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动员系统结构的合理性
从个案的资源动员结构发展来看，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阶梯式发展历程，最终形成了以“准社会化动员”为主，私人化动员为基础，市场化动员为补充的“一体两翼”动员结构。那么，为什么草根公益组织会形成这样的动员结构呢？这样的动员结构在草根公益组织中有多大的代表性？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其发展趋势如何？对于以上问题，我们的思路是，先分别分析这三种动员方式的合理性，然后综合起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一）草根公益组织的动员方式是适应社会转型环境的产物
新的动员方式的出现是草根公益组织从自身出发，适应社会转型环境的产物。社会转型使动员系统中的各要素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1.私人化动员存在及发挥作用的解释
私人化动员的社会基础是熟人社会，其媒介是社会关系，其作用机制是特殊信任。我国“关系”概念和西方的“社会资本”比较接近，可看作是“社会资本”的中国化版本。个体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存在于个人拥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这些关系网络获得的，并从这些关系网络中衍生出来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网络加资源。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既受到先天关系基础的制约，同时也是其关系运作努力的结果，主要包括亲缘、地缘等先赋性关系以及个人有意识地去营造、构建的具有可选择性的业缘等人际关系。信任是私人化动员的作用机制。我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信任因熟悉而自发产生，包含强烈感情色彩，被称为“直接信任”、“人格化信任”或“特殊信任”。这种信任建立于私人关系，人们只信任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人，而不信任陌生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交往超越了家庭和血缘，逐步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一方面，信任不可能建立在长时间相处而了解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不得不产生各种交往与合作，信任问题变得极其重要。因此，“陌生人社会”通过一种信任机制实现对陌生人的信任，这种信任以制度、法律、契约等为中介，被称为“间接信任”、“制度化信任”或“普遍信任”。
社会转型使信任机制处于新旧更替之际——现代信任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传统特殊信任机制还根深蒂固。二尤其是在公益领域，制度建设滞后，公益组织公信力缺乏，社会化动员的社会信任不足，效果难以保证。根据有关调查，资助方多在熟人圈子中，定向寻找优秀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草根组织利用特殊信任机制，以私人化动员的非正式机制解决资源动员的问题。此外，草根公益组织早期的私人化动员与其处于初创期所具有的精英主导特点直接相关。更深的背景则源自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的传统[24]，关系是人们参与社会的一种资源和一条便捷途径，关系的“强”与“弱”能够直接影响资源的分配。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关系、依赖关系就成为自然与必然[25]。
2.市场化动员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解释
市场化动员方式的兴起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传统慈善组织固有的局限性以及社会企业理念的传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也逐步脱离行政力量的直接控制，而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而按照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法规，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门槛远远低于进入公益领域的门槛，而工商注册身份的自由度比民政注册身份高，不受来自体制行政等因素的直接控制。因此，很多不具备民政注册条件的草根公益组织选择了工商注册。
市场化动员是对传统慈善模式的固有局限的一种革新，也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被称之为“志愿失灵”，慈善供给不足、非独立性是其中的主要表现[26]。（1）慈善的供给不足。突出表现就是非营利组织活动所需的开支与非营利组织能募集到的资源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缺口。一方面是由于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其资金人力来源也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导致非营利组织难以获得充分可依赖的资源处理公共服务的问题。（2）非独立性。非营利组织因为资源、人力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和企业的财政资助，而这些资助往往有附加的条件，导致非营利组织很难有独立的决策、计划、执行的能力。资金缺乏不仅仅是中国草根公益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问题。要解决非营利组织的资金问题，首先必须扫除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公益组织可以靠社会捐款生存。真实的情况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不可能仅仅靠民间志愿捐款生存。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志愿捐款都只占其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的极小一部分。