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国家利益：霸权利益理论的探索
显而易见，具有不同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不可能追求同样的位置性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和新加坡都是发达国家，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有各自不同的整体国家利益，大战略也不一样。美国的大战略是捍卫自己的霸权地位，英国的大战略是追随美国、保住地区大国的地位，新加坡的大战略是平衡外交、做东亚地区的协调者。无论是国力强盛的国家，还是国力衰落的国家，都要根据相对实力的变化重新确定自己的利益目标和利益范围。国力增强的国家自然感到国家利益的范围在扩大、内容在增多、目标在提高，应该更积极地参加国际事务。〔37〕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最重要的经验预测就是，长期看来，国家占有的相对物质实力资源会塑造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和范围：随着实力的增长，国家会寻求更大的海外影响力；一旦实力下降，它们的行动和野心又会随之收缩。〔38〕因此，在界定整体国家利益之时，需要对国家进行分类。“大国”这一概念本身是许多种国家的集合体，全球性大国又是这个集合体中最重要和特殊的一类。全球性大国必须是能够实现全球力量到达并且对全球局势发挥实质性影响的国家。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是明确的全球性大国，俄罗斯和中国严格来说只能称为“准全球性大国”。尽管俄罗斯在中东、中亚地区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是俄罗斯在非洲、拉美和东亚作用有限，这自然限制了俄罗斯的全球性大国地位。
在全球性大国中，霸权国又无疑是最特殊的一类。目前对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新自由主义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拥有霸权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一国如若具备所有这些因素，它一定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39〕。而按照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的说法，“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需要有领导，起领导作用的将是这样的国家，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准备按照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他国家确立行为准则，力求其他国家遵循的那些准则，为该体系承担超过应有份额的负担，特别是，在该体系处于逆境的时候，通过接受该体系的过剩商品，维持投资资本的流量和将它的商业票据贴现等措施，来支持该体系。英国迄至1913年的一百年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至1963年征收利息平衡税这段时间，正是起着这样的领导作用”〔40〕。这些概念界定都突出了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分析现有的界定霸权国整体国家利益的研究，可以为界定其他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提供借鉴。到目前为止，从国际体系位置的角度出发界定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并使用这一概念来解释霸权国在某个问题领域的对外政策，这方面的努力首推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一书。秦亚青教授在书中雄辩地指出：“美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根本或整体国家利益？我们是否必须在每一个实例中都要重新定义美国国家利益，并将其与美国国家存亡联系起来？”“概括地说，国家利益要作为有意义的分析变量，必须具备整体性和稳定性。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整体国家利益。”秦亚青先生认为，应该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出发来界定国家利益，“国家依其相对实力考虑可能和不可能的国际行为，以其在系统结构中的位置定义国家利益”〔41〕。
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秦亚青教授提炼出对霸权国整体国家利益的位置性定义，也就是依据美国在国际结构（国家间相对实力分布）中的霸权地位来定义。秦亚青教授的论述在这里值得大段引用：“战后的国际系统结构基本上是一个霸权结构。美国是这个结构中的霸权国，它的思维和行为均是以霸权地位为基础的。……虽然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是，正因为美国的特殊地位，它的整体国家利益中必定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内核。……因此，系统层次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可靠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发现美国对外支持行为的一些实质性东西。”〔42〕“只要霸权国能够保持霸权地位，它的国家安全、经济财富、意识形态观念、社会价值观念等等也就得到了保障。所以，霸权护持代表了霸权国的整体社会利益，这就是国家利益概念的整体性。同时，在整个霸权时期内，护持霸权地位会自始至终地被霸权国当作根本利益。只要霸权系统没有崩溃，霸权国地位没有根本改变，护持霸权地位就是霸权国的最高国家利益。这就是整体国家利益的相对稳定性。”〔43〕
从这样一种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出发，秦亚青教授具体考察了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既然维持和巩固霸权实力地位（hegemonic power position）是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那么，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就成为判断双方战略利益关系是否紧张的主要标准。如果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缩小，那么美国将会感到自己的霸权地位正在受到威胁；如果实力差距扩大，那么这种威胁就会下降。应用到国际武装冲突这一领域中，简单地说，霸权国将会在冲突中反对那些和自己实力比较接近的、可能挑战这一地位的国家，而支持这些全球性或者地区性挑战者的对手，从而消耗其实力、降低其威胁。因此，简单地说，在秦亚青教授的霸权护持（hegemonic maintenance）模式中，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从其实力地位的角度出发来界定的。霸权实力地位构成了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在国际军事冲突行为中支持谁、反对谁这样的战略行为，而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关系则是连接国家利益和战略行为（外交政策）之间的中间逻辑或者说因果机制。事实上，其他许多现实主义学者也谈到了实力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明确把霸权实力地位作为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
