英德之间围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分配、海军力量安排等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德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目标不再是打压法国和地区性的主导地位了，而是转变成为英国霸权秩序地位的竞争者。“世界政策”的出台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论证，即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德国来说到底能带来哪些收益、产生哪些成本。在威廉二世和许多德国政治人物的鼓动下，“帝国的荣光”似乎成为了压倒一切的理由。
前面已经提到，1883—1885年间，经过短暂的殖民扩张，德国已经在非洲获得了范围广大的殖民地。对于德国来说，这些殖民地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少得可怜。由于在扩张中俾斯麦注意尊重英国的利益和意见，英国对德国在这一时期的殖民地扩张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相反是持欢迎的态度。因此，如果能够满足于现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那么德国就不会与守成大国发生更多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争夺全球殖民霸权的想法，德国就不用发展所谓大海军、和英国搞海军军备竞赛了。1895年，德国联同法国、俄国一起实施了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尽管这一行动是针对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割走辽东半岛的行为，但是却让英国感到自己被孤立了。此后，英国与德国在萨摩亚群岛、刚果、摩洛哥、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等问题上都出现了摩擦和冲突。到了1897年，德国领导人在国会辩论时公开宣称，德国也要争取“阳光下的地盘”。同年11月，在瓜分中国的浪潮中，德国也按捺不住，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1898年，德国通过《舰队法》，开启了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序幕。与俾斯麦时期的大陆政策相比，以争夺殖民地为核心的“世界政策”正式成型。1905年德国开始与法国争夺摩洛哥，但是却受到了列强的孤立，这增强了德国扩大海军、获取海外殖民地的决心。德皇威廉二世在演说中叫嚣要“无人敢于争论我们在阳光下的地位”。
为“世界政策”寻找合理性的另外一种迷思集中体现在所谓的“海外利益保护”主张上。的确，随着德国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它在海外的公民和财产利益日益增多。从1873年到1895年，德国的商船总吨位增长了150%，海外进出口贸易增长了200%，更重要的是德国开始部分依赖海外的食物供应。〔28〕“自从帝国成立以来，德国的海上利益异乎寻常地增长了。对德国来说，保护这些海上利益已经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这些海上利益遇到阻碍或者受到严重的损害，国家必然首先陷入经济衰退，然后陷入政治衰退。……在战时保护对德国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命脉；保护在遥远国家的德国臣民；或者保护那里的德国贸易利益和代表机构，等等——所有这些利益只能依靠德国海军。”〔29〕这样的主张本质上是缺乏逻辑合理性的。英国拥有海军霸权，控制着全球主要的海上交通线和战略据点。只要维持良好的英德关系，德国根本无需担心所谓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海外利益保护完全可以通过英德合作而不是英德海军竞赛的方式来实现。而且，德国在1913年对亚洲和非洲（包括德属殖民地）的出口额只占到德国总出口的7.6%，而对殖民地的投资就更少，因为德国国内工业本身还需要大量的投资。〔30〕考虑到俄国是英国全球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以及殖民地价值的有限性，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完全是一种头脑发热的行为。
如果德国的实力已经足以击败英国及其盟友，那么威廉二世的外交战略或许是理性的。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当时德国国内普遍的说法是，德国需要获得更多的殖民地，来消化国内过剩的商品、资本和人口。〔31〕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德国当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内工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劳动力，而德国的总人口才6000多万。在当时的条件下，事实上，除了传教士和军事人员以外，工业化国家向殖民地的移民并不多。英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仍然超过德国，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即便是德国具有更强的先进工业能力，但是如果比较德奥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三国协约国集团，协约国仍然明显超过同盟国——前者占27.9%，后者占19.2%。