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内政治。新现实主义以肯尼思·华尔兹建立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为基础。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即无政府状态下单个国家间的实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是制约国家行为、塑造国际体系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因此，结构现实主义流派的学者们十分关注实力关系的变动对于盟友选择的影响，联盟的目的被理解为是制衡某个国家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威胁。就如帕特里夏·韦茨曼（PatriciaA.Weitsman）所总结的：“联盟传统上被视为是国家用来增加其实力的工具。按照这一观点，整合盟友的实力为己所用乃是国家形成联盟的目标。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北约计算其成员国对联盟的贡献。衡量的方法是看成员国的防务预算。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一直试图让其他成员国的防务预算维持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33〕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动直接影响各国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一致的国家将会联合起来。按照肯尼思·华尔兹的说法，增强自己的实力属于内部制衡，而联盟属于外部制衡，即通过联合其他国家来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和野心的强国。一般情况下，二流国家将会联合起来，制衡潜在的争霸国。因此，联盟战略构成了国家制衡战略的一部分。

不过，现实中，国家在确定结盟或制衡的对象时，不一定完全按照实力分配来判断。原因在于，实力差距只是造成威胁的一个根源，虽然它可能是最主要的根源之一。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balance of threat）改进了传统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理论，认为各国在建立联盟时更多考虑的是制衡威胁，而威胁不仅依据综合实力差距来判断。威胁平衡理论考察了确定国家间安全利益关系的四个判断因素：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性实力和进攻性意图。通过综合考量这四个因素，一国才可以确定他国对本国的威胁程度。他认为，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性实力和进攻性意图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对威胁的判断，进而影响它们如何选择盟友、确定对手。沃尔特以威胁而不是以实力为核心概念建构联盟理论，无疑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联盟问题上的一大进展。威胁平衡理论否认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外援助的多少以及跨国渗透的能力在塑造联盟关系过程中的重要性。(https://www.daowen.com)

沃尔特在讨论单极结构对于美国联盟选择的影响时指出：“在单极体系中，单极国家不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紧密的联盟网络，在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选择盟友方面有更多的空间。因此，美国更希望和那些有着相似意识形态（例如民主国家），或者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34〕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因为自身实力强大，所以并不需要过多考虑盟友是否能给自己提供太多的力量附加，所以自然倾向于与政治体制类似、支持美国霸权秩序的国家结盟。从根本上说，美国更多与民主国家结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单极结构赋予了美国在结盟问题上的灵活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不过，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沃尔特对于威胁意图的强调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用沃尔特自己的话来说，“对意图的认知可能在联盟的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只有当德国具有侵略性并试图通过征服来进行扩张时，英国才会进行对抗。所以，意图而不是实力，是关键。”^〔35〕问题在于，国家的意图来源于哪里？如果意图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反映，而是具备独立性的变量，那么就会威胁到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尽管对于意图要素的选取带来了争议，沃尔特的理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新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标准，国家可以判断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何处，从而与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结成联盟。

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平衡理论对于理解国家联盟选择的局限性在于，国家并不仅仅根据实力分配或者威胁分配来确定盟友和对手的选择。过于强调联盟的目的是制衡威胁，使得这两种理论不能解释大国外交政策中同样普遍存在的“追随”或者“见风使舵”现象。按照沃尔特的理论，苏联对于西欧和美国的威胁很大，导致欧洲国家选择与美国结盟，但是它并不能解释19世纪拿破仑战争后的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的形成主要不是为了应对法国的安全威胁，而是为了镇压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而奥地利还需要依靠这一同盟来维持在欧洲的大国地位。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决定与奥匈帝国结盟，主要也不是为了制衡俄国的威胁，而是为了约束奥匈帝国、防止其在巴尔干地区过分挑衅俄国。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崛起和英美关系的转变。在美国崛起的初期，英美双方的确是互为对手，并且发生过战争。但是，到了美国的实力接近并且逐步超过英国之后，英国就放弃了与美国的对抗，转而通过与美国结盟来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因此，制衡威胁并不总是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也不是联盟的唯一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