笔者在《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演变（1945—2005）》一书中所提出的霸权利益理论（theory of hegemonic interest）结合了新现实主义中国际结构与国际秩序理论的内核。霸权实力地位的概念来源于秦亚青教授的霸权护持模式，国际秩序层面的霸权制度地位（hegemonic institutional position）则是霸权利益理论所做出的新发展。霸权利益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和秩序层面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结构层面，霸权国远远强于其他大国，与之存在很大的实力差距；在秩序层面，霸权国在大多数关键性的国际制度中渗透了有利于自己的原则和规范，在决策程序中也往往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投票权。霸权国在国际体系结构层面和秩序层面的这两种地位（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构成了霸权国的两种整体国家利益，而且两种利益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促进的联系。
当霸权国的霸权实力地位稳固时，别的国家不太可能有胆量公开地对霸权国发动战争或者其他安全上的攻击，因为这意味着要与国际体系中的最强者为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霸权国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和声望使得其他国家不敢轻举妄动。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所强调的，威望（prestige）而非实力才是国际政治中的货币。国家并不需要频繁地展现军事力量或者威胁他国来获得让步；在国际谈判的背后是已有的威望等级认识。什么是威望？在吉尔平看来，国家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44〕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实力给其他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别的国家与美国在讨价还价时，它们会时不时地考虑到激怒美国的后果。对威望的认识虽然含蓄但作用不小，它是象征实力的“国际政治货币”。考虑到霸权国的实力地位，大多数国家会努力与之发展出一种良好的关系，获得“搭便车”的机会或者其他的收益，例如进入霸权国的国内市场，以及获得军事、经济援助等。因此，霸权国的盟友数量一般来说也比其他国家多，能获得的国际支持也最多。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霸权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https://www.daowen.com)
霸权国是否拥有在国际秩序层面的优势地位依赖于它的霸权实力地位是否稳固。一般来说，霸权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霸权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秩序中获得主导地位，是因为国际社会需要霸权国家的领导或者说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日程制定、动员、决策、管理和创造发明等——这些都是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45〕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结构的变迁，其他的大国也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物品，霸权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将会引起它们的不满，霸权国甚至会面临它们的直接挑战。“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46〕霸权实力地位的衰落，也会引发霸权国盟友的焦虑，它们可能会选择更换自己的联盟对象，转投新兴大国的阵营。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战争发生的最重要诱因是大国之间尤其是霸权国和挑战者之间实力的接近。当两者力量开始持平（power parity）的时候，战争的风险是最大的。当然，前提是挑战者对现存国际秩序感到不满，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47〕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霸权国家一般拥有最多的盟友和最多的国际秩序权力，但是，在单极、两极和多极体系中都存在霸权国，而不同结构下霸权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所拥有的盟友和国际秩序资源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在一个单极体系中，单极国家同时也是霸权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非常大，对霸权国的制约就很少。美国学者威廉·沃尔福思和斯蒂芬·布鲁克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冷战后美国所具有的单极地位，虽然其他一些国家有时采取制约美国的行动或者发表一些制衡的言辞，但实际上我们很少能找到经验证据来支持所谓“软制衡”的问题。〔48〕相比之下，在多极体系中，各国的行动空间就大得多，挑战霸权国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就如本书有关19世纪大国外交政策的实证研究所表明的。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就经历了数次重大的挑战，而英国不完全的霸权地位，意味着其他大国拥有更多的战略自主性。两极结构中，霸权国的主要对手是另外的一极。当然，较弱的一极可能扮演争霸国的角色，也可能不扮演争霸国的角色。如果霸权国能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甚至维持一种单极结构的局面，那么其他大国联合起来要求变革现存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就少得多。
