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位置现实主义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位置现实主义是基于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出来的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到目前为止，旨在解释国家间互动结果和国际体系稳定性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这些主流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它们发现了国际体系层面的主要因素，国家间的互动结果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是由这些体系因素制约和塑造的，而不是取决于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尽管霸权国对于国际体系的互动结果和稳定性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霸权国的影响本质上是基于一种不平衡的实力结构，而不是基于其外交政策本身。因此，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都是体系层次的理论，并且穷尽了强物质主义、中物质主义和弱物质主义三个本体论维度，这也意味着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已经到了极限。当然，如果国际体系出现范式性的变革——例如公司取代了国家，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进行范式性的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虽然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已经到了极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界就没有理论创新的空间了。事实上，不管是关注国际关系的中层理论发展，还是建构某种国际关系的规范性理论，都有可能产生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且，在国际问题研究中，除了以国家间互动及其结果为主要对象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包括以国家外交政策形成与演变为对象的外交政策研究。这两个领域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国际结构与国家间互动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施加重大的影响，反过来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影响到国家间的互动与国际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解释对象是国家间的互动结果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外交政策理论关注的是国家的对外政策。由于不同国家的相对实力地位和国际秩序利益不同，同一个国际体系对于不同国家国际处境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外交政策的塑造本质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受到诸多国内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并不能取代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取代外交政策理论。
一、位置现实主义的理论总结
在现有的外交政策理论研究中，存在三种基本的研究路径。第一种研究路径是外交政策分析，或者说外交决策分析，因为它关注的是国家的决策过程。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不同的政府部门、利益集团都会参与进来，努力将自己的利益表达为国家利益。因此，在这种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中，其实并不存在某种真实、客观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可以被用来解释各种具体的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变化。不管是理性的外交政策，还是非理性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分析都可以做出一定的解释。不过，这种研究路径的局限性也非常大。一方面，它隐含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不是真实、客观的国家利益的反映这一逻辑，虽然现实中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确不都是理性的，但并不能否认国家具有基本理性和客观利益。仅仅从各种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妥协来分析外交政策，可能也会很大程度上偏离某个外交政策的真实目标；另一方面，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不能为国家制定理性的外交政策提供建议，同时无法构建一种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简约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因为它涉及的变量太多、变量关系不稳定。
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承认国家存在一些客观、真实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国家的生存、繁荣、威望与国际领导地位等。但问题在于，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应该如何确定这些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从而能够在国家利益概念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因果机制？对此，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认为国家利益的排序是固定的，因为一些国家利益在性质上比其他国家利益更为重要，例如国家安全一定比国家繁荣更为重要；只要涉及国家安全，那么就宁可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这种固定的国家利益排序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们很难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如果国家安全总是最优先的话，那么如何解释许多国家的裁军行为、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行为呢？
另外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国家利益虽然在性质上来说有着某种固定的排序，但是不同条件下不同国家利益的紧迫性和利益量都不一样，因此其重要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家倾向于依据不同的标准来确定国家利益的现实排序，例如现实主义者认为相对实力是确定国家利益排序的主要标准、建构主义认为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决定了现实中的国家利益排序。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了一个国家利益排序的分析框架，通过综合四个方面的条件来界定某个具体情势下的国家利益优先性。国家利益排序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对不同时期国家的对外战略姿态和战略重心做出解释。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可能意味着就要减少在国防方面的投入。但是，这样一种排序方法也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个方面的不足在于它无法说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因此不能建立从国家利益概念到外交政策行为之间的因果机制。我们知道在某种情势下某种国家利益更重要，但这并不能依此直接确定不同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也就无法明确国家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与对手。另一方面，学者们在提出判断标准时，如果太少，很容易就与现实的外交政策不一致；如果标准太多，又可能导致分析模式的过分复杂、不稳定。