就资金来源的结构而言，世界各国的非营利组织可以分为三类，以政府资助为主；以会费收入和营业收入为主；以国外捐款为主。发达国家一般属于第一类，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属于第二类，最后一类主要是第三世界和转型国家，如非洲、南亚和东欧一些国家[27]。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为解决公益组织在发展中出现的诸如资源短缺、竞争加剧、依赖性强、可持续性发展较难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探讨的新方向。（1）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益组织慈善不足的问题。任何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仅仅依靠传统的筹资渠道很难筹措到充足的资金。社会企业的运行模式使得公益组织为了完成社会使命也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参照企业运行模式、学习企业经验，谋求长期发展，一改过去单纯依靠捐赠和公众资源参与的方式，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有效地解决了草根公益组织慈善不足的问题。（2）社会企业有助于培养公益组织的独立性。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不管来自于哪里，都难免受到一些附加条件的限制，对其他组织资金的依赖使得非营利组织很难有独立的决策、计划、执行的能力，甚至偏离了原来的发展方向。社会企业则使得公益组织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的舞台上，通过可靠持续的经济活动创造财富，实现组织的自我造血、自力更生，带来组织较高的独立性。商业式的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组织结构，不依赖于外部资助的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机制，使得公益组织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3）社会企业增强了公益组织抵抗风险的能力。按照资源依赖理论，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有利于降低组织的风险。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进行运作，公益组织资源来源中自创收入比例提高，增加公益组织独立性的同时，也降低了组织因依赖外部资源而带来的风险。
因此，近年来，社会企业也成为了中国草根公益组织探索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说，社会企业是一种市场化的动员方式，它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来获取利润，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它又属于公益领域，其宗旨是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以公益目标为准绳。公益组织进行社会企业资源动员方式的探索路上困难重重，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显示了作为公益组织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
3.“准社会化动员”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解释
“准社会化动员”是转型社会环境中，各动员要素发生变化后，彼此相互适应而呈现的产物，具有过渡的色彩。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整体变迁，导致动员的各要素也发生了变化。
（1）动员主体：由“对社会动员”走向“由社会动员”
从动员主体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使动员从传统的“对社会动员”走向“由社会动员”[28]。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资源，“全能政府”没有权力的边界，国家与社会高度统合，社会没有独立的空间，也没有自主的能力。因此在传统动员模式中，政治体系中的政府、政党等是唯一合法的动员主体，而社会只是动员的对象，被动接受动员。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社会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主活动的空间，逐渐发育，自主和自治能力不断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动员不再是政府的专利，社会已不仅仅是被动的动员对象了，而是能够积极主动进行动员。“由社会进行的动员”包括社会单位进行的动员、社区进行的动员、社会团体进行的动员、志愿者个体进行的动员。因此，从动员主体的角度看，动员包括“对社会的动员”和“由社会进行的动员”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政治体系利用政治方式对社会进行的动员，后者主要是社会自主进行的动员。草根公益组织进行动员属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由社会进行的动员”新类型。
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代表，在政府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草根公益组织作为动员主体具有自身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性。草根公益组织来自民间，贴近基层，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第二，创新性。由于试错的成本低，草根公益组织能够为满足这些需求进行有益和必要的试验，并有可能找到具有创新性的解决之道。第三，灵活性。草根公益组织在组织体制和运作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官僚化程度较低，便于根据不同情况及时作出调整。第四，自主性。相对而言，草根公益组织所直接受到的外界干预较少，能够自主地根据组织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对社会需求做出回应。草根公益组织所具有的优势是其与体制合作的资本。