霸权利益理论指出，霸权制度地位是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工具之一，可以增强霸权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霸权国的具体国家利益。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制度化是一个基本特征。“强国试图同弱国建立一套被称为‘秩序’的关系体系，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最终，各方开始能够预期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习惯和模式被建立起来，各方逐步接受了处理彼此关系的特定规则……特定的国家被公认为领导者……外交关系也遵循公认的模式。人们预期特定的国家将会支持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就是外交的规则；甚至还有战争的规则。”〔49〕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国际制度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资源对于各国的安全和繁荣来说日益重要。通过参与世界市场，各国可以获得原料和技术、出售产品，以及在收益率更高的地方进行投资。世界市场对于国家财富的意义已经不逊色于各国的国内市场，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国内市场。新现实主义大师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现代以来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英国和美国霸权之上，因为这两个领导性的国家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有着效率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和前现代时期的农业帝国相比，它们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可以获得最多的收益份额。〔50〕
强有力的霸权制度地位还可以帮助霸权国增强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分担行动成本、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减轻霸权国的国际负担。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小约瑟夫·奈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述，其国际关系思想的中心一点就是霸权制度地位是美国综合国力中软实力（soft power）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强大的软实力又是美国霸权实力地位的基础之一。〔51〕奈认为，传统的硬实力更多的是“指挥性的”，软实力则是“同化性的”，也就是一国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模式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美国拥有多于其他国家的同化能力，例如，“管理国际经济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往往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与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主流标准是一致的”〔5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坚决主张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议。“这个建议不仅反映了美国对市场开放的青睐，而且也反映了美国希望建立一种无需自己太多直接干预和管理的秩序。这种体系主要靠自我调控，美国既可以留在该体系内，又不必承担直接管理的负担。”〔53〕这些国际秩序渗透了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直接或者间接地是一致的。例如，自由的市场竞争和资本流动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自由主义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这些关键性世界经济管理机构的核心指导原则。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就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东亚国家改革它们的经济结构、实行更彻底的自由市场制度。〔54〕
霸权制度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很多时候，围绕霸权制度地位的冲突往往是霸权国和争霸国之间展开对决的先声，围绕霸权制度地位的斗争也往往会导致系统性的战争。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在现代世界，国际分工成为国家财富、安全和威望的重要决定因素。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成为国家的重要目标。贸易条件，资源的流通（资金、技术和商品）以及国际货币体制的性质，都是当今国家政策关心的主要问题。所以，经济权力的分配和调整国际经济体制的规则，业已成为国际政治变革进程中关键的一面。”〔55〕实力转变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认为，主导国依靠自己的实力以及盟友的支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收益分配规则。新兴大国如果不满意现行国际秩序的收益分配方式，那么它就成为“不满意的国家”。满意的国家是维持现状国家；不满意的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56〕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都是围绕国际秩序所爆发的冲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世纪英国和俄国、德国围绕殖民地、势力范围、海上统治地位的冲突。既然新兴大国有可能通过战争或者联盟的方式来改变旧的国际秩序，那么霸权国必须对那些不满意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保持高度的警惕，阻止它们变得“尾大不掉”。因此，霸权国家对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是极为关注和重视的。
总的来说，霸权实力地位是维持霸权制度地位的基础，霸权制度地位是捍卫霸权实力地位的主要手段。当霸权实力地位稳固、霸权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时，其他国家不会试图激烈地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因为霸权国可以通过非军事或者军事的方式对其构成严重的损害，使这种挑战得不偿失。如果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缩小，霸权实力地位受到威胁，那么霸权制度地位受到挑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上升。反过来，如果霸权国的制度地位不动摇，从国际体系中获得的资源更多，那么加上其本就先进的国内制度和科学技术水平，它就能更有效地维持自己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因此，其他大国或者国际进程对霸权国的这两种整体利益是否构成威胁，决定了霸权国将会在战略上对其采取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57〕如果霸权国失去了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它将失去相应的许多重大利益，例如最大的安全、最多的财富、最高的威望和最广的势力范围，等等。近代以来的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不仅遏制那些有可能在实力方面构成挑战的国家，也明确遏制那些试图在国际秩序方面进行挑战的国家。总而言之，霸权利益决定了霸权国在对外关系中的敌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