而且，我们无法得知领导人在确定国家利益时使用的排序标准是什么，不同领导人使用的标准很可能不一样，在不同时期也很可能发生变化。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构建大体上符合这一种研究路径，即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领导人的因素，打造一种不同情势下国家利益界定的分析框架。这样做的目的是建构一种具有广泛普遍性和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在现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中，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和沃尔福思的“观念中的实力结构”是两种最有意思、最成功的理论尝试。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可能追求不同的目标，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取决于政府所能掌控的国家实力的相对分配，或者领导人眼中各国相对实力的分配。在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研究中，尽管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就具备了对外扩张的总体实力，但是由于政府无法从社会中抽取足够的资源，将其转变为国家财富，因此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展开。类似地，“观念中的实力结构”理论认为，真正决定领导人成本-收益考量的是领导人眼中的实力分配，而不是客观的实力分配。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家行为的多样性和非理性。国家有时候制衡，有时候追随，有时候扩张，有时候收缩。这使得它比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具有更大的解释能力。
新古典现实主义所作的理论发展是希望提出一种判断标准较少的简约性外交政策理论，通过结合国际体系、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的核心因素，分析国家在不同情势下如何作出外交政策选择。但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它并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国家利益概念，而是停留于对具体国家利益排序。仅仅对具体国家利益做排序，而没有一种整体国家利益观念的话，国家是无法制定一以贯之的大战略的，也无法协调不同具体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之二在于它无法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理性的建议，而只能停留在解释的层次。问题之三在于，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结合了国际实力结构与国内政治结构或者领导人的认知因素，在现实中，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因素过多，并不限于这几个因素，从而导致它们的解释力其实也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是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但可能注定是不会让人满意的。
第三种研究路径是试图界定国家在某种条件下所存在的整体国家利益，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获取地区霸权地位和阻止其他大陆出现地区霸权国作为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防御性现实主义将适度的国家安全作为国家的整体利益；秦亚青教授的霸权护持模式把霸权实力地位作为霸权国的整体利益，而笔者在2014年提出的霸权利益理论将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作为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依据霸权利益理论，霸权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和制度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从而就决定了霸权国对其他大国或国际进程采取支持还是反对的战略态度。整体国家利益并不是仅仅指一国国内各阶层所共享的某种共同利益，而是指一定条件下国家各阶层所共享的最高利益、最终目标。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些往往都是社会各阶层共享的利益，但是，它们并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其重要性依赖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定。对于大国来说，它们往往能够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将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发展绝对化、作为决定外交政策的最高利益，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因此，霸权利益理论和位置现实主义在界定国家的整体利益时，是从位置性利益的角度来界定的。也就是说，大国寻求在国家体系内的某种合理的位置，这一位置的实现，是一定时期内的国家最高利益。
位置现实主义遵循的是整体国家利益的研究路径，从位置性利益的角度来界定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并将其作为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同时，位置现实主义也遵循理性主义的研究路径。所谓理性主义的研究路径意味着，一方面，位置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存在基本理性，因此其行为是可以被解释和预期的；另一方面，位置现实主义不试图建构一种能够同时解释理性和非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而集中于解释理性的外交政策，以及提出理性的外交政策假设。如果国家的外交政策符合了位置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理性假设，那么它们就应该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对于非理性的外交政策，位置现实主义认为，最好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因为导致非理性外交政策的因素太多，难以进行理论化。
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来说，位置现实主义建立在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位置现实主义范式是一种基于大国中心主义和国家理性范式下的理论假定。大国中心主义意味着，位置现实主义所解释的对象主要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大国是塑造国际政治进程的主要力量，是搭建国际政治结构的主要单元。从理解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说，大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大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多的自主性，能够追求整体国家利益，而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国际环境更大的制约，很多时候无法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当然，大国中心主义的范式不意味着位置现实主义不能被用来解释中小国家外交政策。而国家理性范式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理性主义研究路径。位置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把解释国家外交政策作为唯一的目标；位置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外交政策假设和因果机制，当然可以用来解释国家理性的外交政策，但更重要的目标是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指引。由于各国国内的情况差异性很大，因此它们在现实中未必能按照位置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但是，社会科学理论总是简约的、远离现实的。理性主义的范式意味着位置现实主义聚焦的是那些理性的、规律性的外交政策行为。如前所述，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但事实上则是不太可能的。通过适当降低对于理论解释力的期望，而将理论的重点集中在提出理性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外交政策假设上，应该是一个更加有效和合理的研究路径。
