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系与外交政策
位置现实主义从国际体系位置的角度界定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如前所述，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四类大国：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非争霸国（即纯粹的地区性大国）。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在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争霸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潜在争霸国的整体国家利益首先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条件成熟（实力至少达到霸权国实力的80%）时再谋求霸权秩序地位；非争霸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地区主导秩序地位，以及获取、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区主导实力地位。因此，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在于谋求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合理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
位置性现实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理论，旨在为大国的外交政策提供理性的假设，因此所强调的是合理的位置目标。当然，在现实中，国家未必会依据位置现实主义的教导去合理界定本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由于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本书并不试图对此展开讨论。从位置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不合理的位置目标只会带来损害。基于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国家，尤其是大国，可以对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有一个根本性的界定，从而制定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大战略。从最基础的双边关系角度来看，国家间的战略关系——盟友还是对手——取决于两国如何界定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以及这两种整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整体国家利益是国家衡量与他国战略利益关系、制定相应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不同具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相应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
整体国家利益是判断哪一种具体国家利益优先的基本依据，整体国家利益的实现又可以促进具体国家利益的实现。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经济力量是综合国力的基础，良好的社会治理又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谋求霸权实力地位，首先在于发展经济力量和治理现代化。经济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增长，虽然会引发其他大国的担忧，但只要不是过分追求进攻性的军事优势，采取防御性的国防姿态，那么相对来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所带来的好处是远远超过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提升了，军事力量自然会增强，国家更加安全，财富和国际地位也增加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把获取霸权实力地位作为整体国家利益，总的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上采取“搭便车”的策略，因为经济实力才是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力的基础，而且，作为潜在争霸国，过早、过度发展军事力量只会引发霸权国美国对日本是否要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担忧。如果经济实力不断增长，那么日本的综合国力也会不断加强，安全上更有保障，国民可以支配的财富越多，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也更受尊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样着眼于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不急于当头，把“四个现代化”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这与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界定是高度一致的。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实施了“百万大裁军”，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短期来看，虽然把更多资源投入经济发展会减少在国防方面的开支，但从长期来看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相应地，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维护和扩大中国的经济利益，获取经济利益的大小应作为衡量对外政策合理性的主要标准。〔72〕之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用位置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最终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国家的各项对外内对外政策都应为这一根本目标服务。如果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于本国的实力发展有利——就如自由贸易体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那么就应该接受、支持这些国际秩序，而不应该盲目地另搞一套。〔73〕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中国努力融入而不是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与美国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伙伴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对于那些具体的国家间利益关系，可以有很直观的认识，就如中国和日本围绕着钓鱼岛领土主权展开的冲突、中国和欧盟围绕贸易关系中的反倾销问题的冲突，等等。但是，这些具体利益冲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必须放到基于整体国家利益概念的战略利益关系框架中来认识。当双方的战略利益关系一致时，这些具体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会下降，相应地，国家采取的具体外交政策行为也会更加缓和。例如，尽管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十分不满，但这并未影响到双方在战略上的同盟关系，贸易摩擦所引发的对抗没有外溢到其他领域；尽管美国和日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中围绕着农产品关税的问题存在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双方有耐心地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便是存在领土上的争端，2017年的洞朗争端后中印战略关系的改善也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相关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具体领域内的国家间利益关系不重要；恰恰相反，当两个国家在战略利益关系层面没有明确结论时，这些具体领域内的合作或者冲突可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领域内的利益关系呈现出合作性高还是冲突性高的状况，也会影响到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变化，而这种在具体领域内的利益关系虽然依赖于客观的利益现实基础，但国家所采取的外交策略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华盛顿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与中美交流基金会在2014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就明确建议说：“中美在朝核问题、气候变化、能源、人道主义援助、海上安全、灾害应对、打击贩毒和网络安全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关切，建议两国在上述领域开展更紧密和具体的合作，达成战术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术信任会转变为战略信任。”〔74〕通过加强双方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内的合作，减少和降低在利益竞争的领域内的冲突，有可能为国家间战略利益关系的改善提供重要的帮助。
从最基础的双边关系角度来看，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取决于两国如何界定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以及这两种整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安全、财富、威望这些并不一定是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大国维护安全、获取财富想要实现的是自己在国际体系（在地区和全球体系的实力结构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个让自己感到满意的位置。当然，这个需要维护或者获取的位置应该是合理的、不脱离自身相对实力基础的，否则就不会是真正的国家目标构想而只是痴心妄想了。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位置性的整体国家利益，国家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于安全、财富和国际威望的追求。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它们都满足于作为美国盟友的角色，大多数情况下愿意在国际秩序中接受美国的领导，并不寻求完全独立的安全保障。通过结合整体国家利益和具体国家利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对于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和策略有比较全面、准确而简洁的分析和解释。不管是战略利益关系还是具体利益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从国家利益界定向外交政策行为的逻辑演进中，其中必然的一环就是利益关系。仅仅认识到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不足以解释和制定国家的对外政策；只有当我们能够清晰地界定本国与其他国家在整体上和具体领域中的利益关系时，国家利益的概念对于外交政策的塑造作用才能被说清楚和适当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