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的欧洲协调外交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崛起以及法奥两国之间的多次战争，进一步使得奥地利元气大伤。法国大革命导致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加剧了奥地利内部的族群矛盾，例如，匈牙利爆发了多次革命；拿破仑奉行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集中孤立和打击奥地利，努力扶持德意志境内的中小邦国。^〔3〕拿破仑在1805年12月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队，在1806年的《普雷斯堡和约》中，奥地利被迫把大片领土让给意大利和其他德意志邦国，以及承认拿破仑所一手扶持的“莱茵同盟”。在拿破仑法国的打击下，1806年奥地利皇帝取消了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也标志着奥地利不再是名义上的德意志核心了。1809年第五次反法同盟作战中，奥地利又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被迫割让大片土地，赔款8500万法郎，实际上沦为了欧洲的二流国家。

英国主导的反法同盟最终击败了拿破仑，并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了和会。“1814年，胜利者们决定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策划下，维也纳和会确立了哈布斯堡宫廷对德意志联盟的主导地位，以此代替了以往的神圣罗马帝国，并让皇室重新取得了对这个多民族区域的奥地利帝国的控制。”^〔4〕在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奥地利获得了一些补偿，“俄国在近东一些重要利益的丧失、多瑙河航行自由和列强对土耳其的集体保证等都符合它的利益”^〔5〕。此外，罗马天主教廷给予神圣罗马皇帝在教宗选举中的否决权，被转给奥地利皇帝，这一权力直至1914年才被枢机主教团废除。尽管得到了一些领土和国际秩序权力方面的补偿，奥地利整个国家已经元气大伤。虽然表面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凭借他的外交手腕建立了一个英、俄、普、奥四国同盟共同主导的维也纳体系，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大国地位是建立在外交而非实力的基础上。奥地利已经不具有潜在争霸国的实力，而是沦为了纯粹的地区性大国（和非争霸国）。因此，对于当时的奥地利来说，它已经谈不上具有全球性或者全欧性的外交政策目标了，其整体国家利益局限于维持本国的稳定和统一，维持在欧洲协调机制中的现有地位，逐步恢复其国家实力，重新获得作为潜在争霸国的实力地位。(https://www.daowen.com)

梅特涅时期奥地利的外交政策也正是着眼于这两方面的目标。一方面，奥地利与普鲁士和俄国联合组建“神圣同盟”，维护保守落后的君主专制秩序；另一方面，奥地利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局限于非常局部的范围，以及努力维持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但已经不再奢望能够主导完成德意志的统一了。“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浪潮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德国的地位，俄国虎视眈眈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法国，亟待在中欧重建黎塞留的传奇。）……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如在低地国家与法国对抗的英国，在德国与普鲁士对抗的诸小邦。”^〔6〕

梅特涅重视与英国、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合作，以维护欧洲均势秩序或者君主专制的共同秩序利益为纽带，使得奥地利在实力非常虚弱的情况下恢复了大国地位，“梅氏以灵活的手腕，把他深怀戒心的俄国，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此使奥国得以掌控一个时代的欧洲事务步调”^〔7〕。对于奥地利来说，与俄国的协调可以镇压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维护本国的稳定，而与英国的协调则可以遏制俄国的扩张野心、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这些都是完全符合奥地利当时的整体国家利益的：一个保守的君主专制秩序；一个均势的（偏向于英国的）大国政治秩序。在其中，奥地利并不能获取地区秩序的主导地位，却能尽可能扮演关键性的协调角色。因此，奥地利恢复了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奥地利获得了欧洲的主导秩序地位。但是，在奥地利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族群关系都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一时期，奥地利需要十分克制自己的领土野心和权力欲望，以避免与俄国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奥地利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对北意大利的控制和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影响，这也制约了它的行动自由。实际上，在意大利获得独立和普鲁士夺取了德意志领导权之后，‘东方问题’才在奥地利的外交中上升到优先地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