〔32〕英国海军在全球公海上仍然具有主导优势，并且可以封锁德国及其中欧盟友的海上通道。德国的舰队虽然规模可观，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为了与英国开展海军竞赛，德国不得不投入巨资，重新升级原有的船坞，而一艘“无畏舰”的花费可以用来准备好几个陆军师。“当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的无畏战舰都泊在港湾里毫无用处；如果德国人把造军舰的钢铁用来铸造重炮和搞机械化运输，那么，他们在陆上战争中就可能稳操胜券。”〔33〕尽管英国陆军规模较小，但是它可以从印度、埃及等调集相当多的兵力。因此，尽管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动员能力在战争初期具有优势，但是总的来看它并不具备足以击败英国及其盟友的实力。
2.英德关系的变化
尽管威廉二世一开始奉行的是反俄联英的政策，主张“同日耳曼的奥匈帝国实行民族主义的合作，同自由主义的英国建立民主的联系，而同俄国的保守主义关系则要使之破裂”〔34〕，但其结果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主动把自己摆到了争霸国的位置上。依据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假设，在国际关系中，把自己定位为争霸国往往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与现有霸权国在斗争中更多是两败俱伤，而其他的大国则趁机崛起。相比同时期的英国，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在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方面可以说是基本错误的。德国没有认清楚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也没有准确地选择自己的盟友与对手。正如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所指出的，“德国的每个集团都有它的单一的敌人，也都愿意同其他的人谋和。但德国缺乏一个决定优先顺序的指导者；默许所有侵略性的意图并随波逐流地应对局势的发展要来得更容易一些。……德国的政策——或者毋宁说是缺乏政策——使三国协约成为现实”〔35〕。这一时期的德国，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处境并不一样。当时的英国逐步进入顶峰时期，霸权实力地位巩固，所以可以追求多样化的、全球性的目标。而当时德国的相对实力并没有这么强，在陆军和海军上同时投入大量的资源，导致德国国内财政极其紧张。麻烦在于，在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下，争夺霸权地位的世界政策却同时被大家所接受。
因此，在1894年法俄已经建立军事同盟的前提下，德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联合英国，至少是阻止英国同法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乃至结盟。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面对法俄同盟和德国的崛起，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正岌岌可危，挑战者并不只有德国一个。如果德国领导人明智的话，英国的虚弱应该是德国加强与英国合作的契机。到1901年，英国海军共有主力舰艇45艘，法国和俄国加在一起有43艘。如果英国海军维持原有的造船速度不变，1906年它与法俄同盟的海军主力舰数量将完全持平。〔36〕英国方面确实有声音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与德国结盟，虽然这样代价会很大。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曾经说过：“天然的同盟关系存在于我们和德意志帝国之间。”〔37〕张伯伦本人直接向德国方面提出了结盟的设想，并提议在殖民地问题上作交换、解决两国之间的殖民地争端，包括让德国成为山东半岛附近地区的保护者，以充当英国和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缓冲区。如果德国方面能够表现出足够诚意的话，那么英德结盟还是有可能的，不过也仅仅是有可能而已，“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往往就不再是决策层所能左右得了的”〔38〕。
英德进行了三次结盟谈判。第一次是在1898年由英国提议，时任英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意欲建立针对俄国远东政策的英德联盟。威廉二世担心，如果同盟条约在英国议会通不过，就将导致德国与法俄的对抗。他将英国人提供的殖民利益视为“火中取栗”，导致结盟谈判失败。第二次谈判是在1899年，在英布战争中的困境加强了英国建立英德联盟的愿望，两国重开谈判。这一谈判的结果是1900年的《英德协定》，但这一协定仅仅是针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问题。第三次谈判是在1901年，英国希望联合德国抵制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内阁准备与德国结成远东同盟。英国的提议遭到了德国的拒绝，德国方面认为1900年达成的《英德协定》不涉及中国东北。德国由此丧失了防止英国和法俄接近的绝佳机会。与美国相比，威廉二世的联英努力显然是半心半意、相差甚远。在英德谈判中，德国不愿意给出让英国方面愿意结盟的足够支持，相反还试图从英国“压榨”更多的好处，例如利用英俄矛盾获得太平洋上萨摩亚群岛的两个小岛。波斯出现的情况也促使英俄加快和解的步伐。德国资本已急速进入波斯，除建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外，还准备开辟德国至波斯的航线，提出租借波斯湾港口等要求。1906年4月，英国大臣格雷曾接到英国驻土大使的报告，其中说：“英俄如果不能在关于波斯的利益方面迅速达成协议，就可能会发现在那里面临着法国在摩洛哥碰到过的德国的阻挠。”〔39〕
