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奥地利外交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种旨在维持和平与现状的防御性政策。奥地利希望避免破坏巴尔干地区微妙的力量平衡。“在这一点上，它的政策是和平的、防御性的。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积极的策略来处理南斯拉夫民族主义问题。”^〔14〕问题在于，梅特涅下台之后，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很快就没有能抵制住向巴尔干地区扩张的诱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的贪心与误判根本性地恶化了与俄国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神圣同盟”与维也纳体系的解体。(https://www.daowen.com)

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九次俄土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是所谓“圣地保护权”问题，即对耶稣墓地耶路撒冷和耶稣出生地伯利恒大教堂的保护权。这是拿破仑三世所设计的一个陷阱，最终目的是离间英俄关系和俄奥关系，打破维也纳体系的束缚。在法国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屈服了，这自然引发了俄国的强烈不满。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最终拒绝了俄国的漫天要价（不仅承认俄国对土耳其治下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还要从门的内哥罗撤军）。1853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法国方面要挟奥地利：如果奥地利保持中立地位，那么法国就将支持撒丁王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奥地利的恐惧和贪婪使得它最终作出了错误的外交选择。这种恐惧当然有对法国可能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恐惧，也有对俄国控制黑海海峡和土耳其被决定性击败的恐惧，而贪婪则是希望借机在巴尔干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正是奥地利的恐惧和贪婪断送了俄奥同盟关系。在克里米亚战争前，俄奥同盟是法国颠覆维也纳体系的主要障碍，“只要俄国忠于维也纳体系并在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想打破1815年的安排几乎不可能”^〔15〕。因此，克里米亚战争是奥地利外交政策与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