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做潜在争霸国的德国
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的野心被挫败，奥地利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能统一德意志了。构成“德意志”这个地理名词的300多个政治实体中，普鲁士也只是实力最强的一个邦国而已。尽管如此，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志各邦国开始工业革命以后，棉纺织业、铁路建设、钢铁、煤炭等行业出现了迅速扩张。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迅猛发展，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经济。德意志地区的棉纱产量在1836—1868年间由3700多吨增加到了37000多吨；1840年，在除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区域里，已有468公里长的铁路修筑成功，而到1850年，这个数字已上升为5859公里。〔1〕1848年，德意志区域内有机器制造厂131家，1861年增加到了300多家。〔2〕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意志经济发展时指出，“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3〕。德意志地处欧洲的中心位置，长期是法国、俄国的缓冲地带。一旦实现了统一，就会对欧洲的政治结构产生重大的冲击。结束于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决定性地削弱了奥地利，统一国家的重任就落到了普鲁士身上。
1.德国统一重塑欧洲格局
1862年，德意志政治家俾斯麦掌握了普鲁士政府，后来人们冠以他“铁血宰相”的称号。从1864年开始，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发动了同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尤其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出人意料地”击败了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一直在欧洲大陆表现最抢眼的法国，从而初步确立了德国的大国地位。
普法战争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从1816年到1870年，法国所拥有的财富和人口要远远超过普鲁士。事实上，在普法战争之时，普鲁士的钢产量才首次超过法国。〔4〕看起来普鲁士似乎实力不足也可以取得军事胜利、获得国际威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衡量国力远不只靠经济产值和人口的因素。普鲁士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快速获胜，得益于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和军队的总参谋部，得益于普遍兵役制，更得益于依靠铁路对军队进行快速机动部署的能力。这些都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法国军队指挥混乱、效率低下。以对近代军事革新产生重大影响的铁路运输为例，1835年，普鲁士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全长不过6.1公里，1850年铁路长度增至6000公里，1870年则激增至189000公里，相比之下，同期法国铁路里程数分别只有3230公里和16600公里。〔5〕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实实在在来源于国内的军事改革和经济建设。当然，俾斯麦有节制的对外战略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对丹麦还是奥地利的战争，普鲁士都是适可而止，避免为自己树立过多的仇敌。德国的统一标志着在欧洲地区出现了一个在实力上开始达到潜在争霸国门槛的新兴大国。
1871年，德国皇帝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举行了加冕仪式。原来由37个独立国家构成的、只在名义上存在的德意志统一成为德意志帝国，使得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以人口规模为例，1830年，法国对普鲁士的优势大概是2.5∶1，而到了1913年，德国对法国的人口优势是1.7∶1。〔6〕在接下来的40年中，德国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非常快。187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超过法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历史学家对此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7〕英国领导人认为，德国的统一使得“均势已经完全被破坏，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的后果的国家就是英国”〔8〕。一个强大的德国有可能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从而取得欧洲大陆的主导实力地位和主导秩序地位，并进一步对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英国构成根本性的挑战。“统一以后，德国一跃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与奥地利反而处于需要保护的状态。对于这种革命性的变化，英国与俄国的立场基本一致，那就是德国的相对优势不能再进一步扩大，法国不能受到进一步削弱，反而应给予支持以便平衡德国。”〔9〕
俾斯麦深刻认识到德国地缘政治位置的不利处境。德国的西边是法国，东边是俄国，而且没有什么天然的屏障。相比俄国，德国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什么扩张的空间，而在殖民体系中，德国是后来者。一旦德国崛起，就会对周边的大国同时造成威胁，导致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俾斯麦曾说“一想到联盟就会做噩梦”〔10〕。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的西面是想要复仇的法国，一直在寻找德国和俄国出现矛盾的机会。如果德国与俄国或者英国争夺殖民地，那么后两者就会倒向法国；如果德国过分削弱法国，那么也会遭到俄国或英国的反对。1873年秋天，也就是普法战争结束不到3年，法国就开始重振军备，提前支付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面对法国实力的增长，德国国内舆论发出“战争在望”的信号，俾斯麦虽然没有真的打算发动战争，但是却希望以战争恐吓使法国让步，但是没想到英国和俄国联合起来，要求俾斯麦保证不会发动对法国的战争。这场所谓“战争在望危机”让俾斯麦认识到，德国虽然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但其实这种有利处境是相当脆弱的。“历史的荒谬性仿佛是俾斯麦被谴责筹划一场他并没有打算发动的战争，德国统一及其优势地位给俾斯麦带来的巨大声誉在这里被异化了，然而正是在这种荒谬性的背后掩盖着当时欧洲局势的一个基本特征：没有国家愿意欧洲均势继续朝着对德意志帝国有利的方向转化，他们力图保持《法兰克福和约》之后的和平。而俾斯麦借助三皇联盟孤立法国，客观上却受制于法国不得被进一步削弱这样一个前提的限制。”〔11〕
