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威胁认知的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关于联盟形成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更多关注对威胁的认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敏锐地指出：“当民主国家的数量很少、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反常现象；但是，当民主国家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反而会上升，合作的需求却下降了。”他的结论是，“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不一定会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减少，而集权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合作则是因为它们处于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威胁之下”〔41〕。但他的看法谨慎地限定在“合作”而不是联盟。的确，当面临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竞争时，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可能会抱团进行抵抗。意识形态竞争的需求的确是影响国家盟友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非民主国家来说，与民主国家联盟之前，它们会首先考虑这一联盟关系可能对本国的政治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推出相关国家的联盟战略的具体假设。在现实中，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联盟的现象并不鲜见；冷战期间，美国曾经与多个军人政权或者权威主义国家结盟，诸如韩国、菲律宾和巴西。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只是影响国家盟友与对手选择的一个因素，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按照建构主义的说法，国际政治文化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那么联盟的形成自然也需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在霍布斯文化之下，各国之间处于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每个国家都被迫与其他国家结盟或者敌对，不结盟和中立十分困难。而在洛克文化之下，国家间的联盟变得更加容易和持久。在洛克世界中，由于一般不存在“消灭对方”的想法，安全威胁不是严重到生死存亡的地步，当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盟友的支持也可以比较容易得到信任和重视。因此，联盟战略在洛克文化中是常见的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到了康德文化的阶段，盟友就可能走向更高级的朋友关系。按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说法，“集团成员之间的可能是竞争对手，也可能是朋友。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北约，开始建立的时候，北约是一个结盟体系，也预期是一个临时机构。但是现在看来却成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并预期是一个永久机构”。同时，联盟作为一种集体知识（表现为正式的条约文本），其瓦解与否取决于各国对威胁的认知。“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每个国家自身都感到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合作也就终止了。”〔42〕建构主义所强调的威胁，不仅是安全意义上的，也包括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观念差异所带来的威胁。一旦联盟关系转变为朋友关系和集体安全共同体，那么即便现有的威胁消失，共同体还是可以继续存在的。(https://www.daowen.com)
强调威胁认知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认知的出现和转变显然存在某种现实的基础，就如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可以说不”的论调的出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国内出现了许多激烈批评甚至希望遏制日本这一盟友的声音。因此，建构主义着眼于威胁认知的解释与现实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虽然联盟的难易和持久程度受到联盟成员间集体观念稳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具体说明国家为什么应该选择与其中一些国家而不是另外一些国家结盟。即便建构主义认为，认知因素可以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建构，但问题是，所“认知”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客观存在，并且构成理性外交决策的基础；而且，认知因素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而相应的认知结果之间也可能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可能在社会文化、宗教文明方面差别很大，如何确定这些不同认知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塑造的作用也是一个难题。一个或许可行的办法是，还是强调国内政治结构和领导人的作用。这样的话，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就合体了。无论如何，如前所述，本书认为，认知因素的确影响到国家对利益的认识，但在建构外交政策理论时最好将其作为一种干扰变量而不是主变量来对待，否则我们无法知道国家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客观的、整体的国家利益，而是停留在一种外交政策分析的层次。
此外，学者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 M.Gibler）认为，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至少部分涉及声望的考虑。领导人有十分强烈的意愿去保护他们联盟的声望。联盟的基础是对未来行动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领导人们将会被那些最有可能坚守协议的同盟伙伴所吸引。原因在于，如果一国同珍视自己承诺的他国结盟，那么它在争端中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而如果它同曾经违背承诺的国家结盟，那么它在争端中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领导人将会同那些曾经珍视自己联盟的国家结盟，将会避免同那些曾经违背自己联盟承诺的国家结盟。〔43〕按照吉布勒的逻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好的例子。特朗普谈不上“珍视”自己的盟友，而是因为贸易摩擦不断向欧盟和日本施加压力。虽然欧盟国家和日本对特朗普的做法存在不满，但是美欧联盟和美日联盟短期内来看不可能走向瓦解。声誉当然也是国家在联盟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总的来说，很少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声誉作出肯定、坚信的判断，也不会把声誉作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毕竟，国家依据利益而不是声誉采取行动。当背叛同盟的收益大于坚守声誉的收益时，背叛就可能发生。共同利益的存在或许才是坚守承诺的最好保证。无论从对声誉本身的判断还是其效用来看，它都不是决定盟友选择的主要因素以及建构外交政策理论的合适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