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国。它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控制了全球贸易通道上的战略据点，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工厂”。英国崛起有运气的成分——地理大发现逐步使得国际贸易航线向大西洋转移，而英吉利海峡确保了英国的安全，使英国不需要维持一支规模巨大的陆军。但是，英国的崛起和霸权地位的获得，更多靠的是首先完成的自由主义政治革命，以及英国政治家的明智战略。这种明智的战略体现在英国能够合理地界定本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并且依据实力关系与秩序关系确定自己的主要对手。19世纪英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逐步建立了一套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发挥英国的领先工业优势，并使得伦敦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2）控制了范围广大的殖民地，培育了一批以英国移民为核心的自治领；（3）打压有可能控制欧洲大陆的强国和试图挑战英国海军优势的强国，依据实力关系与秩序关系来判断英国与该国的战略利益关系。这些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英国的霸权利益。通过在全球经济秩序、殖民秩序和海上秩序上的优势，英国既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又能最大化地促进英国的繁荣、提升英国的国际地位。
从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到德国完成统一之前，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能够对英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实质挑战的国家。英国通过灵活地调整与大陆强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维持法国、普鲁士（德国）、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均势、让它们彼此牵制，而英国则在形式上保持“光荣孤立”。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俄国成为了挑战英国均势战略的主要对手。依靠与普鲁士、奥地利之间的君主专制国家联盟，俄国一度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并试图肢解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海峡、冲出地中海。英国联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并拉拢奥地利，使之背叛了俄国。德国统一完成之后，欧洲大陆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是说大国的数目发生了变化，而是德国和俄国都逐步拥有了挑战英国的实力，同时，美国的快速崛起也对英国的霸权实力地位构成直接的挑战。
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逐步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它意识到美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而在国际秩序方面英美两国相对来说共同利益更多。当然，和解的前提是英国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支持美国逐步获得在美洲和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通过英美和解，英国实际上为自己的霸权秩序地位找到了一个接班人。英国对德国和俄国的政策经历了相反的变化过程。在德国统一之后的20年中，在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英国和德国一度维持了良好的关系。英国借助德国来制约法国和俄国的殖民扩张和地区野心。俄国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耻辱后，奋发图强，进行了国内改革，废除农奴制，工业化也快速推进。法国和俄国的结盟，更使得俄国拥有了与英国争霸的底气。19世纪八九十年代，英俄矛盾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是，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和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英德关系逐步恶化，英俄矛盾却在法国的协调下逐步得到缓解，英俄两国最终签订了《英俄协约》。到了1906年后，德国已经被明确为英国霸权地位的主要对手。依靠英法俄协约，英国可以继续全力投入海军建设，在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德国想要依靠海军竞赛来拖垮英国的想法没有实现，反而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战略上也处于不利境地。
英国在19世纪的外交成功并没有能延续到一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已经元气大伤，实际上丧失了霸权实力地位，霸权秩序地位也岌岌可危。一方面，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无力再提供维持一种开放国际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等思潮正在剧烈地冲击着已经过时的、不具有合法性的殖民体系。对英国霸权地位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法国，而是来自国际体系中的异质性力量，例如发生了苏维埃革命的俄国、正在崛起的纳粹德国，以及反殖民主义的世界政治思潮。英国试图干涉俄国的革命，但最终却失败了。同时，英国致力于扶德抑法，把法国当作对于欧洲均势的主要威胁，最终又促成了纳粹德国的发展壮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霸权的时代也就彻底结束了。如果英国能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阻止通过对德国过于苛刻的《凡尔赛和约》，或者能够坚决地抑制纳粹德国的扩张，那么英国的霸权地位或许还能再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总的来说，面对着拥有巨大经济规模的美国和苏俄，英国这样一个岛国占据霸权地位的时代迟早都会是过去式。
对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考察证明了位置现实主义预期的合理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是按照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来确定欧洲大国对英国霸权地位的威胁程度，并依据战略利益关系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英国的案例也说明，对于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的把握并不容易。如果错误地估计了各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那么即便知道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是什么，也可能会错误地选择自己的盟友和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外交正是犯了这样的战略错误。
【注释】
〔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2〕同上书，第100页。
〔3〕同上书，第99页。
〔4〕转引自武鸿钧、王小强：《浅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载《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55页。
〔5〕［英］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6〕转引自时殷弘：《二十世纪回顾——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7〕扬云、刘书林等编：《近代世界重大问题理论探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8〕信丹娜：《英国均势外交政策探析》，载《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0—21页。
〔9〕张勇：《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载《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70页。
〔10〕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0页。
〔11〕［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薄智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12〕［美］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51页。
〔13〕这一结盟是为了干涉奥斯曼帝国与埃及苏丹之间的冲突。
〔14〕［英］J.P.T.伯里编：《新版剑桥世界近代史：欧洲势力的顶峰1830—187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70页。
〔15〕同上书，第340页。
〔16〕同上书，第364页。
