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现有的外交政策研究是从两个不同的路径展开的，但都是以解释为主要目标。一种路径是外交政策分析。对于国家利益包括什么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如何排序，外交政策分析并没有确定的看法。通过提出塑造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外交政策分析旨在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制定某种外交政策。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主要是关注领导人、官僚机构以及利益集团在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官僚政治模式强调的是官僚机构具有自身的部门利益，组织过程模式强调的是决策程序中信息的流动和筛选所产生的影响，利益集团模式则强调利益集团的知识优势、组织优势及其对最终决策的影响。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都试图把它们所倾向的某种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而这最终取决于领导人、官僚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结果。按照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我们可以对某一项具体的外交政策的产生过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理解某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即便我们知道这一政策主要是受到哪种因素的影响，但它只是一个个案，在不同个案中不同因素的作用是变化的，而且外交政策分析的路径也不能告诉我们国家是否存在客观的、整体的国家利益。
第二种路径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尽管这些利益本质上仍然是分属不同问题领域的。例如，军事安全、经济发展、文化存续都是各国社会所共有的利益。如果对这些利益的受益者进行细分，那么可能会逐步滑入官僚政治模式或者利益集团模式的层次。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利益都是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在这些利益与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这就涉及对这些利益进行排序的问题。传统现实主义相对强调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是从国家利益的性质角度来说的。在现实中，国家并不一定面临紧迫的安全问题。国家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取决于国家的相对实力。相对实力越强，就越有可能追求更高的国家利益。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国家未必总是要采取“最坏打算”的做法。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战争的代价日益增大，进攻性的对外政策已经是得不偿失，国家安全并不稀缺，因此各国完全可以在制衡威胁的同时致力于经济发展等其他方面的事业。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联盟研究同样是遵循这一路径。相比传统的势力均衡理论研究，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制衡安全威胁并不一定是国家的首要利益，因此国家在选择盟友与对手时未必一定是从制衡威胁的角度出发的。兰德尔·施韦勒和法里德·扎卡利亚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施韦勒认为，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获取战利品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导致追随强者、见风使舵的行为更加普遍。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则认为，美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之所以没有对外扩张，不是因为美国不想要势力范围，而是因为政府无法从社会中抽取到足够的资源。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改进之处主要是对于相对实力的标准进行了修正，提出了“领导人眼中的实力分配”或者“政府掌控的国家实力分配”的观点。大国可以追求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关键在于领导人如何看待当前的实力分配或者各国政府能够动用多少国家实力。阎学通教授的国家利益分析框架大体上类似于新古典现实主义，不过他所使用的衡量标准更多。通过分析国际环境、科技发展等条件因素，各国政府可以确定在某个时期它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利益。
在第二种外交政策研究的路径中，虽然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各国社会所具有的共同利益，并对它们进行了排序，但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判断国家利益排序的标准过于简单，那么理论上的利益排序可能与国家现实的利益考量相去甚远；如果增加判断利益排序的标准的话，那么这种分析框架所得出的利益排序结果又是不断变化的，缺乏足够的稳定性。而且，就算这种利益排序的方法告诉国家一段时期内应该主要追求什么利益，它只能是为国家的对外战略原则提供指导，无法为确定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提供帮助。如果一种国家利益的排序不能有助于确定国家间战略利益关系的话，它就无法被建构成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们国家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与对手。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探讨是比较有启发性的。新现实主义从实力差距的角度来考察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一般来说，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实力越接近，它们的关系就越紧张。新现实主义也强调了不同的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塑造作用。新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新现实主义者强调了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不同的国际秩序设计能够塑造国家间不同的利益关系，而围绕国际秩序的冲突也会导致国家间的对抗。社会建构主义从国家认同和国际规范的角度来分析国际间的利益关系，在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之下，各国从你死我活的生存竞赛，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利益融合，国家的实践互动和认同变迁塑造了国家间利益关系。这些对利益关系的考察都是有意思的，在接下来关于位置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中，我也会使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逻辑作为支撑或者辅助。不管现有的理论对于利益关系的判断标准的界定是否合适，利益关系的概念所具有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之间建立一种因果机制。只有确定了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国家才有可能确定自己的盟友和对手。
【注释】
〔1〕［美］玛莎·费丽默：《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原序。
〔2〕AlvinZ.Rubinstein，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inaPost-Cold War World：Issues and Dilemmas，McGraw-Hill，Inc，1994，pp.39，41.
〔3〕Andrew Moravsic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1997，p.518.
〔4〕Magaret G.Hermann，Leade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in Dan Caldwell and Timothy J.Mckeown，eds.，Diplomacy，Force，and Leadership，EssaysinHonor of AlexanderL.George，Westview Press，Boulder and Oxford，1993，p.78.
