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现实主义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仍然把联盟战略作为国家制衡战略的一部分，即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制衡那些威胁性最强的国家，但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国家。而以美国学者兰德尔·施韦勒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国家在建立联盟时并不仅仅考虑安全利益，也可能通过追随强者、分得战利品的方式来实现其他的国家利益目标。施韦勒认为，相比制衡威胁，追随强者这一现象在联盟现象中甚至更为常见。他指出，在斯蒂芬·沃尔特那里，追随强者或者说见风使舵的概念被定义得过于狭窄，也就是向威胁屈服——仅仅与制衡威胁相对。实际上，国家选择见风使舵还是制衡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制衡的目标是保障自我生存和已经拥有的价值，而见风使舵的目标常常是扩展自我利益：获得那些垂涎已久的价值。简单地说，制衡是源于避免损失的渴望；见风使舵是源于可能获益的驱动。“修正主义国家更青睐它们所垂涎的而不是已经拥有的；从非安全目标的扩张中所得到的收益要超过战争的代价。为了建立对维持现状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心存不满的国家联合起来，特别是在只有这样做才能比守旧一方更强的时候。”^〔36〕

施韦勒举例说，1940年，当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日本决定同轴心国结盟的时候，本国的安全都不是首要的动机，而是为了火中取栗、获取更大的利益。类似地，斯大林在1945年热衷于同日本作战，更多是看中了不劳而获的战利品，而不是苏联的安全环境面临了什么紧迫的威胁。^〔37〕施韦勒认为，制衡强者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追随强者则可以从中牟利，因此，与强者联盟的形式可能比制衡强者的联盟形式更为常见。在他的理论中，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取代了对于力量平衡、威胁平衡的考虑，塑造了国家的联盟方式，毕竟实力和威胁都只是在某些方面影响国家的安全利益，而国家有可能追求更多的利益目标。当各国在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和资源分配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时，它们就可能联合起来。他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然，制衡可见的威胁不是唯一的结盟动机。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能选择追随而不是制衡——尤其是当它们相信抵抗无效或者可以通过接纳对方的方式化解威胁。面临内部威胁的国家则可能寻求外部支持来应对威胁。”^〔38〕(https://www.daowen.com)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同意施韦勒的看法，即在分析国家的联盟战略时，应该全面地考察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仅仅考察实力关系或者威胁关系。进入21世纪后，施韦勒的这一观点在理性主义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例如，凯文·斯威尼（Kevin Sweeney）和保罗·弗里茨（Paul Fritz）具体考察了1816—1992年间的大国间联盟关系，他们发现，从1816年到1992年间，大国结盟的次数有55次，这期间可以有572种选择。其中的337种选择是保持中立或者试图左右逢源。而在做出结盟选择的235次选择中，126次是选择与更强的一方结盟，与较弱一方结盟的只有109次。与势力均衡理论或者威胁平衡理论的预期相反，大国的联盟选择中追随比制衡的现象要稍多一些。^〔39〕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斯威尼和弗里茨同样认为，联盟的形成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而非仅仅是基于实力对比或者威胁分布。首先，如果国家利益的内容包含了从纯粹谋求安全到无限制的修正主义，那么有共同修正主义意向的国家会不顾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配情况而坚持认为联盟是值得的。其次，国家之所以结盟，可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获取国际体系中的某种利益。例如，意大利通过加入德奥同盟，就获得了不少安全领域之外的利益——结束了外交孤立、把罗马问题（即罗马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斗争）有效地平息下来；意大利与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的两次《地中海协定》，也是为了扩大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影响，而不是因为面临紧迫的安全威胁。最后，当大国间并没有爆发总体战争的时候，中小国家有可能通过改变现状来获得更多利益，见风使舵的对外政策对它们而言具有强得多的吸引力。^〔40〕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现实主义对联盟的看法又回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共同利益观。

不过，以上关于联盟共同利益基础的这样一些现实主义假设仍然过于宽泛，还停留在范式的阶段，并没有能就国家利益、共同利益或者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概念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平衡理论隐含的是强调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而施韦勒的理论更多是强调其他利益的重要性。到底国家是基于哪些要素来确定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确定它们的盟友选择呢？当国家面临着许多种利益的诱惑时，它们将会如何判断不同利益的重要性、紧迫性？一些国家的联盟战略是为了制衡威胁，另一些国家的联盟战略则是为了主导某一地区或者世界。它们的依据还在于如何界定自身的整体国家利益。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研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建构起以较为成熟的国家利益概念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