2.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与英德关系
按照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推论，在1890年俾斯麦下台之前，对于潜在争霸国德国来说，它们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先获得霸权实力地位，以及在霸权国没有深度介入本地区的情况下获得地区主导秩序地位。俾斯麦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在俾斯麦时期，德国领导人所界定的整体国家利益是维持与霸权国英国的友谊，而不是挑战英国、同俄国和奥匈帝国联合起来孤立法国，也不是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因此，德国统一完成以后，俾斯麦就转向保守政策，竭力向其他国家表明德国没有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更不试图挑战英国的霸权秩序地位。从1870年到1890年间，德国采取的是所谓的“大陆政策”，中心是德国的外交政策重心局限于欧洲而非全球，即在欧洲孤立法国、不谋求殖民地和全球霸权地位。这一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是完全符合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假设的。俾斯麦认识到，尽管德国的实力稳定增长，与英国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对于德国来说，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没有超过后者，更不用说达到霸权国综合国力的120%这样一个门槛。而且，英国并不谋求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对于德国来说，与它竞争地区主导秩序地位的主要是法国和俄国。
俾斯麦清楚认识到，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它与法国的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最为紧张；法国一直想要复仇，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洗刷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的耻辱。德国皇帝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冕给法兰西民族带来的屈辱，以及从法国割走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让法国和德国成为了矛盾不可调和的仇敌。法国人对于德国的仇恨一直高涨，国内空前团结，经济和军事力量正在快速恢复，在外交上寻求一切机会打破孤立处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同为潜在争霸国的法国，是德国主要的对手。因此，俾斯麦的外交政策目标限定在继续增强德国的综合国力，以及争取德国在欧洲的主导秩序地位、孤立法国。从1871年1月到1890年3月，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在欧洲大陆部分获得了地区性的主导秩序地位。在俾斯麦的经营下，柏林一度成为了“欧洲政治的中心”〔12〕。可以预期，如果俾斯麦的战略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国还会继续被德国彻底压制，根本找不到复仇的机会。
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它是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很大程度上也从英国的金融市场上获得国家发展所需的资金。德国的短期目标应该是在打压法国、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优先获得霸权实力地位，使自己的综合国力大大超过英国，而不是去挑战现存的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选择了贸易自由化，后来又通过一系列英法、英德、英意等双边条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到了1860年的时候，英国已经只有少数商品保留进口关税。不仅如此，英国还开放殖民地贸易，取消了宗主国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当时英国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代，劳动生产率高，比较优势明显，所以国际经济的自由化符合它的利益。一位学者认为，事实上，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工业从它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中受益匪浅。它从英国购买用于纺织的纱线，向英国学习质量管理方法，还从英国获取技术知识并借取资本。〔13〕随着德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德国从自由贸易竞争中获利越来越多。在电力、化工产品、机械、钢铁等行业，德国企业赶超了英国。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气产品占全世界的34%，相对之下，美国只生产了29%。“德国制造”这个商标最初是英国加上去的，以使消费者在市场上可以辨别这种“次货”，结果，它成了制作精巧和质量优良的标志。〔14〕从1877年到1913年，德国的进口增加了3倍，出口也增加了3倍。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仅次于英国的15%，占世界第二位。〔15〕
