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利益关系与外交政策理论建构
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进程（制度）这两个系统变量被清晰地提了出来。在肯尼思·华尔兹看来，国际结构是国际系统层面的唯一要素，制约着国际体系的总体面貌。所谓国际结构是指无政府状态下单个国家间的力量分配，可以分成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基本的类型。“对于结构理论来说，核心的问题是要回答，不稳定的状态或事件是在由两个大国构成的体系下，还是在由多个大国构成的国际体系下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70〕华尔兹的这个论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国际结构对于国际体系的总体制约作用的关键在于结构决定了该体系内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总体状态。为什么两极结构比多极结构更加稳定？因为在两极结构里，两个主要国家互相了解，利益关系简单明了，不会被拖入小国争斗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两极国家共同对付新兴强国的挑战，在互相竞争的同时可以开展合作。与别的国际结构相比，两极结构是一个高度僵化却又相对稳定的结构。〔71〕这就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两极稳定推论”。
肯尼思·华尔兹运用了经济学的逻辑来佐证这一观点，即大国数量少的系统更为稳定：（1）大公司适应市场的能力强，实力强大，构成了市场稳定的基础；（2）新来者难以规模同庞大、经验丰富的大公司竞争；（3）参与者数量越多，需要完成的谈判越多，交易成本也就在增加；（4）参与者数目越多，分到的集团收益越少，每个成员承担交易成本的动机也就越少；（5）参与者的数目越少，每个成员都与集团有更大的利益关系，更有动力来维持这一系统；（6）参与者数目越多，个人所预计分担的成本也会增大；（7）参与者越多，各方的多样性就越明显，从而使协议的达成更为困难；（8）协议的监督问题也会由于参与者数量的增多而成倍增加；（9）预见和发现其他成员可能做出对己方不利的交易时所面临的困难也是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多而增多。华尔兹指出：“以上九点有力地表明了主要单元数量越少越好。更小的系统就更稳定，其成员也能够更好地为了共同利益而对事务进行管理。而且，不断的交往经验使各方更易于理解彼此的行为、达成协议并监督协议的执行，因此，稳定的系统也是自我增强的系统。”〔72〕单极结构虽然只有一个大国，但是单极国家对全球事务的控制能力并不如两极共治的系统，而且由于没有别的大国能够制衡单极国家，因此单极国家的利益可能不在于维持体系的稳定，而是在体系中制造混乱、削弱对手。
不过，结构现实主义的两极稳定论中所谈到的国家间利益关系是一种总体状态，并不是一个如何确定各国间战略利益关系的普遍模式。也就是说，除了阐明两极都是既得利益者、既竞争又合作之外，我们并不能了解其他国家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盟友与对手。当然，华尔兹关于国家利益的论述不只这些。在回答罗伯特·基欧汉关于国家理性方面的批评时，他重申了实力是利益尺度的经典现实主义论调：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两极结构里的大国比多极结构里的大国享有更大的自由。〔73〕因此，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国家利益的论述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国际结构影响到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其二是国家利益与实力地位（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相联系。实力地位的变化将会导致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的重大变化。(https://www.daowen.com)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即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指出，从理论上讲，国际制度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例如国际实力结构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的行为）中间的调节性因素，或者是“干扰性的变量”。〔74〕也就是说，国际结构的影响还要经过国际制度的中介作用。由此出发，新自由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主要争论就体现在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塑造因素上。新自由主义争辩说，国际制度可以影响国家对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的看法，可以帮助国家摆脱“相对收益”的困境。如果这样一种观点可以成立，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就可以更和谐一些、更进步一些。新现实主义则反击说，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永远把安全和相对收益摆在第一位，合作是有限度的。〔75〕那么，依据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具体的国家来说，它们如何依据国际制度来确定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基欧汉在国际制度如何具体影响国家间利益关系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只是停留在一种泛泛的利益关系状态的阶段。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第七章《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的结论里，基欧汉指出：“由于自我利益的概念如此具有弹性，我们必须探究这一假设的含义，而不能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因为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76〕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个问题：基欧汉所指的“自我利益”究竟指的是什么？按照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划分标准，他所指的自我利益有可能包括两个方面：国家利益的本质内容，即安全、繁荣、威望，等等；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即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还是一致。通观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他所指的主要是后者，即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认识。具体说来就是，由于减少了交易成本，国际制度的存在使得国家间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增强了，使国家更有可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各种国家利益。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认识。的确，对国家利益的研究至少包括内容和关系这两个方面。国家利益的内容指的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政治独立和国际威望，等等；国家间利益关系是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冲突或者一致。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等理论倾向于对国家利益进行排序的话，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是从国际结构和国际制度出发分析它们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尽管各国仍然有着多样化的、不一致的利益，但是国际结构和国际制度能够制约它们之间的冲突性或一致性。在从国家利益概念发展到外交政策理论的过程中，利益排序或者利益关系的逻辑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把国家利益的概念和外交政策理论的解释对象连接起来，从而能够建立一种因果机制，而且利益关系的逻辑与外交政策（互动）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国家间利益关系的逻辑直接说明了一国对另一国为何采取支持或者反对的外交政策。当我们探讨国家外交政策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国家利益是国家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内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实现的。不管是领土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在当前的主权国家体系内，它们的发生和解决从根本上都依赖于国家间关系，而不是问题本身的性质。例如，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了一场战争，但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是美国的态度。虽然美国当时也是阿根廷的盟友，但最终选择了站在英国一边。
不过，利益关系的逻辑在用来分析国家外交政策时，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国家利益内容的界定作为前提，这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没有完成的任务。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独立自主这些都是国家利益，也是全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利益，但它们更多偏向于某个领域，而不是本书所要界定的位置性的整体国家利益。虽然各国有着多样化的利益，这些利益或者一致，或者冲突，但是它们之间应该有着某种战略关系的定位。这种总体上的战略关系定位需要以界定国家的战略利益或者说整体利益作为前提。1989年10月，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77〕整体国家利益之间一致或者冲突，决定了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定位，也决定了其他各种具体国家利益的分量。当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一致时，那么那些具有冲突性的利益的重要性将会削弱，那些具有一致性的利益的重要性将会加强；当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冲突时，那些具有冲突性的利益的重要性将会加强，那些具有一致性的利益的重要性将被削弱。尽管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国家间利益关系这一具有启发性的概念，但是它们都没有提出一个整体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家利益仍然是一个不同具体利益的混合体。但如果是这样的，如何理解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协调本国在不同外交政策领域通常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和资源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