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理因素的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流派内，还有一些学者比较强调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的理论一般被称为地缘政治学。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中已经强调了地缘毗邻性在增强或者减少威胁方面的作用。另外两位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杰克·列维（Jack S.Levy）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从海权和陆权的角度对于联盟战略的问题作了一个有意思的阐述。他们认为：“在一个自主的大陆体系内，大国常常针对那些军事力量高度集中的国家形成制衡性的联盟——尤其是在欧洲，但是，它们在一个全球性的海洋体系内并不会对于海军和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形成类似的联盟。”^〔44〕其原因在于，拥有大量陆军的国家可以入侵和占领他国，其威胁性一直以来被认为远高于拥有大规模海军和经济力量的国家。海权国家一般只拥有小规模的陆军，入侵和占领他国的能力相对较弱，这样做的动机也更少，它们给别国领土完整造成的威胁也要小得多。从这个角度说，海权国家对于其他大国的安全威胁要小于陆权国家，因此引发对抗性军事联盟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同时，海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威胁，要远远超过它们对陆权国家的威胁。因此，即使后者实力超群，陆权国家也没有动力制衡那些领导全球的海权国家。^〔45〕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制衡性的联盟应该是分别在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展开。前者从欧洲的历史上来看乃是事实，欧洲大陆的国家彼此互相制衡、联盟组合十分灵活，同时英国在欧洲大陆力推势力均衡政策。而对于海权国家来说，由于英国一直拥有海上霸权，所以海权国家之间的制衡性联盟事实上并不存在。在陆权国家彼此的制衡性联盟过程中，海洋强国就成为它们争取的联盟对象，这也就是英国的势力均衡政策在欧洲大陆的很长时期里左右逢源的根源之一。“为了确保军事和外交支持来对抗陆上强国或者另一传统竞争对手的威胁，同领先的经济强国合作以获取经济收益，或者在某场突发战争中站在获胜的一方分一杯羹，大国往往选择同主导性的海洋强国结盟。”^〔46〕但是，海权国家是否比陆权国家的侵略性更小这一判断仍然值得存疑：诸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这样的国家都曾经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的海军强国，并因此与英国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管是轴心国还是反法西斯阵线，都同时包括所谓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冷战后中国和俄罗斯的接近形成对美国的“软制衡”，本质上是两个陆权国家联合起来制衡海权国家美国。地理因素的确会影响到国家的联盟选择，但认为陆权国家一定同海权国家结盟对抗其他陆权国家的观点肯定是过于简单了。(https://www.daowen.com)

类似地，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威廉·沃尔福思在《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一文中讨论了地理距离因素对于势力均衡理论的修正作用。他认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最突出的威胁和机会往往出现在自己的周围。因此，国家通常更关注自己的周边环境，而不是全球平衡。就以拿破仑时期法国的事例来说，俄国选择与法国接触的政策，部分是因为它觊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英国对此表示反对。”^〔47〕因此，国家在建立联盟的时候，更多关注的应该是地区性的力量平衡，而不是全球性的力量平衡。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在联盟领域应该看到更多的是地区性的制衡联盟。沃尔福思进而指出：“距离降低了美国单极地位的突出性，而其他强国相互毗邻又扩大它们实力对比的突出性。它们相互之间更有可能产生各种企图和不满，而不会更多地考虑相距遥远的单极国家。”^〔48〕为了维持地区内的平衡，该区域内的国家可能选择与区域外的强者结盟，形成一个针对地区内对手的制衡性联盟。这样一个逻辑，十分贴近于当前东亚地区内一些中小国家寻求与美国建立或者加强联盟关系以制衡中国的状况。

不过，现实主义学者一般强调，地理因素只是影响联盟起源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国家在考虑地区性平衡时更多考察的是实力的因素，地理因素只是放大或者缩小了实力差距的效应。例如，斯蒂芬·沃尔特在《单极世界中的联盟》一文中指出：“地区平衡（制衡自己的某个危险邻居）可能是同单极国家结盟的一个常见动机，但是否愿意同单极结盟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上是否相邻以及单极国家以较低代价和风险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能力。之所以许多国家愿意同美国结盟，是因为后者强大有力，同时相距遥远。”^〔49〕因此，在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中，地缘毗邻性只是影响国家间威胁程度的一个因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