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重要性的下降
不过，即便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在殖民掠夺中得到了大量财富的西班牙并没有因此而增强自己的大国地位，也没有像英国一样催生工业革命。这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15—16世纪西班牙参与的争霸战争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尽管西班牙陆军训练有素、作战能力极强，但当时还是雇佣军，国家难以承担军队的花销。关键在于，西班牙经常同时与几个大国作战，使得其长期处于战略透支的状态。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西班牙和英国的国内制度差异。西班牙的专制王权非常强大，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体系的好处为西班牙王室所垄断。王室成员获得暴利以后，生活腐化、不事投资，对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明显的良性作用，大量的白银财富反而导致了国内的严重通货膨胀，损害了西班牙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英国议会则拥有相当的权力，在跨大西洋的贸易过程中，许多商人并非王室成员。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权贵阶级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劳动分工的演进与贸易投资的发展，引发了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首先发生。虽然英国国内对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专制统治的消除也意味着君主并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轻易决定国家的命运。“随着专制统治的危险在1688年革命中烟消云散，没有什么单一看法支配战略辩论。英国的一项幸运，英国商人和金融家的一项功绩，就在于这些多样的关切是在这么一个时候浮现的：英国的财富能够同时支持不同的行动。”〔30〕
虽然殖民扩张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没有带来西班牙的崛起，但土地和人口的增加的确促成了沙皇俄国在近代的崛起。俄国从小小的莫斯科大公国成长为后来的庞然大物，靠的就是不断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很大程度上，近代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大国之间不断征战、争夺领地与人口的历史。在这些战争中，一些国家被打败了，另外一些国家则强大起来了。一次两次的胜利并不能奠定某个国家的大国地位，因为大国地位来自长期的实力积累。但是，在近代史上，诸如俄国这样的国家依靠灵活的战略和已有的实力，再加上某些幸运，长期不断扩大自己的帝国疆土，最终成为了国际舞台的主角。笔者在后面还要对俄国的崛起过程和对外政策做详细的分析，这里只强调的是，沙皇俄国的崛起的确与其领土扩张和人口增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动力还是基于彼得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这两次改革使得俄国最终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但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的确为俄国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前就已经开始崛起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进一步增强了普鲁士的地位。1865年普鲁士的人口仅有1930万，1870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就激增到了3460万。〔31〕领土扩张对于德国和俄国的意义，对我们看待19世纪的国际秩序竞争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罗伯特·吉尔平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当精辟的回答。他说，一些领土具有战略意义，例如它们可能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而国家拥有广大的领土一般意味着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其具有明显的战略纵深优势。而且，在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系建立之前，宗主国一般垄断了与殖民地的贸易，殖民地能够为宗主国提供市场、原材料，以及可能的财政收入。这些都表明，即便是工业革命发生了，土地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实力资源。“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控制了许多领地，其目的不在于这些领地的直接经济价值，而在于它们在保护其税收来源（殖民地）方面的战略意义。所以，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埃及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英国至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交通生命线。”〔32〕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20世纪的前半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征服者还可以从战败的工业社会抽取重要的净收益。控制领土的收益，包获取稀缺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矿、煤矿等），仍然是很可观的。如果与管理某个先进的工业或者后工业的难度相比，征服获得的财富来得更容易一些。〔33〕因此，在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土地的分配仍然是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每一次战争后，各国都要对土地和人口进行重新分配。战争、扩张带来的财富之所以能促成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些大国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和人口在当时国家实力构成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吉尔平强调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特征不是国家趋向于无限制地扩张它们的权力，而是努力以一种更有利的方式完善它们的领土，并使其更加巩固”〔34〕。工业革命发生以后，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国之间的实力竞争更多依靠的是技术和制度的领先，而不是对外扩张所获得的土地、人口和农业剩余。在现代工业经济中，技术的进步、治理的改良和社会创造力的释放，对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农业剩余和人口规模的重要性。“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近代技术的出现，收益递减规律的效应大减。因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现有物质资源的生产率，结果，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再要求以所有生产要素的量的增加为前提。毋庸置疑，正是这种技术进步的革命性发展，使我们看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并由此创造了近代的富足社会。”〔35〕
相应地，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防御性武器有效性和可支配性的增加，侵略者想要攻占土地、征服民众和获取收益越来越困难。〔36〕发动战争或许能占领一些领土，但是很难对非本民族的族群实施有效的统治，反而会导致高昂的统治成本。而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冲突又往往导致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19世纪，殖民地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是一种负担而不是收益。16世纪的一场战争，费用为数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已上升到数千万英镑，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主要作战部队的费用有时一年达到1亿英镑。〔37〕战争和领土兼并变得越来越代价高昂，领土分配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实际上在逐步下降。当然，在19世纪，殖民体系存在，尤其是宗主国垄断与殖民地的贸易时，诸如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还是非常热衷于殖民扩张的。这导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国际秩序冲突，尤其是当领导人被对外扩张和帝国野心所迷惑时。这一时期，大国之间围绕着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之间的冲突还是随处可见，例如法国和俄国就十分热衷于殖民扩张，奥匈帝国在19世纪末急于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因此，在讨论19世纪的国际秩序竞争时，土地和势力范围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重商主义仍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对殖民地的重视主要着眼于垄断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廉价的原料。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在英国的推动下，自由贸易逐步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开放的经济秩序，发达的工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德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具有雄厚的人口、资源和发展潜力。因此，德国也是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如果德国克制自己，不去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那么它迟早将会在实力上超过英国，有可能“自然地”成为新的霸权国。事实上，德国宰相俾斯麦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认识到，争夺遥远非洲大陆的几块殖民地，远远没有保持与英国的良好关系更为重要。但是，对于那些不明智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急于对外扩张以及想要尽早获得所谓的国际秩序领导权。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先到先得”的殖民地分配规则的确对新兴大国是不利的，德国的不满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德国已经获得了面积巨大的殖民地，而且殖民地在德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根本无足轻重。对于德国来说，它当时的主要对手仍然是复仇意识强烈、希望改变地区秩序的法国，挑战英国的海军霸权和殖民霸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