19世纪后半期被国际经济学家称为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英国和德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因此，在谈到相互依赖和战争的联系时，一些学者认为，与其说德国在相互依赖中受到了损害，不如说它害怕英国切断这种联系。〔16〕或者说，一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德国对英德贸易的预期太过悲观。例如，英国可能切断和德国的贸易联系，从而使德国工业受到重大损害。这一假设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足以解释德国的外交政策转变。现实中，英国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德国首先转向了保护主义。1879年，以《关税保护法》的出台为标志，德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其标志是俾斯麦对黑麦和钢铁征收关税。1887年，德国的农产品关税已经是1879年的5倍。这种关税率的不断上升，无疑是德国的大农场主向帝国高层强烈要求并施加压力的结果。〔17〕俾斯麦的对外经济政策之所以转向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所谓“钢铁与黑麦”大联盟、维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18〕。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强大的容克地主阶层的存在，使得俾斯麦不得不极端重视政权安全的问题，也使得德国与自由贸易秩序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这一政策或许有助于维护德国的国内政治稳定，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德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英德关系和德俄关系的，因为德国是俄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
尽管俾斯麦的对外经济政策逐步转向保护主义，但英国依然坚持自由贸易，即使在其他国家开始对英国货物强制征收关税的情况下也如此。自由贸易政策从短期来看只是减少了英国的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1880年德国控制了欧洲财富的20%，法国控制了13%，俄国是3%，但是英国却控制了59%，这几乎是德国的3倍。1890年，德国的比例增加到25%，而法国和俄国的比例分别为13%和5%，英国仍然控制着欧洲财富的50%。只是到1903年后，德国才真正成为货真价实的争霸国——它控制了大部分的欧洲工业力量，超过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别的国家，而德国陆军则是世界上的第一强。1913年，德国电气产品占世界总产量的35%，而美国为29%，英国为16%。德国电气产品的输出在世界贸易中占到了50%，连英国的很多电气产品都是从德国进口的。〔19〕直到1932年，也就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3年之后，英国才搞了一个帝国内部的互惠集团。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都没有放弃19世纪中叶以来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悲观预期并不是英德关系从战略友好走向战略竞争的直接原因。(https://www.daowen.com)
在俾斯麦执政的时期，他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实力的相对局限性，以及英德两国之间整体国家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对于英国来说，维持欧洲的均势秩序是它的整体国家利益，因此它并不会选择与德国结盟。但是，英国不得不依赖德国来制衡俄国，俾斯麦时期的英德关系保持了一个相当友好的状态。在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中，他最成功的一点应该是遵循了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建议，即在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霸权国之前，尽可能密切而不是恶化与霸权国的关系，更不要与霸权国发生战略对抗。德国无需也不应该寻求与英国的结盟——这一结盟必然会恶化与俄国的关系，而德国和俄国的合作是压制法国的关键。但是，通过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德国就可以至少部分地获得欧洲大陆的主导秩序地位。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阻止法国找到盟友形成反德联盟，维持孤立法国的联盟。如果德国把英国当成主要对手的话，那么就会面临霸权国和法国的联手，这无疑是一个相当不利的战略局面。因此，俾斯麦十分谨慎地处理与英国的关系，在殖民地问题上保持相当的克制，绝不去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德国与英国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其实没有冲突；真正爆发冲突的可能点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德国是一个崛起较晚的国家，殖民地不多，所以关键在于德国领导人如何看待殖民地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友谊比二十块泥糊的殖民地要有价值得多。”〔20〕
只要德国不盲目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挑战英国的海军优势，那么两国之间就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事实上，俾斯麦时期，从1884年到1885年，德国在非洲陆续占领了多哥、喀麦隆以及西南非和东非的一些殖民地，一跃而成为殖民地大国，其殖民地的面积超过本国疆域的5倍。俾斯麦在这一时期短暂地支持了对外殖民扩张，具体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获取国内的政治支持、推动德国的产品出口等，但是这些殖民扩张更多是以和英国协商的方式获得的，而不是“硬抢”，英国也一度表示乐意看到德国的这些殖民扩张。到了1885年，俾斯麦就丧失了对殖民扩张的兴趣，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应对法国的威胁上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击败，这一痛苦的经历导致了法国人的对外殖民扩张热潮，试图从殖民扩张中找回自信。俾斯麦则不失时机地鼓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行动。19世纪末，法国仍然是殖民地争夺中英国的主要对手之一，两国在非洲、亚洲都有广泛的摩擦；同时，英国也希望借助德国的力量来制衡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可以说，在这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中，英国更多是身不由己的，而德国则没有必要参与进去。英法矛盾和英俄矛盾的凸显对德国来说无疑是喜闻乐见的，这自然大大提升了德国在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3.三皇同盟与俾斯麦的大陆体系