〔1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历史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18〕［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19〕这两个海峡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入口。
〔20〕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1〕同上书，第133—135页。
〔22〕［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山西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47—456页。
〔23〕保加利亚危机期间签署，旨在共同对付俄国。1887年3月，英国、意大利与奥匈帝国签署《第一次地中海协定》，维持地中海现状。协定规定一旦现状不能维持，应采取措施，以使现状的变动对条约签署国有利。1887年12月，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三国与土耳其联合，维持近东现状，规定土耳其不得让渡保加利亚的主权，确保土耳其的独立等。但是，英国始终坚持不做明确承诺、不建立同盟关系的立场。Colin L.Smith，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White at Constantinople，1886—189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68.
〔24〕［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可能由于原始数据的差异，小约瑟夫·奈和李工真关于1913年德国工业产值占世界比重的数据稍有差异，奈的为15%，李工真的为16%，但这并不影响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判断。
〔25〕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https://www.daowen.com)
〔26〕［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27〕［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106页。
〔28〕Stephen R Rock，Appeaseme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2000，p.35.
〔29〕William Hill，“The First Stages of the Tariff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8，No.6，1894，p.86.
〔30〕H.Feis，Europe：The World's Bankers，1870—1914，New York：Norton，1965，p.23.
〔31〕Stuart Anderson，Race and Rapprochement：Anglo-Saxonism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894—1904，East Brunswick，NJ：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1，p.131.
〔32〕Alan P.Dobson，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f friendship，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Routledge，1995，p.17.
〔33〕1869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谈及原因时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与美国的不友善关系使我们在欧洲的行动无能为力。”参见［英］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1815—1885）》，刘玉霞、龚文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34〕Lionel M.Gelber，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A Study in World Politics，1898—1906，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p.54.
〔35〕A.E.Campbell，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5—1903，London：Longman's，1960，pp.4，36.
〔36〕C.J.Lowe，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London：Routledge & K.Paul，1967，p.94.
〔37〕［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页。
〔38〕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第348页。
〔39〕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
〔40〕辛益：《意大利近代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41〕同上。
〔42〕Ian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1894—1907，London：Althone Press，1966，p.174.
〔43〕Hamish Ion，“Towards a Naval Alliance：Some Naval Antecedents to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854—1902，”in Phillips Payson O'Brien，ed，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1902—1922，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4，p.35.
〔4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45—147页。
〔45〕David Steeds，“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2—23：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in Ian Nish and Yoichi Kibata，eds.，The History of Anglo-Japanese Relations，Vol.1：The Political-Diplomatic Dimension，1600—1930，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p.208.
〔46〕［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石炜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88页。
〔47〕［英］P.J.马歇尔主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第73页。
〔48〕卜婷：《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载《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第112页。
〔49〕1870—1914年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国际金本位制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体系。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由于当时英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在金本位制度的全盛时期，黄金是各国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英镑则是国际最主要的清算手段，黄金与英镑同时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储备。英镑之所以与黄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当时英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张新颖：《英国霸权下的国际金本位制——从霸权稳定论看1870～1914年的国际货币体系》，载《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67—69页。
〔50〕［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51〕［英］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第1卷），山东大学外文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6页。
〔5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244页。
〔53〕卜婷：《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第113页。
〔54〕［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何江、张炳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55页。
〔55〕徐煜：《一战后远东角逐中的英美关系》，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48—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