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族群矛盾

在建立二元帝国的过程中，奥地利皇室担心如果采取联邦制的形式、给予更多的族群以自治权，会导致帝国的瓦解，匈牙利贵族也担心其他族群会分享他们的特权，因此最终这个二元帝国的架构只是缓解了族群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族群问题。奥地利和匈牙利拥有统一的君主，但是它们是高度自治的两个实体。中央政府由皇帝、两个王国的首相以及财政、军事和外交三位部长等组成，实施共同的货币和关税政策，具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奥匈银行。宪法明确了皇帝的权力，其中特别强调皇帝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和对外交政策的指导权。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通过中央集权化的军队结构宣战、媾和、任免军队指挥官。他还控制着军官晋升、勋章颁发和军队调动”^〔33〕。但实际上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尽管军事是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但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有征兵、提供驻扎地、运输和补给，以及负责军队人员非军事事务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实施效果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涉及经济社会、族群问题这些关系到国家长远实力发展的方面。^〔34〕理论上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但实际上是有限的。

二元帝国的架构满足了匈牙利马扎尔人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能解决帝国内部复杂的族群矛盾，充其量只是暂时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在奥匈帝国境内，维系帝国统一和境内各民族团结的意义远大于发展帝国经济。”^〔35〕二元帝国的架构内部仍然矛盾重重，极大限制了国家的动员能力和发展潜力。奥地利和匈牙利对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态度并不相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害怕帝国的扩大会使得匈牙利人的比例和影响变小，因此，匈牙利长期反对增加军费，导致奥匈帝国的国防开支相比其他欧洲强国相距甚远。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不同的组成单位经常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族群的军队的效忠程度也是参差不齐。在移民问题上，匈牙利希望本国的非马扎尔人对外移民，从而增强本族群的主导地位，而帝国自然不希望大量的青壮年都移民到海外^〔36〕；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为了国家财政分担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矛盾，双方就财政分担问题每十年就谈判一次。1867年奥地利的份额确定为70%，匈牙利为30%。1876—1877年的谈判中这一比例作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微小改变（奥地利68.6%、匈牙利31.4%^〔37〕），1907年的协议谈判以进一步修改为奥地利63.6%、匈牙利36.4%的比例告终。^〔38〕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自治王国之间的扯皮和推卸责任，严重地限制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https://www.daowen.com)

梅特涅时期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局限于维持现有的势力范围和扮演协调人的角色，这本质上是因为认识到了奥地利因为族群矛盾和君主专制自身所具有的巨大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得俄奥同盟具有了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因为自己的恐惧和贪婪，背叛了俄奥同盟，使得自己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被排挤出意大利和德意志。不仅如此，俄奥关系的恶化还使得奥地利所面临的国内族群矛盾制约更加凸显。在俄奥同盟仍存在的时候，奥地利可以通过劝说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保持克制，从而避免这一地区的泛斯拉夫运动威胁到本国的安全。但是，俄奥同盟瓦解以后，奥地利更加只能依靠土耳其来镇压巴尔干的民族运动，而这又导致它与俄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中欧地区复杂的民族组成使巴尔干地区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影响这个貌似强大的奥匈帝国。”^〔39〕“巴尔干地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必然会影响帝国境内的民族平衡，在一个民族主义势力张扬的时代，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不得不拖着庞大而虚弱的躯体蹒跚前行。”^〔40〕

在巴尔干地区，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在奥匈帝国内部找到人数众多的同族。对于奥匈帝国内部没有获得平等地位的少数族群来说，他们很容易受到巴尔干地区民族运动的影响，希望与外部的同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奥匈帝国特别担心的塞尔维亚问题为例，“塞尔维亚（也是土耳其的一个附庸国）是奥地利难以攻克的难题。自1868年以来，米兰王子的塞尔维亚统治家族一直是亲奥地利的，但在整个国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亲俄国的分子。奥地利主要担心的是，在俄国的庇护下，塞尔维亚将吸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邻国省份，从而建立一个独立的大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国家将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内所有南斯拉夫人吸引的焦点”^〔41〕。正因为如此，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Julius Graf von Andrassy）说：“土耳其的存在几乎是一种天赐神助的安排。它保持小国现状，阻止他们的野心，这明显符合我们的利益。假如没有土耳其，那些沉重的义务都将落到我们的头上。”^〔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