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俾斯麦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联盟体系，使得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一度获得了在欧洲的“半霸权地位”。这是一个以英德友好、俄德奥三皇同盟以及英意奥《地中海协定》等为核心的孤立法国的大陆同盟体系。在这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同盟体系中，法国完全被孤立了，德国得以继续享受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国内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大陆同盟体系的核心是德俄同盟。俄国是一个陆军强国，拥有庞大的疆域和人口，又和法国对德国形成了左右夹击的地理态势。只要德国和俄国维持着同盟或者准同盟的关系，那么法国就没有翻盘的可能性。因此，在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中，维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一直是重中之重。
俾斯麦精心打造了包括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三皇同盟。具体说来，1872年9月在柏林的俄德奥三皇会议上，三国约定维持欧洲现状、协同解决东南欧的纠纷。1873年5月，德国和俄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被其他欧洲国家进攻时，另一方应出兵20万援助；1873年6月，俄国又与奥地利签订《兴勃隆协定》，规定若有第三国侵略危机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行动的方针，随后德国于10月加入，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皇同盟”，条约有效期两年，到1875年条约中止。尽管三皇同盟解除了法国可能主动进攻德国的威胁，但是并没有赋予德国可以主动进攻法国的权利。恰恰相反，俄国的战略底线就是德国不能再对法国发动主动的攻击。经历过1875年的“战争在望危机”后，俾斯麦对俄国强硬反对德国攻击法国的立场感到深为不满，这可能有意无意加深了两国政策对抗的动力。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俾斯麦邀请欧洲大国到柏林开会，其结果是限制了俄国在俄土战争后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例如取消了大保加利亚公国、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一切国家军舰关闭等。俄国对德国的不满大大加强了。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Aleksandr Gorchakov）认为，“德国在近东没有任何利益，俾斯麦害怕被拖进一场他将毫无所得的冲突，因此梦想实现某种不可能的瓜分，使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21〕。
由于俄国和奥匈帝国、土耳其在近东地区存在尖锐的矛盾，德国也不可避免会被卷进去。在这一背景下，1879年，德奥结成同盟关系。德奥同盟条约规定，如果一方受到俄国的攻击，那么另一方应全力支援；如果受到俄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攻击，那么另一方就保持善意中立。显然，这一条约是针对俄国的。俾斯麦深知俄国的重要性，并不愿意为此完全放弃俄国。因此在1881年，俄德奥三皇再次签订同盟条约，是为第二次三皇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国作战时其他两国应守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对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任何改变须经三国共同协议：三国承认封闭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原则，土耳其不得将海峡供任何交战国作军事活动之用。1884年，三皇同盟条约续订，但是，随着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争夺的日益激烈，这一条约到1887年期满时没有再续订。当时，俄国和奥匈帝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俾斯麦一方面表示支持俄国在保加利亚的特权，另一方面却又支持奥匈帝国与英国合作一起制衡俄国。1887年12月保加利亚危机期间，对于奥匈帝国试图把德国拉下水的尝试，俾斯麦也明确予以拒绝。在俾斯麦构建的大陆同盟体系中，它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处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
三皇同盟的形成和发展，充分表明了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存在复杂的国际秩序关系。一方面，这三个国家都是君主制国家，都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都有共同制衡英国霸权的倾向；另一方面，俄国和奥匈帝国都野心勃勃，不断在巴尔干半岛发生冲突，围绕着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日趋激烈。巴尔干地区的小国例如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也不断变换联盟的立场。当俄国扩张的势头强劲、威胁更大时，它们就倒向德奥同盟；而当奥匈帝国的扩张势头强劲、威胁更大时，它们就倒向俄国。这些小国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使得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俾斯麦的政策显然不可能制止俄奥关系的恶化趋势。因此，在第二次三皇同盟终止后，俾斯麦又和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这一条约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与第三方交战，另一方应保持善意中立，但德国进攻法国、俄国进攻奥匈帝国除外。这一条约保证的是当法国进攻德国时，俄国将会保持中立。条约的有效期为三年。事实上，在俄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单独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同样，条约也排除了德国主动进攻法国的情况。因此，《再保险条约》本质上确保了德国的安全，也顾及了俄国的战略底线。