威廉二世的一系列政策——建设大海军、争夺殖民地、不愿意在东亚支持英国对抗俄国等——都激怒了英国、使其感到日益失望。基于对殖民地和帝国梦想的狂热，德国与英国展开了毫无意义的海军军备竞赛。挑战英国的海军优势，这无疑是双方关系从战略合作走向战略竞争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也意味着同时挑战英国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1904年4月英法协约的达成意味着德国的争霸野心已经宣告失败，但如果德国能够不被奥匈帝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德国还是有机会的，毕竟当时欧洲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是有利于德国的。把英国作为主要对手，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个重大错误。(https://www.daowen.com)
3.德国与俄奥关系的变化
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既没有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选择俄国，也没有能约束好自己的盟友奥匈帝国。从位置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国和俄国都具有成为争霸国的实力。从1901年英德结盟谈判破裂，到1906年英俄协约签署之前，德国和俄国都是国际体系中的争霸国。在俾斯麦时期，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是德国大陆同盟体系的核心。只要法国和俄国不结成军事同盟，德国的安全就有了保证。德俄两个争霸国之间实力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并不存在直接的殖民地冲突，还存在一些共同的国际秩序利益。例如，“英德之间还有经济上的对抗，而俄国人则需要德国和法国的资本以发展工业。此外，德国同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是俄国安全的基础。……只有这样，西方列强才会容忍俄国在小亚细亚、波斯和远东的谋划”〔40〕。而对于俄国来说，防止英德结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英德结盟意味着欧洲秩序发生了不利于法俄同盟的根本变化。只要德国和俄国继续保持结盟关系，或者至少续订《再保险条约》的话，俄国就没必要同法国结盟。
在俾斯麦执政时期，他总是努力促成俄奥合作，担心两者矛盾激化导致法俄结盟。〔41〕奥匈帝国属于非争霸国、纯粹的地区大国，但是它与俄国之间在中东、近东有着比较激烈的冲突。奥匈帝国自然希望联合德国来对抗俄国，而与奥匈帝国的联合也有助于德国制衡俄国和法国。因此，德奥之间也存在共同的地区秩序利益。但是，由于俄奥矛盾的尖锐，以及担心奥匈帝国可能过于倒向英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就已经倾向于加强德奥关系来加强对欧洲局势的掌控。俾斯麦还有一个考虑是通过加强德奥同盟，德国可以更好地约束自己的小兄弟。这最终导致了1873年和1881年的两次三皇同盟。对于德国来说，它最明智的做法是约束奥匈帝国的地区野心，后者“企图靠二流大国的资源扮演一流大国的角色”〔42〕，加强与俄国的协调，同时尽可能与英国建立非正式的联盟关系。俾斯麦曾经明确地说：“假如由于出现欧洲所有国家的联盟，俄国军队出师不利，俄国实力地位大受削弱并持续不断地削弱，这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然而如果奥地利君主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存在或其独立受到很大威胁，以致我们在维护欧洲的均势时所必须指望的因素之一眼看今后即将消失，这也同样会深深触动德国的利益。”〔43〕
如果德国能够同时和俄奥两国搞好关系，并且约束和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那么三皇同盟对德国来说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国家间联盟。三皇同盟意味着即便是法国同英国结盟，也丝毫没有翻盘的可能。问题在于，俄奥两国存在日益尖锐的地区秩序冲突，一旦德国不能约束和协调这两个盟友，那么俄国或者奥匈帝国就会倒向法国。在俄奥发生冲突时，俾斯麦悄悄鼓励奥匈帝国寻求英国的援助，以免自己直接与俄国发生冲突。但是，尽管俾斯麦希望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保持中立，这种中立不可能真的是不偏不倚的；就算是不偏不倚的，俄国或者奥匈帝国也不一定认同德国的中立立场。而从当时的大国实力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来看，对于德国来说，不管它首要的敌人是英国还是法国，它都不能恶化同俄国的关系，否则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在俾斯麦时期，他尽力维持与俄国的关系，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但他刚刚下台威廉二世政府就决定不再续订《再保险条约》。威廉二世与英国的谈判失败后，因为殖民地的矛盾上升，转而试图恢复同俄国的关系，但法俄已经于1894年结成了军事同盟。法俄同盟的建立标志着大陆同盟体系主导欧洲的时代成为了历史。
