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在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美国和法国都是潜在争霸国。法国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与英国争夺过全球霸权地位，但是在七年战争之后就已经退回到潜在争霸国的位置。美国发展的速度很快，到了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为了工业产值排全球第四的经济大国，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霸权实力地位，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将强大的综合实力转变为战场上的军事力量。虽然具有作为争霸国的资格，美国与英国之间却实现了战略和解，成为了支持英国霸权秩序地位的盟友。所以，美国并未与英国争夺霸权地位，而是继续停留在潜在争霸国的位置上。这一时期，美国和法国的主要目标都是地区性的主导地位，只是法国经受了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的两次挫折，并未能顺利获得在欧洲大陆的主导秩序地位，而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下，比较顺利地获得了在美洲的区域主导地位。
19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高度符合了位置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假设，潜在争霸国在实力达到霸权国综合实力的120%之前不要轻易把自己摆到争霸国的位置上，而由于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开放性的，因此只要后起的大国能够抑制自己对于殖民地、势力范围的迷思，可以先聚焦于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最后在条件成熟时获得国际秩序的领导权。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中，虽然它已经开始具有了地区雄心，但是美国意识到自己的实力限制，总体上采取了有节制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盲目去争夺地区主导地位。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以及英国释放的善意，英美两国逐步开始了和解的过程。美国没有像德国那样趁着英国处境困难去占英国的“便宜”，两国通过仲裁的方式逐步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边界问题和地区问题。美国以“满意国家”的身份出现，这使得英美双方的实力关系虽然紧张，但是秩序关系中的一致性却不断加强。到了19世纪90年代，英国已经开始将美国视为盟友，主动将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让与了美国。英美之间的霸权地位的转移是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的，对于新霸权国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
法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外交政策总体上是符合位置现实主义预期的，例如在维也纳会议后通过表明自己的君主制国家属性，缓和与其他欧洲强国的紧张秩序关系，从而保全了1792年的法国疆界；法国充分利用其他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寻找打破维也纳体系的时机，等等。在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与土耳其结盟，击败了俄国。这标志着俄国失去了拿破仑战争后在欧洲大陆的“欧洲宪兵”地位。克里米亚战争后，拿破仑三世致力于获得欧洲地区的主导秩序地位，把奥地利作为主要的对手。但是，他对于欧洲实力结构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即没有意识到正在崛起的普鲁士才是法国主导欧洲的最大对手。因此，在普鲁士与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中，法国都没有积极介入和阻止。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战败使得它再一次受到重大的挫折，德国开始成为欧洲大陆的协调人和主导者。向德国复仇、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成为法国压倒一切的整体国家利益。
尽管俾斯麦构建了一个大陆同盟体系，但是俄奥矛盾、英德矛盾的存在，为法国打破俾斯麦的同盟体系提供了空间。19世纪后期，法国充分利用了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和英国的矛盾，并在与英国的殖民冲突中主动作出让步，最终建立了一个针对德奥同盟的英法俄协约，德国被孤立了。法国外交的成功再一次表明，国家间的秩序关系是有灵活性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如何看待本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追求什么样的秩序地位。法国在“法绍达事件”中的让步，为英法和解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法国还积极地协调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促成了它们之间秩序关系的缓和。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符合了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成为战胜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1〕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2〕同上书，第68页。
〔3〕［美］哈罗德·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下卷），王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5页。
〔4〕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1775—1989》，第97页。
〔5〕同上书，第78页。
〔6〕同上书，第46页。
〔7〕［美］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宋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8〕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1775—1989》，第118页。
〔9〕［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15页。
〔10〕［美］哈罗德·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下卷），第50页。
〔11〕同上书，第38页。
〔12〕Fred M. Leventhal，Anglo-American Attitude：From Revolutionto Partnership，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0，p.128.
〔13〕A.E. Campbell，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5—1903，London：Longman's，1960，p.44.
〔14〕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1775—1989》，第232页。
〔15〕Lionel M.Gelber，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A Study in World Politics，1898—1906，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p.22.
〔16〕［美］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第71页。
〔17〕Howard K. 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6，p.89.
〔18〕参见H.Feis，Europe：The World's Bankers，1870—1914（New York：Norton，1965），p.23。也可参见Michael Edelstein，“The Determinants of U.K.Investment Abroad，1870—1913，”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4，No.4（December 1974）。
〔19〕Charles J.Bullock，John H.Williams，and S. Rufus，“The History of our Foreign Trade Balance from 1789 to1914，”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no.3（July 1919），pp.216—233.
〔20〕CharlesS.Campbell，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1783—1900，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4，p.203.
〔21〕［美］查尔斯·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第74页。
〔22〕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1775—1989》，第240页。
〔23〕李凌云：《论华盛顿会议的历史背景——以日本争夺在华权益为中心》，载《日本研究》2002年第2期，第74页。
〔24〕［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8页。
〔25〕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26〕杨生茂主编：《美国对外政策史：1775—1989》，第249页。
〔27〕余伟：《美日在中国东北的一场激烈争夺》，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28〕绝大部分中文研究都是如此介绍《五国海军条约》的比例规定。但按照北师大历史学院一位学者的研究，这一比例应该为误传。美国关于五国主力舰吨位的设想是5∶5∶3∶1.75∶1.75。由于日本坚持要将其“陆奥”号（Mutsu）战列舰保留下来（在美国的建议中此舰被列为废弃舰船），日本的主力舰吨位发生了改变，美国与英国也借此调整各自的舰船计划，最终，原定各国主力舰吨位限额发生了变化，美国与英国由500000吨变为525000吨，日本则由300000吨变为315000吨。按照最终谈判的结果，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比例固定在5∶5∶3∶1.67∶1.67或者5.25∶5.25∶3.15∶1.75∶1.75的比例关系上。茹莹：《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条约〉主力舰吨位比例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68—73页。
〔29〕［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石炜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362页。
〔30〕张芝联：《法国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https://www.daowen.com)
〔31〕［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62页。
〔32〕同上。
〔33〕张芝联：《法国通史》，第137页。
〔34〕张勇：《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载《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70页。
〔35〕［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卷），薛力敏、林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36〕［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马胜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37〕［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卷），第233页。
〔38〕张芝联：《法国通史》，第246页。
〔39〕［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40〕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41〕张芝联：《法国通史》，第286页。
〔42〕同上书，第331页。
〔43〕同上书，第334页。
〔44〕圣地保护权是指在耶稣的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稣诞生地伯利恒教堂享有一切豁免和特权。从18世纪起，东正教徒掌握了这两处宗教圣地的管辖权，支配和占有朝圣的收入。列强之间的冲突和争夺使东正教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出现了所谓“圣地保护权问题”。1850年，法国要求土耳其政府将圣地管辖权交给天主教会并得到应允，俄国对土耳其提出强烈抗议，俄土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
〔45〕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第117页。
〔46〕［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74页。
〔47〕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第123页。
〔48〕［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范德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0页。
〔49〕［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75页。
〔50〕［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8页。
〔51〕［苏］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上册），钟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52〕［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78页。
〔53〕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54〕同上书，第88页。
〔55〕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19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56〕［美］悉·布·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上），于熙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5页。
〔57〕［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542页。
〔58〕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第66页。
〔59〕［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78页。
〔60〕D.W.Brogan，France under the Republic：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1870—1930），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40，pp.321—326.
〔61〕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第127页。
〔62〕［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86页。
〔63〕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第184页。
〔64〕［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吴良健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5〕［苏］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2卷（下），高长荣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