理论的硬核包括核心概念与主要逻辑（或者说因果机制）。一方面，与新现实主义一样，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实力分配是影响国家间利益关系的一个主要变量，因此理论的出发点仍然是体系层次的要素，只不过需要将体系层次的要素做一些逻辑上的转换，从而使之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之间建立一种因果机制；另一方面，位置现实主义同样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家间的战争与合作往往围绕着国际秩序展开，国际秩序中的大国甚至因此被划分为维持现状国家（或满意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或不满意国家）。因此，基于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位置现实主义从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两个方面来界定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这两种利益都是位置性的利益，因此笔者将本书提出的理论定名为“位置现实主义”。
基于秦亚青教授的霸权护持模式以及本书作者在2014年出版的《捍卫霸权利益：美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1945—2005）》一书中所提出的霸权利益理论，位置现实主义继续从国际体系位置的角度来界定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秦亚青教授的霸权护持模式理论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角度来界定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这种利益就是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国实力差距相对较小的全球挑战国和地区挑战国是霸权国的主要对手，而全球挑战国和地区挑战国的对手是霸权国的支持对象。秦亚青教授考察了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证明了霸权护持模式在这一领域的解释力。在霸权护持模式的基础上，霸权利益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也至关重要，霸权国不仅关注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也（至少）同样关注与其他大国的秩序关系。因此，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而霸权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和制度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也决定了霸权国在对待不同国家和国际进程的战略态度。《捍卫霸权利益》一书考察了美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战略演变，初步证明了霸权利益理论的解释力，提出了关于霸权利益理论的研究议程。
位置现实主义是基于霸权利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旨在分析除霸权国之外的其他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与对外政策。由于霸权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类型，其整体国家利益相对简明清晰。为了合理界定其他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位置现实主义借鉴了实力转变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对大国的分类，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分为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以及非争霸国四类，并分别对它们的整体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整体国家利益界定和外交政策假设。这四类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因此它们的位置性利益也不一样。
对于霸权国来说，它的整体国家利益仍然包括在国际结构和国际秩序层面的两种霸权地位，位置现实主义称之为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秩序地位。之所以采取霸权秩序地位而不是霸权利益理论的霸权制度地位的提法，主要是考虑到国际秩序的概念相对宽泛一些。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当一个大国的实力达到霸权国实力的80%，但又十分不满意现存的国际秩序时，它就可能成为争霸国。争霸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潜在争霸国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实力已经达到霸权国实力80%门槛，但现存国际秩序对其有利因而持支持态度的潜在争霸国，第二类是不满现存国际秩序但实力达不到霸权国实力80%门槛的潜在争霸国。对于潜在争霸国来说，它们的整体国家利益是优先获得霸权实力地位，以及在霸权国没有深度介入本地区的情况下获得地区主导秩序地位，而霸权秩序地位只是终极目标。非争霸国由于短期内没有争夺全球霸权地位的实力，因此其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地区性的主导实力地位和主导秩序地位，尤其是地区性的主导秩序地位。
依据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的整体国家利益界定，位置现实主义指出，实力关系与秩序关系是决定大国间战略利益关系的因果机制。对于这四类大国来说，获取和巩固有利的实力地位与秩序地位，不仅能够保证现有的安全、经济利益与国际威望不被减损，也能够促进这些具体的国家利益的提升。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大得多的世界市场，构建和维持一种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实力地位是秩序地位的基础，而一种有利的秩序地位又能够加强国家的实力地位。因此，对于这四类大国来说，位置性利益都是整体国家利益。通过获得和加强一种有利的国际体系位置，大国可以比较好地促进本国的各项具体国家利益。相应地，能够威胁到它们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的国家，就是它们需要密切关注的战略对手。那么，如何判断对于大国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的威胁呢？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是确定大国间战略利益关系的中间机制。大国之间实力关系紧张、秩序关系也非常紧张时，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战略对手。实力关系不紧张，但是秩序关系紧张，双方也会成为对手，但对于实力强大的一方来说，弱的一方只是次要的对手。如果双方实力关系紧张，但是秩序关系不紧张、一致性强，那么双方还是有可能成为盟友的。
基于位置现实主义的理论硬核，本书提出了关于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的外交政策推论。这些推论是关于不同类型大国的理性假设，即不同类型的大国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与对手。由于涉及的推论比较多，这里再次重复一下前面的相关假设，以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于位置现实主义的理解。
首先，有关霸权国外交政策的推论是：（a1）由于争霸国和霸权国的实力差距很小（20%以内），实力关系紧张，同时该国挑战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当争霸国试图建立一套新的体系规则时），秩序关系紧张，因此，双方战略利益关系紧张，争霸国是霸权国的主要对手。争霸国的挑战全面威胁到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a2）综合国力达不到霸权国实力80%的门槛，且支持现存国际秩序的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是霸权国优先联盟的对象。这些国家没有挑战霸权国的实力，双方实力关系缓和，同时又是霸权秩序的支持者，因此是优先的联盟对象；（a3）综合国力达不到霸权国实力80%的门槛，但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是霸权国的次要对手；（a4）综合国力与霸权国相当、从长远来看有可能全面超越现霸权国，同时支持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潜在争霸国，有可能和现霸权国进行和平的霸权地位转移，成为旧霸权的接班人。