俾斯麦的大陆体系是一个基于许多复杂因素的精巧体系，既要利用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来确保德国的安全、凸显德国的欧洲协调者角色，又要防止和某一方走得太近导致与其他大国的矛盾激化。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实属不易，而同盟体系走向瓦解却相当容易。就德俄关系来说，俄国肯定不满意新崛起的德国在欧洲地区秩序中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前的普鲁士虽然也是欧洲强国，但是和俄国、奥匈帝国相比不是一个量级，加上德皇威廉一世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因此俄国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中基本保持了中立。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又帮助俄国取消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巴黎条约》中黑海中立化的规定，恢复了俄国在黑海的利益。在对待奥地利方面，俾斯麦在普奥战争后，对奥地利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政策，事实上只要求奥地利退出德国统一的进程，使得两国很快和好并再次结成同盟。但是，如前所述，大陆同盟体系中最麻烦的问题在于俄奥矛盾。俄国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必然借助斯拉夫民族主义，而这必然会威胁到奥匈帝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对于族群矛盾尖锐又不能戒除地区野心的奥地利来说，它的主要对手必然是俄国。到了19世纪末，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矛盾日益尖锐。奥匈帝国希望拉拢德国来对付俄国，但是像俾斯麦这样成熟的政治家不可能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奥匈帝国而与俄国决裂。他最好的做法当然是居中协调、尽量不简单地选边站。不过，总的来说德国的回旋空间在日益缩小。
纵观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其高度吻合了位置现实主义对于潜在争霸国外交政策的假设。在他的领导下，英德关系仍然相当友好，与俄国的同盟保证了德国的安全。德国与俄国在地区主导地位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争夺，只是被俄奥冲突所牵连。如果俾斯麦能够更强硬地约束奥匈帝国，或者在关键时刻更多偏向俄国，那么同盟将能维持得更久——因为除了德国以外，奥匈帝国只能选择与法国结盟，但这本质上是将更强大的德俄推到一起，奥匈帝国如果基于理性的话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野心本质上是对德国地区主导秩序地位的威胁，因为它迟早会撕裂三皇同盟，而三皇同盟是德国作为欧洲事务协调人的基础。一直以来，俾斯麦暗地里推动英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合作，以制衡法国和俄国，又不直接导致与俄国之间关系的恶化，这就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但是，随着1890年3月俾斯麦的辞职，德皇威廉二世推行外交政策新路线，拒绝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导致俄国选择与法国结盟，从而开启了帝国败亡的命运。
与此同时，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还致力于推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合作，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建立，“意大利同德奥结盟俨然以平等的大国身份出现于欧洲舞台，摆脱了困难的孤立境地，一旦受到法国进攻可以得到德奥的援助”〔22〕。不过，问题在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也存在矛盾，尤其是如果意大利把扩张的野心转向巴尔干地区的话。“波斯尼亚危机暴露了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对巴尔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门的内哥罗，特别是阿尔巴尼亚这些濒临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意大利一直谋求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扩大到巴尔干的西部。这同奥匈帝国长期追求的目标是冲突的。……意大利对奥匈帝国的领土特兰提诺和的里雅斯特也一直抱有野心。这样，海洋出海口和领土的争夺使这两个同盟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23〕因此，俾斯麦一直诱导意大利向北非地区扩张，但是奥意两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威胁到同盟的稳定，而意大利是不可能放弃与英国的友好关系的。意大利表示该同盟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针对英国。
因此，在现实的大国关系中，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尤其是在国际秩序方面，一致性与冲突性并存是国家间秩序关系的常态。俾斯麦努力使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秩序关系的一致性最大化，总的来说无疑是高明和成功。但是，由于秩序关系的过分复杂，它并不能奢望把所有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很多时候，必须在盟友与对手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威廉二世很快抛弃了俾斯麦的高明战略，开始主张所谓“世界政策”（Weltpolitik），希望德国获取更高的整体国家利益——全球霸权地位而不仅仅是地区主导地位。这一目标无疑是直接挑战英国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德国从潜在争霸国转变为现实争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