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18世纪的工业革命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强国由于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制造业、交通和军事技术等方面拥有了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巨大优势，欧洲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一时期是国际结构和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时期，大国关系出现频繁的分化组合，可以观察到多样化的、变动不居的大国外交政策。英国是全球性的霸权国，但是其霸权实力地位局限在经济和海军力量方面。作为一个岛屿国家，英国充分利用了其地理优势，集中精力发展海上力量，控制了全球贸易的海上战略通道。但是，英国领土狭小、人口有限，因此陆军力量非常薄弱，这使得整个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呈现出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局面：全球层面英国拥有霸权实力地位，而在欧洲大陆上则是势力均衡的局面。由于英国不具有强大的陆军，所以对欧洲大陆强国来说，霸权国是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主要对手，但是并不能给它们造成安全上的威胁。对大陆强国来说，它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大陆上的邻国。不管是拿破仑法国的强势崛起、俄国的不断扩张，还是德国的统一，都导致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制衡。因此，19世纪的欧洲国际政治呈现出非常丰富多彩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检验位置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由于英国具有不完全的霸权实力地位，因此一些达到霸权国综合实力80%门槛的潜在争霸国，可能就会按捺不住自己的全球雄心，在没有达到霸权国实力120%的情况下就急于充当争霸国。例如，对于19世纪末的德国来说，虽然英国在海军力量上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德国的陆军要远强于英国。也就是说，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对于潜在争霸国的压制不是那么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分析德国、俄国、法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非常有意思了。美国在19世纪末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美国并不急于去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而是继续在自由贸易体系下发展自己。相比之下，德国就没有能抑制住自己的雄心，忽视了地区内的大国威胁，把自己摆到了争霸国的位置上。因此，19世纪的国际结构给各大国留出了相当大的自主空间，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国家战略选择的重要性。通过考察同一时期各国的战略选择以及这种选择所导致的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检验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假设的合理性。
19世纪的国际秩序也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首先，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仍然没有摆脱农业社会的国际关系特点，即争夺土地、人口和农业剩余。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决定了国家间战争不断、竞争的烈度非常高。其次，尽管自由贸易逐步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但是重商主义在前半个世纪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各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试图垄断与殖民地的贸易。再次，随着自由贸易体系的逐步建立，各国之间的竞争烈度下降了，如果不是对殖民地和“世界帝国”的荣光拥有过度执念的话，那么新兴强国完全可以先努力发展自己，获得霸权实力地位，再在合适的时机谋求霸权秩序地位。最后，19世纪的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各种意识形态猛烈激荡的状态，自由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并存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俄国、奥地利等国的专制国家联盟。这四个方面的国际秩序竞争使得各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界定变得更加复杂，深刻地影响到了19世纪的大国关系。
在讨论秩序地位与秩序关系的时候，位置现实主义指出，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主动地调整本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界定，以及进行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19世纪的欧洲大国来说，由于国际秩序竞争的内容非常复杂，因此如何看待这些秩序竞争的意义，就会决定性地影响大国的战略选择，重新塑造国家间的秩序关系和战略利益关系。例如，对于奥地利而言，它的整体国家利益就是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保持在欧洲大陆的大国地位，以及捍卫一种保守的欧洲政治秩序，而不是急于对外扩张和获取地区性的主导地位。由于国内存在非常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奥匈帝国只能奉行一种防御性的对外政策，必须维持与德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但事实上，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野心最终断送了与俄国的同盟关系。因此，尽管国家所处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是客观的、可以观察的，是基于现存的国际结构和国际秩序获得的，但是国家仍然可以对自己的秩序地位、与其他国家的秩序关系进行主动的调整，从而更好地维护本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但是，这首先有赖于国家合理地界定本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以及领导人有足够的耐心和理性作出明智的战略选择。
【注释】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2〕［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
〔3〕Bernard Bordie，“Technological Change，Strategic Doctrine，and Political Outcomes，”in Klaus Knorr，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6，pp.263—306.
〔4〕［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5〕陆启宏：《〈大宪章〉——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载《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6期，第47—53页。
〔6〕［美］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7〕同上书，第38页。
〔8〕［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9〕［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1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91页。
〔11〕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1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85页。
〔13〕同上书，第188—189页。
〔14〕［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页。
〔15〕同上。
〔16〕同上。
〔17〕［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94—195页。
〔18〕同上书，第182—183页。
〔19〕［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20〕同上书，第136页。(https://www.daowen.com)
〔21〕Quincy Wright，A Study of War，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2，pp.670—671.
〔22〕［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10页。
〔23〕同上书，第11页。
〔24〕同上。
〔25〕［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57—58页。
〔26〕George W.Monger，The end of isolation：British foreign policy，1900—1907，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3，p.2.
〔27〕［苏］罗斯图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上册），钟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28〕［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13—114页。
〔29〕张文木：《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第70页。
〔30〕［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186—187页。
〔3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92页。
〔32〕［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53页。
〔33〕Peter J.Liberman，“The Spoils of Conquest，”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8，No.2（Fall 1993），pp.125—153.
〔3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28页。
〔35〕同上书，第71页。
〔36〕Klaus Knorr，The Power of N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5，pp.124—125.
〔37〕［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95页。
〔38〕［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33页。
〔39〕同上书，第135—136页。
〔40〕同上书，第139页。
〔41〕同上书，第144页。
〔42〕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inthe Modern World，Basic Books，Inc，1986，pp.23—25.
〔43〕Dale C. Copeland，“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War：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4（Spring 1996），pp.5—41.
〔44〕［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22页。
〔45〕同上书，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