其次，有关争霸国外交政策的推论是：（b1）争霸国的主要对手是霸权国及其盟友，因为争霸国和霸权国的实力关系与秩序关系都非常紧张，与霸权国的盟友（可能是潜在争霸国或者非争霸国）的秩序关系紧张；（b2）争霸国的优先联盟对象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后者在实力上和争霸国有一定的差距，又有着类似的国际秩序诉求，因此是优先联盟对象；（b3）争霸国的潜在对手是其他（秩序关系不明晰）的争霸国和潜在争霸国。其他争霸国或许有着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类似诉求，但是争霸国彼此之间从长远来看也是激烈的竞争关系，不排斥某一个争霸国为了消除另一个争霸国的威胁而与霸权国联合的情况。争霸国的实力虽然强于潜在争霸国，但是潜在争霸国有赶超争霸国的可能，两者的实力关系也是比较紧张的。
再次，有关潜在霸权国外交政策的推论是：（c1）潜在争霸国不应该把霸权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而是应该尽力与之联盟，通过联盟来获得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如果现存的国际秩序总体上有利，即便现霸权国仍然是领导者，也没有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挑战它，而是可以通过继续发展自己的实力、有朝一日远远超过现霸权国而自然成为新的霸权国。如果现存的国际秩序总体上不利，但实力达不到争霸国门槛的潜在争霸国，更应该先埋头发展自己，毕竟一国的综合国力主要靠的不是通过国际秩序来分配资源，而是更多依靠自己的改革和发展。尽量维持与霸权国的关系对于潜在争霸国来说，是维持良好国际环境的战略基础；（c2）潜在争霸国的其他优先联盟对象是在地区秩序方面持共同立场的大国，主要的对手是地区内争夺主导秩序地位的大国；（c3）争霸国不是潜在争霸国的优先联盟对象，因为与争霸国联盟意味着就会站到霸权国的对立面。但当与争霸国结盟可以获取地区主导秩序地位时，争霸国也可以是潜在争霸国的联盟对象，但潜在争霸国最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奉行有节制的外交政策，避免将自己推入深渊。
最后，有关非争霸国外交政策的推论是：（d1）非争霸国优先与霸权国以及在地区秩序上利益一致的大国结盟。非争霸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并不紧张，双方围绕着国际秩序的关系即便紧张也不涉及非争霸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如果能与霸权国结盟，意味着非争霸国对于地区主导秩序地位的争夺有了最强大的盟友。但是，能否实现这一目标，还取决于非争霸国自身的实力。如果实力过于弱小，那么也不太可能与霸权国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d2）一般而言，非争霸国不应该将争霸国作为优先的结盟对象，因为这意味着站到了霸权国的对立面。但是，考虑到非争霸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地区性的目标，与争霸国结盟也有可能实现这些地区性的目标。不过，如果与争霸国结盟，应该奉行有节制的外交政策，避免地区性冲突引发为不可控的争霸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从而把自己拉入深渊；（d3）非争霸国的主要对手是与自己争夺地区主导地位的其他地区内大国。
位置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如下两点。第一，大国一定能够要合理界定本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尤其是是否做争霸国是可以有选择的一件事。一般来说，潜在争霸国不要过早地选择成为争霸国。虽然实力关系的紧张或多或少会导致霸权国的打压，但是，在潜在争霸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或者足够保护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只要不着急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那么霸权国和潜在争霸国之间至少可以维持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对于潜在争霸国来说，避免与霸权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有助于为本国的发展保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二，对于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国家是可以主动进行调整的；即便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不利的，它也往往也不是决定性的。近代工业革命发生以后，大国的发展更多取决于国内，而不是依靠某种国际秩序直接进行（土地、人口或财富）分配。而且，秩序关系是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守成大国结盟等方式，改变本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和处境。因此，一般来说，不需要过早地争夺霸权秩序地位，尤其是在国际秩序规则对本国有利的条件下。作为霸权秩序的一方面，国际领导地位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整体国家利益，但同样会带来成本。在没有获得霸权实力地位之前，盲目争夺国际领导地位是非常不理性的。(https://www.daowen.com)
二、位置现实主义的实证总结
基于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本书考察了19世纪六个大国的外交政策。这六个大国中，五个位于欧洲，分别是英国、俄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奥匈帝国），只有美国是位于欧洲之外的美洲。主要大国的这一地理分布也表明了欧洲在19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地位。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革命以及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欧洲都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面，最终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五个欧洲大国中，英国具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英吉利海峡能够确保英国安全、使其集中精力发展海上力量，同时国际贸易航线正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但是，英国的崛起主要是由于率先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占据了广大的殖民地和全球海上交通的战略据点，海军力量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但是，英国的霸权地位是不完全的。由于英国本土的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都非常有限，所以随着新技术和制度的扩散，那些具有巨大疆域和人口、同时技术和制度又同样先进的国家——例如美国，超越英国是迟早的事情。
19世纪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既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也有强权政治的成分。工业革命出现后，虽然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但是土地和人口的分配仍然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重商主义仍然是各国普遍实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国际政治秩序中，虽然资本主义革命在欧洲逐步发生，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但是专制主义、帝国主义仍然是许多君主专制国家所固守的意识形态。国际秩序自身的复杂性导致了大国间国际秩序关系的复杂性。大国可能在一些国际秩序方面利益一致，在另外一些国际秩序方面冲突性比较强。而且，正如理论研究的部分所指出的，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以及国际间的秩序关系都是可能出现调整和变化的。能否准确把握国家间的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是大国能否准确界定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制定合理外交政策的关键所在。
