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理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是对规律性现象的解释。作为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教学研究者，我从大学本科的时候开始就对理论充满了兴趣。理论是怎么来的？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问题、概念、逻辑和推论分别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促使我在2011年出版了《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一书。这本书结合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梳理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分析了它们的理论范式、核心概念、因果机制和理论推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政治结果，例如战争的发生、联盟的建立、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更加稳定，等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更加稳定，是国际关系理论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炼了国际体系层次的三种主要因素：国际结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这三种因素分别属于强物质主义、中物质主义和弱物质主义的本体论，已经穷尽了科学实证主义的观察维度，因此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已经走到了某种极限。如果技术的进步或者其他某种因素导致了国际政治的根本变革，例如公司取代了国家，那么我们自然需要建构新的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短期内我们还看不到这样一种可能性。
虽然国际体系因素塑造了国际政治互动的结果，但是国家也是有自主性的，通过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国家同样在塑造国际体系。这并不是一种循环论证。要点在于，国家间互动的结果是基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因素，不是由一个国家的政策来决定的。因此，在解释国际政治结果时，我们更多观察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因素，例如实力对比、角色关系。但是，在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国际关系理论就不够用了。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选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各国的外交政策就会是千篇一律了。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因素都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所以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是丰富多彩的。
如果我们默认一种理性的外交政策是符合国际体系要求的，那么就可以考虑排除国内政治和个人的因素来建构外交政策理论。理性主义的研究路径旨在简化相关的研究，建立具有简约性的理论。由于理性主义的路径排除了干扰性的因素，因此它肯定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考虑到国家一般来说具有基本理性，因此在牺牲少量解释力的同时，如果能够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简约理论，并且提供有关外交政策的理性假设，这么做无疑是合理的。想要建立一种能够同时解释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在于导致外交政策非理性的因素过多。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并未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反而因为引入观念等因素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笔者对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路径是理性主义的，不仅是因为这一路径可以简化研究的复杂性，还因为这一路径可以为外交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引。
理论的建构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对外交政策理论的探索，起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对于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研究。这一研究是主要是受到了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的启发。在秦老师的大作中，他基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关于霸权国外交政策的霸权护持模式。与一般的霸权稳定论不同，秦老师在书中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从国际体系位置的角度来界定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对于霸权国来说，维持霸权地位是它的整体国家利益，因此它除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持国际秩序基本稳定之外，也会主动挑起冲突、打压自己的对手，因此霸权稳定论的逻辑至少是存疑的。从霸权结构过渡到霸权地位，这是从国际关系理论向外交政策理论过渡的关键一环。如果没有这样的过渡，那我们只能是停留在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产生什么制约这一阶段。
我的博士论文对秦亚青老师的霸权护持模式做了一点修正，那就是，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一种霸权实力地位，也是一种霸权制度地位，即霸权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优势。霸权国在决定本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时候，不仅会考察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力关系），也会考察双方的制度冲突（制度关系）。由于霸权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往往很大，因此制度关系而不是实力关系往往是决定它与其他国家或者国际进程的战略利益关系的主要逻辑或者说因果机制。这本博士论文最终于2014年出版，在书中，我把这种修正后的理论模式称为霸权利益理论，书名就是《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演变（1945—2005）》。霸权利益理论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议程。研究者可以使用这一理论来分析霸权国对待不同大国、不同国际进程的战略演变。当然，由于是基于理性主义的研究路径，因此霸权利益理论的外交政策假设也不是普遍适用的。对于那些因为国内政治或者领导人个人因素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最好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进行外交政策分析。(https://www.daowen.com)
虽然2014年出版的《捍卫霸权利益》一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霸权国外交政策理论，但是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基于国际体系位置的整体国家利益界定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大国？如果适用的话，应该如何准确地界定其他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并提出相应的外交政策假设。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就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计划。对这一研究计划起到推动作用的是当年开始的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计划”。我入选了这一计划，并把外交政策理论的研究确定为相应的科研项目。接下来的七年中断断续续从事着本书的研究。之所以拖了七年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教学、工作方面的事情确实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构建一个尽量完美的理论，而理论的建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为了打磨概念、厘清逻辑、寻找证据，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对本书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当然，我也深知，无论怎么修改，一本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尽到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无悔矣”。
在本书中，我继续从国际体系位置的角度界定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因此我将本书所提出的外交政策理论命名为“位置现实主义”。正如书名《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所表明的，我并不认为只有我的理论算是外交政策理论；我的理论只是外交政策理论的一种。尽管肯尼思·华尔兹将他的书命名为《国际政治理论》，但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只有结构现实主义一种。理论发展鼓励争鸣和批判。在本书中，我把大国分成了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四类，考察了它们的整体国家利益目标，分析它们（应该）如何确定本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利益关系，并以19世纪六大国（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美国、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为例，进行了实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这些大国的外交政策有的符合理论的预期并取得了成功，有的不符合理论的预期并遭受了失败。当然，位置现实主义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这也将成为我接下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完成书稿的写作之后，我感到十分的轻松和高兴，不仅仅是因为拖了七年终于完成了写作任务，更是因为构建一种大国外交政策理论是我的学术心愿。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基本成熟，因此中国学者所能创新的主要方面就是外交政策理论和规范性理论。我无意涉足规范性理论的领域，但是希望能够提出一种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因为它不仅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也具有预测和政策意义。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老师、同学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十分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我提供的良好的科研环境；十分感谢我的博士生罗姝瑶、王越等在写作过程中帮我收集资料、调整论文格式；十分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耿协峰教授一直的鼓励和支持；也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潘丹榕老师和史桢菁老师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所给予的宝贵支持、所付出的巨大心血，这让小书增色不少、顺利得以付梓。我要特别感谢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秦老师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虽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却总是自谦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铺路石”。秦老师在百忙之中欣然答应我的请求，为小书作序，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最后，我要把我最衷心的感谢、感恩送给我的家人，感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宋 伟
2020年3月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