〔5〕Marijike Breuning，Foreign Policy Analysis：AComparative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5.
〔6〕Richard C. Snyder，Henry W.Bruck，and Burton M.Sapin，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roject Series，No.3，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65.
〔7〕Ibid.p.12.
〔8〕［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页。
〔9〕Graham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Little，Brown & Company，1971.转引自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19页。
〔10〕H.A.Simon，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New York：Macmillan Co.，1947.
〔11〕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10.
〔12〕［日］佐藤英夫：《对外政策》，王晓滨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1页。
〔13〕［美］格雷厄姆·阿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王伟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299页。
〔14〕Valerie M.Hudson，Foreign Policy Analysis：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Plymouth：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7，p.7.
〔15〕“President Says Saddam Hussein Must Leave Iraq Within 48 Hours，”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见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3/03/20030317-7.html。
〔16〕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pp.10，43，54.
〔17〕Robert D.Tollison，“The Interest-Group Theory of Government，”The Locke Luminary，Vol.Ⅰ，No.1，Summer 1998，“Part 4”.
〔18〕有关利益集团理论的简明介绍，参见Ronald J.Hrebenar，Interest Group Politicsin America，N.Y.：M.E.Sharpe，1997。
〔19〕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05—222.
〔20〕［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8页。
〔22〕G.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A.Kupchan，“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1990，p.283.
〔23〕［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433页。
〔24〕［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285页。
〔25〕Colin Wight，Agents，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77.
〔26〕J.Martin Rochester，“The‘National Interest’and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40，No.1（Jan，1978），pp.77—96.
〔27〕Julian Friedman，“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Julian R.Friedman，Christopher Bladen and Steven Rose eds.，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Allyn and Bacon，1970；Ole Hosti，P.Terrence Hopmann and John D.Sullivan，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Comparative Studies，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73，p.2.转引自［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8〕Glenn H.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Affairs，Vol.44，No.1，（Spring 1990），p.104.
〔29〕［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44页。
〔30〕转引自张玉国：《同盟困境与美日同盟——日本的同盟政策分析》，载《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1期。
〔31〕［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240页。
〔32〕［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3〕PatriciaA.Weitsman，Dangerous Alliances：Proponents of Peace，Weapons of War，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
〔34〕StephenM. 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World Politics，Vol.61，No.1（January 2009），pp.94—95.
〔35〕［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24页。
〔36〕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l 994），p.74.(https://www.daowen.com)
〔37〕Ibid，pp.105—106.
〔38〕Stephen M.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World Politics，Vol.61，No.1（January 2009），p.89.
〔39〕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Jumping on the Bandwagon：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6，No.2（May 2004），p.433.
〔40〕Ibid，pp.433—435.
〔41〕Erik Gartzke，“Permanent Friends？Dynamic Difference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7，No.1（March 2013），pp.1，12.
〔42〕联盟作为一种共同知识，其改变的条件用亚历山大·温特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当足够的行为体改变其行为，并越过了倾斜点的时候，才可能导致文化的变化”。［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54、374—375页。
〔43〕Douglas M.Gibler，“The Costs of Reneging：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3（June 2008），pp.432—433.
〔44〕JackS.Levy and William R Thompson，“Balancing on Land and at Sea：Do States Ally against the Leading Global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1（Summer 2010），p.8.
〔45〕Ibid，pp.14—16.
〔46〕Ibid，p.18.
〔47〕［美］威廉·沃尔弗斯：《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48〕同上，第107页。
〔49〕Stephen M. Walt，“Alliances ina Unipolar World，”p.114.
〔50〕Stephe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U.S.Foreign Policy，p.41.
〔51〕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N.J.：Prentice-Hall，1992，p.83.
〔52〕［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15—16页。
〔5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20页。
〔54〕转引自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55〕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1页。
〔56〕［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石应天译，载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57〕［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前言，第38页。
〔5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4页。
〔5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8页。
〔60〕［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24页。
〔61〕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187.
〔62〕Carl Kaysen，“Is War Obsolet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4，No.4（Spring 1990），pp.42—64.
〔63〕所谓安全困境，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发展军备，反过来让别的国家感到更不安全，从而引发军备竞赛。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即两个心怀敌意的人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枪，那么两个肯定谁都不会先把手枪同时扔出窗外，也没法同时扔出。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2.
〔6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65〕［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66〕［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67〕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27.
〔68〕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页。
〔69〕参见［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0〕［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
〔71〕［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六、七、八章。
〔72〕［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80—182页。
〔73〕Kenneth N.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Response to My Critics，”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30—333.
〔74〕［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76—77页。
〔75〕参见Joseph M.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 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76〕［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57—158页。
〔7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