19世纪的国际体系从实力结构来说是一个霸权体系，但是英国所具有的霸权地位是不完全的，霸权国对于其他强国的影响力有限，主要通过操纵均势的方式使之互相制衡。这种不完全的霸权体系意味着其他大国也具有相当大的战略自主性，从而有助于检验这些大国的外交政策是否符合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虽然国际秩序的复杂性给实证研究增添了难度，但是也有利于在实证研究部分充分展示各国如何理解本国的秩序地位、秩序地位目标以及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秩序关系。在考察这些大国如何界定本国的国际秩序地位时，笔者发现，它们对于国际殖民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的看法和处理确实存在差异。一些大国认为，没有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那么大国的崛起就没有最终完成，帝国的荣光依旧不够闪耀；另外一些大国则认为，维持君主专制秩序的“正统原则”是极为重要的，不允许在欧洲出现自由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些都深刻影响到了六大国的外交政策。
实证考察发现，由于领导人对于本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不同国际秩序部分的重要性理解不同，导致德国这样的国家主动成为了争霸国，而美国则一直避免成为争霸国。在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假设中，对此给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其一，对于国家实力的发展来说，工业革命以后，国家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比国际秩序的收益分配更加重要；其二，工业革命以后，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带来的收益比争抢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更为重要；其三，自由贸易秩序是开放但不均衡的秩序，守成大国是受益者，新兴大国也可以从中受益。因此，位置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外交政策假设中，除了非争霸国以外，一般建议是优先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再来考虑改变不利的国际秩序或者获取国际秩序的领导权。考虑到新兴大国能够在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成长起来，那么总体来说，国际经济秩序对新兴大国也是有利的。对于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不利部分，它不用着急去挑战和改变。等到新兴大国的实力达到了现有霸权国综合实力的120%甚至更多时，它就能比较顺利地获得霸权秩序地位。
通过对19世纪六个大国外交政策实践的历史考察，笔者发现，这六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在一些时期里相当吻合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而另一些时期较少或者没有吻合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这样一种结果是自然的，因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因此，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符合位置现实主义预期的外交政策是否获得了成功，而不符合位置现实主义预期的外交政策是否遭遇了挫折和失败。如果实证考察的结果的确如此，那么就说明位置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外交政策假设是合理的、有解释力的。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外交政策与位置现实主义假设的吻合度是很高的。作为一个不完全的霸权国，英国在19世纪并不能控制欧洲大陆的各个强国，甚至也不能主导欧洲大陆的事务，更多是通过灵活变换同盟的方式来操纵欧洲大陆的均势、避免出现能威胁到英国安全和霸权地位的国家。英国又是率先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国家，对于它来说，殖民地分配的重要性在下降，控制全球海上贸易通道和占领世界市场变得更为重要。不管是在欧洲大陆推行均势政策，还是建立和巩固一种全球性的自由贸易秩序，这些都符合英国的霸权利益。英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享有优势、能够获得最多的经济收益，通过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又确保了自己的安全。对于英国来说，它依据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来确定不同条件下自己的盟友与对手。19世纪英国的主要对手先后是拿破仑法国、沙皇俄国与德国，相应地，英国的盟友也是不固定的，有时候是法国，有些时候是德国，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与老对手俄国实现了和解。英国在较长时期里与作为一个地区平衡力量的奥地利进行战略合作，但也避免让自己承担联盟责任；同时，英国主动与美国实现了战略和解，为自己的霸权秩序地位找到了一个接班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外交政策则大失水准，简单地将法国视为对欧洲均势秩序的威胁，扶德抑法，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英国霸权地位的丧失。英国的案例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在确定霸权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时，秩序关系至少具有与实力关系同等的重要性；其二，对于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的把握都不是简单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就没有能准确判断英法、英德之间的实力关系与秩序关系。
德国与俄国的外交政策演变大体上是一个相反的路线。德国完成统一之前，普鲁士属于纯粹的地区大国（非争霸国）。从德国完成统一到俾斯麦下台，德国属于国际体系中的潜在争霸国，而从俾斯麦下台到一战爆发，德国大体上属于争霸国。普鲁士时期的外交政策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都高度吻合了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从19世纪初联合英国、俄国击败拿破仑法国，到利用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壮大自己和完成统一，再到统一之后奉行有限的、地区性的整体国家利益目标，构建一个孤立法国的大陆同盟体系，德国的战略目标是理性的，盟友与对手的选择也是非常正确的。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国家，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逐步成为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虽然在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中德国不占有优势，但是这对于德国的崛起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还是有利的事情。在英国同法国和俄国的斗争中，德国是英国的天然盟友。俾斯麦所构建的大陆同盟体系更是把德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秩序关系的一致性发挥到极致，构成了针对法国的压倒性同盟。但是，俾斯麦下台之后，威廉二世开始把英国作为主要对手，大力发展海军，奉行“世界政策”，导致了德国与英国之间秩序关系的不断紧张。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争夺所谓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可以在英国构建的自由贸易体系中不断发展壮大、先获得霸权实力地位。在现实中，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在没有获得霸权实力地位的情况下就开始争夺霸权秩序地位。这种非理性的外交政策与俾斯麦时期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威廉二世主动恶化了与俄国的关系，选择不续订《再保险条约》，这让德国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显然，威廉二世不明白法国才是挑战德国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的主要敌人。
