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
虽然本书实证部分的研究时段限定在19世纪，但是考虑到英国霸权的完全结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为了更充分地考察英国大国外交政策的后续发展是否仍然与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假设一致，我们在这里继续考察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及其结果。
1914年到1945年是英国霸权地位衰落和终止的时期。从19世纪后期开始，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和美国，英国的工业地位就有了相对的滑坡——制造业产量滑落到世界第二位，但是它的总体工业化水平仍然是最高的，而且拥有总吨位超过100万吨的海军舰队，是其他任何两个强国海军总吨位的总和。从表面看，“英国在一战后达到顶峰，它占据了实际上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和近四分之一的全球人口，是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的三倍多。俄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延续时间或许最长，但它从未像英国那样将触角伸向全球，而在十九世纪初英国就已超越了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46〕。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潜在的最重要的世界大国。德国因军事战败，而俄国因十月革命被削弱，但充其量是暂时的。在英联邦自治领、印度和埃及，民族主义潮流在壮大。民族主义与强有力的大英帝国不可能并行不悖”〔47〕。表面上风光无限的霸权国其实已经千疮百孔、危机重重。从实力地位的角度来看，英国在一战以前处于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上，但是战争使英国的实力大受削弱，英国在战争中的军费开支为80多亿英镑，约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被用于战争。一战之前，美国欠英国债务20亿美元，战后英国反欠美国42亿美元。英国不仅成为美国的债务国，而且其世界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动摇，英国在战争中损失了约87.5万人，70%的船只被击沉，占据了250年的海洋霸主地位不可避免地失去了。〔48〕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本质上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霸权国，虽然表面上应该还维持着金本位制〔49〕、广大的殖民地和强大的海军。但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日本强烈主张的“种族平等”，以及正在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都对英国的霸权秩序地位构成冲击，19世纪的殖民体系已经风雨飘摇。印度在英国的殖民体系中具有最大的战略意义，但是为了得到印度的支持，英国不得不答应在一定时机同意印度独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战争最终彻底摧毁了全球殖民体系和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甚至连欧洲也丧失了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地位。严格地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30多年内，国际体系中并没有明确的霸权国，只有依然想维持霸权地位的英国和希望成为新霸权国的纳粹德国。而英国在一战后外交政策所犯的错误，是加速它霸权地位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著名外交家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政治家对大势所趋的看法可成就他们的事业，也可使他们一败涂地。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领袖们未能明察摆在眼前的长期威胁。”〔50〕
对于一战后的英国来说，它依然秉持的是19世纪的旧思维，即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从而将制衡、打压的对象瞄准战胜国法国。表面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对德国提出了巨额赔款要求，还要求享有萨尔煤矿的开采权。法国也因此获益颇多。问题是，法国在一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其中包括将近500万军民伤亡，而且战场的很大一部分在法国境内。因此，战胜国法国已经是一个相当虚弱的状态。不过，英国政治家对于欧洲大陆力量结构和各国整体国家利益目标的判断显然出现了重大失误。德国尽管在《凡尔赛和约》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陆军被限定不得超过10万人，战列舰不能超过6艘，但是德国的资源基础、工业潜力在欧洲仍然是第一流的，并且拥有6000万的高素质人口。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他们并不认为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因为德国在战场上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失利，只是因为美国的参战以及水兵起义导致了德国宣告投降。英国人虽然意识到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将会导致德国的复仇情绪，但是却既没有阻止这一条约的通过，在条约通过后也没有想办法去尽可能削弱德国重新崛起的能力。(https://www.daowen.com)
