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我国当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对改革开发后社会转型的回应。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有两个来源，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路径^[1]。遵循自上而下发展路径的组织，被称为官办慈善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主要是由政府各部门发起成立，在人事任免、内部治理等方面受政府的控制，获得政府资源的支持，工作人员有些是国家公务员，有些具有事业单位编制，也因为具有政府背景在募捐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资源一般比较雄厚，运作上体现明显的行政化、官僚化作风。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公益慈善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是应社会需求，是公民自愿发起、为公益目的而设立并独立运作的民间组织，又被称为草根组织。这类组织在21世纪，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量涌现，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力军。

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公益领袖徐永光仿照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将我国公益领域划分为三个世界^[2]：第一世界就是目前主导公益行业、力量最强大的官办民间组织、官办慈善机构，第二世界是非公募基金会，第三部门里的第三世界，就是没有政府背景的草根组织。草根组织数量庞大，因为双重管理制度的制约，大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据相关估计，其数量是民政登记社会公益组织数量的10倍。从数量上看，草根组织应该作为慈善公益行业的主体，但实际上这支数量庞大的草根组织队伍力量却还十分薄弱，基本还处于婴幼儿期，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制约的双重困扰中，生存普遍艰难，发展更是举步维艰。(https://www.daowen.com)

据相关研究，草根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主要面临合法性困境、资金困境、人才困境、定位困境、能力困境、知识困境、管理困境、信任困境等。有人认为将目前中国公益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皆归咎于“体制问题”，将目前公益组织所面临困境的矛头都指向“体制问题”，是无解的死胡同，是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应该放弃把“体制”当做万能的挡箭牌，公益组织自己应该“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并努力寻找突围之路、解决方案”。^[3]这种观点也许太绝对。事实上，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主动地自上而下的改革，给公益组织更多的制度空间、更好的政策环境；但同时也需要公益组织自身的努力，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的改变。因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中，国家虽然占据了主导，但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也给草根组织释放了更多自由的社会空间。国家名义上对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的双重管理制度，以期将社会组织都纳入行政控制体系中，但事实上，由于过高的门槛，反而使更多的社会组织游离在体制之外，是政府没有控制到的。而政府出于社会需要，实际上也默认体制外社会组织的存在。这恰恰说明了政府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有心无力的现实和无奈。体制外的社会组织是体制内组织的8至10倍，这些草根组织自生自灭，只要没有太多的威胁，政府是不支持、不表态、不接触的默认态度。这实际上是给了草根组织一个生存的机会和空间。另外，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的发展也为草根公益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这时，草根的处境一定程度上要看草根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然而，当今对体制问题的分析、讨论已经较为成熟，而从草根公益组织角度努力方向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很有必要加强从草根公益组织的视角，深入草根组织内部，通过研究组织的管理和运作的实践，总结出草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国家制度对草根组织种种不利的限制，强调草根发展中政府的决定性作用，被动等待政府层面的改革。实际上，许多草根组织在面临制度与资源的双重制约时，并不只是被动顺应和等待，而是积极努力在实践中摸索、创新，运用各种策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赢得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希望更多地从草根公益组织的视角，来谈谈“夹缝中”的生存、发展之道，即草根公益组织如何改变处境，如何运用现有的条件、资源，采取怎样的策略、措施，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