相比之下，作为一个热衷于扩张领土版图的传统强国，19世纪俄国的外交政策在大多数时期里是不够理性的，例如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最终导致了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在这两次战争中，俄国都是败给了英国及其盟友。在克里米亚战争前，俄国把捍卫专制君主制度作为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和奥地利、普鲁士等组建了“神圣同盟”。从捍卫沙皇专制制度的角度来说，这是符合位置现实主义预期的，因为打压欧洲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也有利于防止俄国内部爆发类似的革命。而俄国主张保全法国的1792年边界，也是为了牵制英国和普鲁士。所以，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基本理性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打垮俄国，相反导致了农奴制改革，以及俄国的工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是幸运的。俄国逐步具有争霸国的实力，并在近东、中亚、远东等各地和英国展开了争夺，扮演了争霸国的角色。英俄矛盾在19世纪末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不过，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最终又遭遇了日俄战争的失败。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改变了原有的挑战者和争霸国的角色，与英国实现了战略上的和解。尽管俄国和德国并没有特别严重的秩序性冲突，但是法俄同盟关系、德奥同盟关系，以及德国具有强大的实力，都使得德国成为了俄国的主要对手。虽然与英国在全球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但是英俄两国本质上都是既得利益者，在围绕国际秩序发生冲突的同时也具有一致性。尽管因为十月革命俄国退出了战争，我们无法证明俄国的外交政策选择是正确的，但是从位置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看俄国的外交政策选择是理性的。如果没有英俄协约，就不会有英法俄协约，那样一战中法俄同盟被德奥同盟击败是大概率的事件。
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法国都是潜在争霸国。不一样的是，美国到了19世纪末已经具备了作为争霸国的实力，但是并没有把自己摆到这样一个位置上。从美国独立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这种紧张并不是因为实力关系紧张，而是秩序关系紧张。秩序关系的紧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双方一度都奉行重商主义对外经济政策，从而导致贸易摩擦很多，另一方面是双方在美洲地区秩序上存在竞争，例如围绕着美加边界的问题、在拉美的影响力问题。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以及英国在全球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英国逐步意识到需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综合国力上超过了英国，但并没有把这种综合国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美国是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对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并不那么热衷。虽然美英两国在美洲地区秩序方面存在许多摩擦，甚至还发生过战争，但是两国逐步实现了和解。在和解的过程中，双方都释放出善意。英国逐步承认了美国在美洲的主导秩序地位，而美国在东亚地区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政策与英国的国际秩序利益也是一致的。因此，19世纪末，虽然英美实力关系紧张，也有过地区秩序的冲突，但是随着美国的实力超过英国，实力关系逐步缓和，双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一致性则不断增强。最终，美国从潜在争霸国的位置上以和平的方式变成了英国霸权地位的接班人。美国的崛起过程，完全符合位置现实主义对于潜在争霸国所提出的外交政策假设。
相比美国，法国在19世纪的外交政策同样相当成功，与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假设是高度一致的。法国由于实力的限制无法成为争霸国或者霸权国的接班人，因此拿破仑战争后，它的整体国家利益就是针对地区性的主导地位。这使得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法关系是合作性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在维也纳会议中，法国代表塔列朗强调波旁王朝恢复了统治、法国符合了正统原则，因此是被解放的国家，不能被任意瓜分和削弱。通过利用和俄国的这种地区秩序一致性，法国最终得以保持了1792年的疆界。法国利用英国、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矛盾，最终通过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维也纳体系，恢复了大国地位。这种大国地位并不是主导地位，只是说法国从战败国成为了正常的大国。拿破仑三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却没有能准确把握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实力关系。在普奥战争中，法国袖手旁观，继而又在普法战争中遭到了失败，接下来又被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所孤立。但是法国人团结在复仇的旗帜下，建立了与俄国的军事同盟，并避免了与英国的冲突，最终成功建立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在德国统一后，法国对盟友和对手的认定是非常清晰和正确的，即紧紧把握住打败德国这一整体国家利益，重新恢复法国在欧洲的秩序地位。所以，在和英国人争夺非洲殖民地的时候，法国人愿意主动做出让步，缓和双方的矛盾，这为英法和解与英俄和解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俄国的存在，法国并不能真的获取地区主导地位。在德国统一完成之前，法国最重要的地区秩序利益就是阻止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意志；而在德国统一完成之后，法国的地区秩序利益就是打破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构建一个针对德国的联盟。法国的前一个目标失败了，后一个则成功了。
奥匈帝国的前身是奥地利帝国。拿破仑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奥地利，但是在梅特涅的外交手腕的帮助下，奥地利获得了俄国与英国的支持，因此很快恢复了大国地位。梅特涅对当时奥地利的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是非常合理的，即奥地利只能扮演协调人的角色，而不可能主导欧洲或者完成德国的统一。因此，梅特涅时期，奥地利的外交政策是保守的、防御性的。通过利用与俄国在维护君主专制秩序方面的共同利益，俄奥同盟不仅保证了奥地利的安全，也加强了奥地利的大国地位。同时，奥地利支持英国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组建了英、俄、普、奥四国同盟。作为一个纯粹的地区性大国（非争霸国），奥地利本身由于族群矛盾已经摇摇欲坠，能够维持地区大国的地位已经殊为不易。但是，梅特涅下台之后，奥地利的外交政策逐步朝着不理性的方向发展。这部分是由于奥匈帝国在19世纪下半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部分是由于领导阶层对形势的错误认知和机会主义政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由于背弃了盟友沙皇俄国，俄奥关系破裂，导致奥地利最终被挤出了意大利与德意志。在意大利完成统一之后，奥匈帝国只能向东南欧方向扩张，因此在巴尔干地区与俄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由于奥匈帝国自身实力过于弱小，以及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因此尽管英奥的确关系良好，但是两国不可能成为正式的盟友关系。有了德奥同盟的支持，奥匈帝国其实无需如此担心自己的安全，应该集中精力改善国内的脆弱性；而因为族群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导致的虚弱，它不应该谋求在巴尔干的过度优势。如果奥匈帝国能够奉行有节制的外交政策，优先把精力和资源放到国内发展上，保持巴尔干地区的平衡——代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不是吞并这两个省，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帝国也不会因此分崩离析。