德国实施“世界政策”以后，一开始并不觉得奥匈帝国很重要，对于奥匈帝国有关英德海军竞赛可能威胁到英德关系的警告基本上置之不理——在德国发展海军问题上，奥匈帝国曾经警告德国此举会引发英德冲突，并迫使自己与德国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德国置之不理。〔44〕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德国同英国和俄国的联盟努力宣告失败以后，德国领导人就觉得奥匈帝国才是唯一可靠的盟友。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最终越来越偏向而不是约束奥匈帝国，最终被后者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来说，德奥同盟以及部分时期中英奥的接近都很好解释。德国同奥匈帝国之间实力关系不紧张，又同为传统德意志的一部分，双方都有限制或者削弱俄国的打算。相对于英国而言，奥匈帝国只是一个地区玩家。它的目标限于近东和中东地区，在削弱俄国对外扩张野心方面英奥有着共同利益。但是，从位置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如果德国能够准确认识到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认识到对它大国位置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法国，在处理与俄奥关系时更加平衡，甚至最终选择俄国，那么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不少。考虑到德俄之间事实上没有尖锐的秩序冲突，威廉德国完全可以续订《再保险条约》。
对于德国来说，基于它的整体国家利益——遏制法国、增强本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俄国显然是更有价值的联盟对象。奥匈帝国是一个二元帝国，国内治理成本很高，工业化程度在欧洲强国中排名倒数，其海军甚至赶不上意大利海军。因此，仅仅从两者都曾经属于德意志民族而选择奥匈帝国放弃俄国，无疑是相当不理性的行为。“在柏林会议之后，奥地利和德国都对俄国的意图感到紧张，因此缔结了一个纯粹防御的秘密同盟。……1918年以前，两国同盟定期更新，成为这一时期最持久的和平时期同盟。很难看出德国从同盟中获得了什么好处，因为奥地利在对法战争中没有义务支持德国。相比之下，奥地利恰恰得到了它在俄国发动袭击时所需要的支持。这一同盟成为奥地利外交政策的基石，奥匈皇帝从未质疑。”〔45〕事实上，奥匈帝国地位和角色的复杂性一直存在，即便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协约国从未有意要摧毁哈布斯堡帝国，英国只关注对德作战，而把奥匈帝国视为需要从德国人控制下拯救出来的国家，法国也把奥匈帝国的存在当作制衡德国的一种手段，哈布斯堡帝国遭受到的损失看来只不过是割地让权”〔46〕。
1904年10月，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陷入困境，与英国的关系也高度紧张，因此德俄两国之间出现了一个结盟的机会。但是，德俄同盟条约的谈判因是否需要把草约先经法国过目的问题而搁浅了。俄国外交当局研究了条约草案后认为，这需先征得盟友法国的同意，但德国当局不愿意这样做。德国政府不愿意的原因可能是担心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反应。可以看出，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非常混乱的。如果确定把英国作为主要对手，那么德国就可以借此机会坚定地同俄国和法国结盟；如果确实是把法俄同盟作为主要对手，那么早就应该与英国结盟。事实上，威廉二世野心勃勃却又目光短浅，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德国与俄国的联盟谈判也失败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固然需要德国支持，但德国的友谊并不能代替法俄同盟。如果此时的德国愿意全心全意建立一个俄德法三国同盟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可能就因此而发生改变。如果此时的德国抓住机会，对法国开战并决定性地击败法国的话，德国也将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当时俄国刚刚战败、元气大伤，而英国因为英日同盟的关系与法俄同盟之间关系紧张。但是，德国领导人并未采取其中任何一种理性的措施。这再一次说明，当时的德国领导人对于世界局势和德国自身的整体利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政策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导致与英国和俄国的同盟谈判都以失败告终。
