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欧洲均势战略
英国作为海岛国家，本土防御、对外贸易与投资、海外殖民等一系列活动都离不开海军的庇护，因而加强海军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英国一贯的国策。1850年，英国在国外的投资为2亿英镑，1870年达14亿英镑，1900年达到约20亿英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海外投资更增加到40亿英镑，占其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约占世界各国海外投资的50%。〔7〕同时，巨大的海军优势赋予了英国“选择行动的自由”和执行均势政策的能力。如1805年，英国名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消除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危险；1854年，英国海军在克里米亚将俄国驱逐出黑海；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英国又把德国关在大陆体系里面。〔8〕常备军的缺乏，也使得英国在海外的争霸战争中常常采用一种独特的政策：尽可能地与别国结盟，在陆战中实行由英国人出钱、别的国家出兵的方式进行战争，英国则利用自己的海军优势从海上打击对手。〔9〕
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里，英国对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的主要政策是“光荣孤立”，即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不与其中一国结成固定的同盟关系。按照汉斯·摩根索的说法，“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10〕。英国并不需要去主导欧洲事务；它所需要做的，只是防止任何一个欧洲强国控制整个欧洲大陆，以至于出现对于英国全球性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的威胁即可。而英国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和海军力量，使得它能够扮演这样一个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在英国的努力下，19世纪的欧洲大陆国际关系是势力均衡体系运作的黄金时期。国际关系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指出：“均势系统的特征由下列基本规则决定：（1）采取行动以增强实力，但宁愿通过谈判，而不通过战争。（2）宁肯诉诸战争，也决不放过任何增强实力的机会。（3）战争不以消灭某个基本的国家行为体为限。（4）反对任何联盟或单个行为谋取对系统内其他成员的支配权。（5）对主张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为体加以限制。（6）允许被基本或受到限制的国家行为体作为可接受的角色伙伴重新加入系统，或设法使某些原先是非基本的行为体升级为基本的行为体。必须把所有基本的行为体当作可接受的角色伙伴来对待。”〔11〕要同时满足这些原则并不容易，例如第3条“战争不以消灭某个基本的国家行为体为限”。在19世纪，恰好这些基本的规则都具备了实现条件。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霸权在欧洲大陆力推的势力均衡地区秩序得到了其他强国的认可。英国并不能控制或者征服欧洲大陆国家，因此英国作为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对于欧洲大陆强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英国的霸权秩序地位更多体现在全球秩序而非欧洲秩序之中。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秩序仍然具有很强的保守特征。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在不断扩大，但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与奥匈帝国决裂之前，欧洲强国普遍接受了专制统治秩序的合法性。(https://www.daowen.com)
按照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的研究，19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大陆强国认可彼此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由家族友谊、宗教和历史传统等共同纽带联结在一起。例如，当时的欧洲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存在五个大国才算正常合理，其中某一国可以被消失的想法遭到所有大国的拒绝。其他的原因可能还包括当时的欧洲君主们在外交上有相当自主权、贵族阶层垄断外交职业并且彼此沟通良好、各国普遍接受了均势原则、列强间不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等等。〔12〕因此，各国通过灵活调整自己的联盟来确保均势格局不被打破。在这样的一种均势、保守的地区秩序之下，欧洲强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争夺主导秩序地位的冲突，但是并不会演变为毁灭性的国家间冲突。即便发生了规模不一的争霸战争、扩张战争，欧洲国家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敌我划分；战争的失败者会让出一些东西作为战胜国的战利品，但是它仍然是大国中的一员，尤其是战败国在欧洲的本土和人口一般来说不会被严重地分割。这一场战争的敌人，可能就是下一场战争的朋友。至少在1854年之前的年代，欧洲大国缔结联盟和外交阵营一般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保护参加各方应对自由主义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或者应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破坏力量均势、扩大自己的影响所造成的威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普奥三个君主制国家的结盟、1834年法国加入后的四国联盟、1840年英国与俄普奥的结盟〔13〕和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40年提议的“永久性”的四国联盟，都是这种性质的结合。〔14〕
英国在欧洲大陆所奉行的均势政策，主要目标是打压有可能主导这一地区、进而威胁它全球霸权利益的国家。英国所处的地位是“以法国为一方和以其他三国为另一方之间的不偏不倚的调解人……只要双方保持安静无事，我们将成为双方的朋友；但是，……如任何一方破坏和平，这一方就会发现我们是反对他们的”〔15〕。曾任英国首相的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也曾表示：“当力量均势受到威胁时，英国愿意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1830—1854年期间，英国继续不断重申这一诺言，并按此行事……各国自我克制，尊重条约规定的公法，以及愿意采取一致行动予以贯彻执行，这就是在1830—1854年期间得以维护和平和保持力量均势的条件。”〔16〕直到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在伦敦市长宴会上致辞时仍然认为：“英国应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17〕英国霸权地位的真正挑战者只有两个：首先是拿破仑法国，然后是俄国。“工业化的英国和拿破仑的法国之间的不和与冲突，是组织世界经济，当然最终是统治全球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体制之间的冲突。……由于在海上占统治地位和在工业革命中生产技术上出于领先地位，英国渴望以其工业和金融实力为中心创立一种世界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借助欧洲大陆体制，拿破仑的目标是发展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大陆的经济。”〔18〕而俄国主要追求的并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更多的是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当俄国想肢解土耳其、统治黑海并挑战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时，双方的秩序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了。
随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传统的欧洲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大国协调体系的运转逐步失灵，盟友和对手的选择逐步被固定下来，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形成了两个僵持的军事集团。这使得英国试图通过灵活的联盟变换来操纵欧洲的均势变得更加困难；它也被动地卷入了两大军事集团的斗争之中。尽管英国对欧洲的均势战略的有效性在19世纪末期有了明显的消减，但是，从未改变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英国的外交政策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霸权利益，从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盟友与对手的选择问题。在许多时候，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潮的确也会影响到英国的外交政策——例如是否要支持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独立运动，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鲜明地体现了它对于整体国家利益的把握与实践，与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