三、位置现实主义的评估与展望
对19世纪六大国外交政策的考察表明，位置现实主义是一种有较强解释力和预测能力的理论，也可以为大国的外交政策提出理性的指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符合了位置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期，而符合这些预期的外交政策在现实中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不符合位置现实主义理论的外交政策当然也有，其中还包括一些巨大的战略错误，例如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政策、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奥匈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这些错误的外交政策最后都给相应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挫折和损害。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国家确实是具有基本理性的，也表明位置现实主义关于外交政策的理性假设是合理的，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大国外交政策的成功或者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例研究已经“证实了”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按照社会科学方法论，我们也不可能证实一种理论，因为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相关案例。位置现实主义提出了一个研究议程和研究纲领，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对它做更多的实证检验，尤其是不同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条件下的检验。
在评估位置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时，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位置性的利益是不是所有大国在所有条件下的整体国家利益。笔者在这里并不愿意给出一个绝对肯定的回答。有没有大国仅仅把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发展作为整体国家利益，而不考虑位置性的目标？或许有。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发展可能是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大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就是为了安全，而不是某个位置性的目标。但这种情况确实很少见。一方面，大国不可能不关心实力分配和本国的实力地位，因为实力地位是获取具体国家利益的根本；另一方面是秩序地位，国际秩序所决定的收益分配对大国来说很重要，尽管可能没有国内的改革和发展重要。尤其是进入近代国际关系以后，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实力增强变得日益重要，大国不可能不关心国际秩序的制度规则，以及本国的秩序地位。由于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关系到国家具体利益的方方面面，因此依据国际体系位置来界定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合理的。
对于奥匈帝国来说，维护国家安全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整体国家利益，因为它一直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但即便如此，通过和德国的结盟，奥匈帝国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解决了国家安全的问题。通过一种有节制的外交政策、追求有限的地区性目标，奥匈帝国可以化解巴尔干地区民族运动的威胁。通过国内改革和发展、增强本国的实力地位，奥匈帝国最终也有可能自己解决国内的族群问题。就如位置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部分所指出的，一种合适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可以同时促进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如果奥匈帝国能够合理界定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谋求一种合理的地区秩序地位，那么它和俄国的矛盾至少不会激化，国家安全其实并不存在问题。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法国。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以后，法国的主要目标到底是复仇还是维护国家安全。虽然德国有继续挑起战争的意图，但是从当时欧洲的国际形势来看，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不会允许德国的意图得逞。因此，法国本质上并不面临国家安全的问题；对于法国来说，更多是击败德国、实现复仇、恢复大国地位的问题。
在评估位置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位置性目标到底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毫无疑问，大国外交具有相当的战略自主性，在有些情况下其外交政策未必符合国际体系的要求。但是，位置现实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旨在提出有关不同类型大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假设。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所界定的是客观的、合理的整体国家利益目标。例如，在讨论潜在争霸国时，位置现实主义坚持认为，这一类型的国家应该首先致力于获得霸权实力地位，然后再来获取霸权秩序地位。而对于非争霸国来说，它应该更多谋求地区性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总体来说，实力地位的发展首先应该是依靠国内的政治进步和技术进步，虽然综合实力的增强会引发其他大国的警惕，但是未必构成与其他大国的直接冲突。秩序地位的谋求则更为敏感，因为涉及全球或者本地区的国际资源分配和权力分配。
在现实中，大国究竟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性目标，例如是实力地位优先还是秩序地位优先，以及如何看待本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这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强调国家的能动性，尤其是在调整秩序关系方面所具有能动性。通过主动的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一个国家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就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前，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是冲突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就逐步展现出来，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19世纪六大国外交政策的考察表明，正如位置现实主义理论所指出的，国家间秩序关系是具有灵活性的，大国可以有主动调整和选择的空间。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一度热衷于殖民扩张，但是面对和英国的战争时，法国人就后退了，因为它意识到德国才是主要的敌人；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长期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是俄奥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它和英国的和解。