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对外政策
随着俄国实力的增长，以及俄国不断膨胀的领土野心，俄国与其他欧洲强国之间的摩擦、矛盾乃至战争时有发生。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及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俄国吞并了克里米亚，强化了在欧洲尤其是东欧的影响力。基于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可以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的外交政策作出很好的解释。法国是俄国的宿敌，一直和土耳其、波兰以及瑞典来包围削弱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法国和俄国这一时期都是潜在争霸国，它们的着眼点都在于欧洲的主导秩序地位。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小，秩序关系也十分紧张。随着拿破仑法国的崛起，俄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也不得不与法国结盟，加入所谓“大陆封锁”体系。大陆封锁体系有利于俄国的制造业，但是对俄国的出口商和地主阶级构成了损害。与拿破仑法国的短暂和解也有助于恢复俄国的实力，以及在其他方向的领土扩张。但是，“法国反对俄罗斯控制多瑙河各公国，反对俄罗斯在地中海东部拥有基地，不允许俄罗斯插手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拿破仑对中东欧政治的重新安排也激起了俄罗斯的敌意。”〔62〕法俄之间的决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失败了，法国在1812—1815年的反法战争中被英国组建的反法同盟击败。
相应地，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一直是俄国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法国。除此以外，俄奥两国都是君主专制国家，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而俄国对于具有潜力成为地区大国的普鲁士的警惕，也是俄国在普奥争夺德意志事务主导权过程中支持奥地利的重要因素。与英国的海军优势不同，普鲁士拥有强大的陆军，这意味着普鲁士有可能成为欧洲主导实力地位和主导秩序地位的有力争夺者。在19世纪的前半叶，俄国和奥地利的联盟一直是俄国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维护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阻止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构成了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的共同（国际秩序）利益。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后，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建立了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并成为了所谓“欧洲宪兵”，部分地获得了在欧洲大陆的主导秩序地位——直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丧失这种地位为止。1848年欧洲发生自由主义革命以后，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在欧洲大陆面临普遍的危机。奥地利甚至已经无法平息国内的叛乱。1849年5月，奥军被赶出匈牙利，哈布斯堡王室被宣布废黜，匈牙利成为独立国家。俄国所关心的是恢复奥地利的强大，重新确立它在德意志的地位。为了镇压匈牙利革命，沙皇派遣了14万俄军进入匈牙利，到8月中旬就已经获得全面胜利。当然，不排除俄国对奥地利的这种大力支持也有其他战略上的考虑，例如阻止德意志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从广泛一些的范畴来看，俄国人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持奥地利作为一个强国，从而恢复德意志内部的平衡。”〔63〕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对于俄国来说，它的主要对手并不是在欧洲操纵均势的霸权国英国，这一点俄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考察这一时期的俄国对外政策，我们可以发现，俄国致力于维持与全球霸权国大英帝国的良好关系，却对正在快速崛起的普鲁士抱有疑虑和警惕。在维也纳会议上，英俄两国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利益有分歧，但是对于法国的处理却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即维持法国的完整和大国地位。对法国的宽大处理，从英国的方面来说是可以牵制俄国和普鲁士，而从俄国的方面来说是可以牵制英国和普鲁士。虽然具体目标可能针锋相对，但是两国都支持维也纳体系。这也说明，俄国此时并没有同英国争霸的想法。在维也纳会议上，从1815年到1848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联手普鲁士和奥地利打造了一个“神圣同盟”，通过集体会议讨论和授权个别国家的方式来解决欧洲问题。所谓欧洲问题其实就是各国可能出现的自由主义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俄国通过“神圣同盟”得以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并于1818年把法国也纳入进来。英国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但是英国代表参加了神圣同盟的各次会议。“神圣同盟”所带来的欧洲协调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俄国凭借强大陆军实力继续向西扩张、统一欧洲大陆的野心。事实上，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中，英国和俄国都一致支持奥匈帝国，英国甚至督促俄国出兵相助。(https://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之间围绕着全球殖民地的冲突还不显著，当时两国外交的重心都在欧洲大陆。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在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以保守和节制作为主要特点的，维护欧洲均势是当时主要大国的基本立场。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欧洲大陆的领土格局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俄国所主导建立的“神圣同盟”是为了镇压欧洲正在蓬勃出现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并不是为了在欧洲的领土扩张。维护欧洲的君主专制秩序，与俄国的其他国际秩序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例如，1821年开始的希腊独立战争就让俄国当局感到左右为难：土耳其是帝国长期以来的敌人，但俄国又有义务维护欧洲的现状。在不久之后的埃及苏丹反抗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成同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厌恶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总的来说，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前，俄国还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势力，对于捍卫专制秩序的重视超过了它对于地区主导地位的追求。这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英国与俄国在地区秩序上的冲突。1822年，神圣同盟成员国同意沙皇在俄国西部边境成立一支10万人的神圣同盟后备军。
因此，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俄国的关系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总体来说两国关系中合作多于竞争。如前所述，这一时期英国总的态度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对此两国立场基本一致。当然，俄国与英国在如何处理土耳其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而且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明显分歧。英国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表性国家之一，而俄国则是专制制度的堡垒以及各民族的大监狱。英国领导人对于俄国的崛起及其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保持警惕，而英国民众也不满意俄国的专制捍卫者的角色。19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在土耳其的商业利益快速增长，1853年，英国销往奥斯曼帝国（包括多瑙河各公国）的工业品总量，已经是英国销往俄国的工业品总量的两倍多。土耳其正在取代俄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最大主顾，同时又是英国农产品的供应者。这就使得英国与俄国在如何处理土耳其的问题上矛盾日益尖锐。俄国希望的是肢解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而英国主张的是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俄国所争夺的还是欧洲大陆的主导秩序地位，而不是要挑战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从全球视角来看，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俄国在中亚地区进行了扩张，但是，一直到1865年俄国攻下塔什干之前，它并不能对英属印度构成威胁。
总的来说，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克里米亚战争发生期间，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并不紧张，秩序冲突也基本可控。英国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总体国家财富远远领先于俄国。俄国虽然实力强于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但是并不能往西一统欧洲大陆，只能是通过扶持奥地利来制衡普鲁士、防止中欧出现一个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强国。因此，作为潜在争霸国，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主张对法国的宽容态度，又将俄奥同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俄国与英国之间存在潜在的国际秩序冲突，双方都不愿意对方主导欧洲，反而加强了欧洲的地区均势秩序，从而出现了所谓“欧洲协调”。俄国与英国关系的转折点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不管俄国人对于土耳其帝国正在来临的崩溃和瓜分谈了多少，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的实际政策是维持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保护黑海的缓冲国；而这个政策的必要条件是土耳其必须对俄国比对其他强国更加敬畏。”〔64〕“尼古拉需要一个俯首听命的土耳其，以保障俄国的安全；拿破仑需要胜利，以维护他在国内的地位；英国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土耳其，以确保地中海东部的安全。”“一旦国威之争开始，尼古拉、拿破仑、英国政府，谁也不能后退。”〔65〕与其说克里米亚战争是英俄两国围绕着近东问题所发生的地区秩序冲突，还不如说是拿破仑三世处心积虑挑唆、意图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俄国在过去40年中充当着“欧洲宪兵”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它主导着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而克里米亚战争使得俄国一直倾注极大心血的“神圣同盟”和“欧洲宪兵”角色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