到了1907年5月，德国表示愿意在巴尔干地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对抗俄国，这导致了奥匈帝国对外政策更加强硬。时任德国宰相“做了严重的错误估计。由于他给予奥地利无条件的援助，他便使自己承担义务去支持一些他所不赞同的方法和目标，而且，关于这些方法和目标，奥地利并没有同他进行充分的磋商。再者，对未来更为不祥的是，现在有一种危险，即奥地利会采取新的冒险政策，坚信德国将不得不给奥地利以支持。主角和配角的地位颠倒过来了，现在轮到德国充当奥地利的‘出色的配角’”〔47〕。德国越来越迁就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价值不高的盟友，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并最终被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一战之前，“意大利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方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非洲尤其是北非转向了亚得里亚海与巴尔干。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的改变，使意大利与在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有着重大殖民利益的奥地利之间的矛盾急剧加深，以致使意、奥矛盾成了意大利对外关系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48〕。因此，德国也必须在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作出选择。这个选择并不困难，因为奥匈帝国比意大利强大太多，也忠诚得多。事实上，“与意、法关系进一步改善一样，意、奥矛盾之加剧既是意大利摆脱‘三国同盟’的原因之一，同时又是意大利摆脱‘三国同盟’意向加强的表现之一”〔49〕。当然，意大利倒向协约国对于一战的走向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力；这只是说明，俾斯麦或许可以纵横捭阖、走钢丝，但是，如果后继的领导人不能在盟友矛盾激化的时候掌握大局、作出明智选择，那么这些联盟关系将成为德国外交的负债而非资产。
从位置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德国和俄国从亲密走向敌对，说明两个争霸国之间因为实力关系的紧张反而容易走向战略对抗。但是，俄德两国在国际秩序关系上本来并不紧张，只是因为德国选择了奥匈帝国，导致它同俄国出现了在巴尔干地区秩序上的对立。如果德国能约束奥匈帝国这个盟友，加强与俄国和英国的关系，那么不仅不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或迟或早也将获得全球性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但问题在于，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不仅成为了争霸国，还主动恶化了与俄国的关系。俄国是一个严重依赖外来资本的国家，但是德国银行抵制俄国的有价证券，反而让法国乘虚而入。拒绝续签德俄《再保险条约》更是一个巨大的败笔。德国越来越倚重奥匈帝国；在当时的德国领导人眼中，只有奥匈帝国是比较靠谱的。德奥同盟和法俄联盟之间的对立日益僵化，“如果奥匈帝国采取行动，德国只能随之行动。一旦奥匈帝国崩溃，将使德国在中欧陷于孤立。如果法国采取行动，则俄国也只能跟进，一旦法国被德国击败，也将是俄国的失败。于是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恶性循环”〔50〕。
从长远来看，英德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英德矛盾成为当时国际体系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但直接原因和一战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德国外交战略的失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外交官冯·屈尔曼（Khlmann）就曾反省道：“战前在英国的多年政治活动使我深信，德国作战舰队的迅速扩建是使英国站到我们的敌人方面的最主要动因。”〔51〕如果不是被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所迷惑，而是集中于防止英国和俄国同法国走近，那么德国可以安心做欧洲的老大，而坐视英俄、英法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德国来说是有利的，德国也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殖民地，完全没必要去和英国搞海军军备竞赛。问题在于，威廉二世和当时德国的其他领导人都狂热渴望战争，又对德国的长远发展没有信心。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俄国并没有准备好，所以战争越早发生越好。这些人的判断是，再过几年，俄国的战略铁路修好，动员能力大大增强，德国势必会被压倒。但问题在于，英国和法国、俄国已经形成了准同盟了。与其仓促出击，还不如先发展自己、等待时机，尽可能瓦解对手的联盟。威廉二世还幻想支持法国内部的革命来消除法国的威胁，他“……曾向法国革命献过殷勤，甚至通过驻巴黎的公使与国民议会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关系”〔52〕。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整体性已经大大加强，对德国的复仇、重新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已经成为了当时法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威廉二世的小算盘不起作用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