英国政治家的设想是，通过对德国一定的扶持，制衡当时欧洲大陆上的法国以及抵御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主义的扩张。时任保守党议员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回忆说：“在战后最初那些年代里，德国未来的军事力量是一件那样不值得惊恐的事情，以致使英国的许多政治家以更大的怀疑看待法国的优势。”〔51〕也正如1920年英国内阁一份文件所阐述的那样：“德国对我而言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不仅因彼我间的贸易，更因它是俄罗斯情势的关键。”〔52〕英国认为，如果德国经济由于赔款而一蹶不振，将不利于战后的欧洲经济复兴，也不能给英国的工业带来巨额利润。其次，地处中欧的德国如果能在经济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兴，那将有助于平衡咄咄逼人的法国力量。再次，德国经济的衰落和伴随而来的工人运动的兴起，也使得英国担心德国可能因此转而倒向苏俄，导致苏德联合反对西方，这将对凡尔赛体系构成严重威胁。〔53〕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法国是欧洲大陆的强国，但是法国是当时凡尔赛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与英国具有相同的全球性与地区性国际秩序利益。法国并不是英国残余霸权地位的主要威胁。从法国方面看，尽管法国在一战后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一支陆军，但法国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是遏制德国的复兴，维护对自己有利的凡尔赛体系。一战后的法国其实已经衰退为一个非争霸国。因此，法国并不是凡尔赛秩序的挑战者和曾经对英国整体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威胁的那个拿破仑法国。相反，法国害怕被英国抛弃，因为它担忧单靠自己对付不了德国。对于法国来说，它意识到德国迟早会是它新的可怕对手，因此它只会把自己与英国绑在一起，在现实中也是如此。1936年3月8日，英国国防大臣对德国驻英大使说：“英国人民虽然准备在德国入侵法国领土时为法国而战，但不会因德国被迫占领莱茵而付诸武力。英国人民很少了解非军事化的规定，大多数英国人民有如下的看法：他们不会反对德国人民重新占领德国自己的领土。”〔54〕当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使莱茵区重新军事化之后，由于得不到英国的支持，法国就不敢单独采取行动。
由于将法国作为英国霸权地位和可能危害欧洲均势秩序的主要对手，英国政治精英们在一战后有过许多让人不解的迷思。例如，他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推到法国身上，认为是法国为了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有预谋地引爆了这一场战争，把英国也拖进去，导致了100万英国人的死亡。许多英国人相信，德国人才是他们天然的兄弟，而且英德两国一直有着亲密的关系。为了制衡法国、扶持德国，英国人又十分看重美国的作用，并为此不惜放弃了英日同盟。美国以支持爱尔兰独立和战争债务问题相要挟，逼迫英国于1921年1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美国蓄谋已久的《四国条约》，拆散了英日同盟。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无奈地承认：“大英帝国需要英日同盟，但是它更需要降低军备和美国的友好。”〔55〕由于《凡尔赛和约》给德意志民族造成的深刻的仇视心理，希特勒这样的狂人得以上台。希特勒政权的上台其实使英国除了与法国结盟就别无选择。希特勒德国要建立的是大一统帝国，根本不承认其他国家合法的生存权利，所以，从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的角度来看，纳粹德国是一个颠覆性的挑战者和争霸国。对于英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而言，它的威胁才是最大的。尽管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在一战后是向法国倾斜的大致均衡的结构，但是威胁的分布却是不一致的。而且，威胁旧有秩序和不承认别的大国合法生存的国家是明显的。
一战后的英国沉迷于19世纪欧洲均势政策的成功之中，无视自己力量的衰弱和整个体系已经发生的变化，推行了扶德抑法的政策。它简单机械地以为，欧洲力量的天平向战胜国法国倾斜，那么威胁就主要来自法国。这说明，英国在一战后确定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关系时，仅仅考察了实力关系，而没有认真考虑纳粹德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挑战。即便是对于实力关系的考察，也过分夸大了法国的威胁，无视了德国的潜在力量优势。英国扶德抑法的外交政策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慕尼黑协定》，根本原因在于它并没有意识到纳粹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明确的争霸国。一战后英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一直停留在维持一种“虚幻”的欧洲大陆势力均衡，无视国际体系中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管是新崛起的纳粹德国，还是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它们都是与其他大国有着巨大的制度性差异的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差异。扶德抑法这样一种错误的政策，不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带来了它后面持续的对德绥靖政策，把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拖入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