理论家们只能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但是现实中国家领导人会不会采纳这些建议，那是理论家和学术研究所无能为力的，但是位置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政策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在评估位置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一理论是否需要调整它的理论范式，以让理论具有更大的解释范围？位置现实主义是一种大国中心主义理论，只针对四类大国：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纯粹的地区性大国）。事实上，结构现实主义也是一种大国中心主义的理论。大国具有战略自主性，能够为国际政治互动搭建起不同的结构和秩序。但是就如本书理论部分所提到，中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遵循位置现实主义的逻辑。一方面，中小国家也会寻求一种有利的位置，而且这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例如，一些中小国家通过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能够确保本国的安全、提升本国的影响力，也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其他盟友的国内市场，以及获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当不存在外部大国深度介入的情况下，围绕地区主导实力地位和主导秩序地位的争夺，往往是地区性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现象。即便存在外部大国的介入，对于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也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看到，在非洲南非和尼日利亚之间围绕着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在拉丁美洲巴西和阿根廷围绕着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在欧盟内部法国和德国围绕着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以及在东亚中国和日本围绕着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考虑到位置性整体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性与合理性，明智的国家都会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个合适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尤其是秩序地位。
最后，笔者在这里要对位置现实主义的下一步研究和发展做一些展望。位置现实主义理论是一个研究纲领和研究议程。从理论结构的角度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当然，社会科学理论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尽管位置现实主义对于大国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与对手提供了一些理性的建议，但现实中这些建议能否顺利实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位置现实主义建议潜在争霸国尽量和霸权国结盟或者维持友好的关系，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领土争端等原因，双方并不能结成同盟或者保持战略合作的关系；或者虽然双方没有这些差异，但是由于潜在争霸国的领导人急于获取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而与霸权国之间出现了地区秩序上的冲突。而且，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整体国家利益的概念界定，还是对于实力地位、秩序地位以及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的逻辑说明，都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这其中比较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有关国际秩序和秩序关系的复杂性。本书在构建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时，基本的假定是自近代以后，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新兴大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双方不存在根本的秩序性冲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美国就是这一全球经济秩序的受益者。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来说，它建立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导致了所谓美苏“两个平行市场”。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国际秩序的各方面都是展开对峙的，这种清晰简单的情况在国家间秩序关系中不是多数而是少数。在全球层面，位置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先发展自己、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再来考虑霸权秩序地位，因此国际秩序的复杂性不是一个那么麻烦的问题。但是，对于地区性大国而言，它们如何确定与其他区域大国之间的秩序关系？正如全球层面的国际秩序一样，地区性的国际秩序可能也包括很多方面。区域内的两个国家可能在某个秩序方面的一致性很强，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冲突性很强。对于地区性大国来说，虽然主导实力地位仍然是获取主导秩序地位的基础，但是它的确有可能优先谋求主导秩序地位。这就意味着，地区大国更可能依据秩序关系来确定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利益关系。而秩序关系中的复杂性——一致与冲突的同时存在——意味着确定它们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就变得更加困难。对于地区性国际关系的深入研究，无疑是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位置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书对于19世纪六大国的外交政策做了实证考察，初步证明了位置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解释力和预测能力，但是，仅有这六个案例的检验也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和议程，我们还可以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大国外交政策进行考察，进一步检验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除了探讨大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和战略互动，位置现实主义同样可以被用来考察某个大国对于各种国际进程的战略变化。如果某个国际进程影响到该国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那么我们可以预期该国将会采取相应的支持或者反对的外交政策。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打造的“10+3”机制，由于美国没有被包括在内，在美国看来就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有中国和日本两个经济大国的存在，如果这一机制发展为一个紧密的实体，那么确实有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我们预期美国将会对这一进程采取阻挠、打压的政策。在现实中，美国反复强调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性，反对东亚货币基金或者东亚货币单位的设想，都表明了美国对它在亚太和全球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是非常敏感的。本书对于位置现实主义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起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的角度来说，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