然而，受限于传统“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社会掌握的资源有限，以及社会发育的不成熟，由社会力量作为动员主体仍呈现许多的不足。具体到草根公益组织，作为纯粹的社会力量，草根公益组织充当动员主体时，其劣势多于优势。劣势之一：缺乏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主要由三方面造成，一是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实际上将草根公益组织排除在外，它们难以获得合法身份，更难以获得公募权。其二，中国传统动员方式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动员方式中，国家、政府、政党以及具有体制背景的组织才是真正具有合法性、权威性的动员主体。第三，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公共性的承载主体一直是国家和政府，流行着“国家＝官＝公”的一元“公观念”[29]，动员客体对纯粹民间的组织缺乏认同。劣势之二：缺乏政治和符号资源。政治和符号资源在转型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交换价值，但这是作为社会力量代表的草根公益组织所缺乏的。劣势之三：草根公益组织本身处于初创期，规模小、能力弱、专业性不强、运作不规范、公信力缺乏、综合素质不高。总之，草根公益组织本身发育不成熟造成了自主动员能力的欠缺。
草根公益组织作为动员主体，其优势和劣势是相对而言，在不同的情境下，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草根公益组织的优势还需要通过其自身的成长和壮大才能得以凸显，对于先天不足、后天积弱，仍处于初创期的草根公益组织而言，这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其可能存在的强大的优势相比，草根公益组织的劣势却是实实在在的。面对“由社会自主动员”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政治体系“对社会进行动员”的路径依赖依然强劲，社会力量尚为独当一面的现实，作为动员主体的草根公益组织在实际的动员实践中，常常使用“联合策略”。草根公益组织通过主动链接体制内组织，将自己变身为体制内组织的下属部门，在实际的动员活动中，主动把政府部门、体制内组织等真正具有合法性、权威性的单位推至台前，宣称为动员主体，以提高动员活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迎合社会心理期待；草根公益组织在动员活动实际担负着对动员活动的设计、实施、检查、总结等任务，实际处于动员的主体地位，但在整个动员活动中，真正的动员主体却退居幕后，以动员主体的辅助者、配合者示人。在“准社会化动员中”，草根公益组织的联合策略实际形成了多样化主体，政府部门、官办公益组织为主，草根组织为辅，各种主体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通过联合行动实现了全社会总动员。在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动员研究话语从动员能力向动员主体转向”[30]，国家动员能力下降，社会的动员能力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动员主体之间的联合、优势互补成为重要动员策略。
（2）动员客体：多元化和结构化
社会转型也给动员客体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出现了新的动员客体，传统动员模式中处于动员主体地位的政治体系成为社会动员中的动员客体。其次，出现非组织化的动员客体，动员客体呈现出组织化和个人化的分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会“去组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社会人”。动员客体的非组织化使动员的难度增加，同时也要求动员方式作出新的调整。第三，动员客体具有了结构层次。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渐进性改革，社会发育是政府主动让渡空间的结果。按照组织与体制的关系，转型社会的组织可分为体制内组织、衔接型组织和体制外组织三种。所谓体制内组织，主要是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包括政府、政党等；所谓衔接型组织是那些站在体制中间，衔接体制内外的组织，它们具有半官半民性，同时受到行政机制和社会机制的约束。衔接型组织包括具有体制背景的公益组织、转型中的事业单位等。如红十字会、公募基金会、官方媒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衔接型组织是体制内外两种力量汇聚的平台，也是体制内外相互沟通的桥梁。而体制外组织主要是纯粹的社会力量，主要受到社会机制的约束，包括草根组织、民营企业等。与此相对应，社会转型期的动员客体也可以分为体制内动员客体、中间型动员客体和体制外动员客体三种类型。体制内动员客体主要指党和政府的各机关；衔接型动员客体包括公募基金会、官办组织、官方媒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区、街道等；体制外动员客体包括草根组织、私营企业、社会人等。
在草根公益组织的动员系统中，动员客体也呈现出多元性和结构性，体制内动员客体、衔接型动员客体和体制外动员客体，组织化动员客体和个人化动员客体同时存在。现代动员中，动员客体的第四个新变化是动员客体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动员客体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动员，而是具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选择权。这要求现代动员方式尊重动员客体的自由和权利，动员应基于动员客体自愿的基础上，动员结果应体现动员客体的意志，任何强迫的行为都是违反现代动员基本原则的。
动员客体的多元性、结构性对草根公益组织动员方式产生了影响。首先，多元化动员策略。动员客体的多元化要求动员策略的多元化，对于不同的动员客体采取不同的动员策略：对于个体化的个人，主要以社会化手段，通过公益活动本身的特征，唤起动员客体的情感、价值认同、兴趣爱好等个性化需求，从而达到动员效果；对于组织化的动员客体，更注重利益回报、需求满足等公益营销手段的运作。对于体制外的动员客体，动员的难度相对较小，侧重于纯粹社会化的手段；对于体制内动员客体的动员，则是草根公益组织注重在社会化动员方式中发挥体制因素的局部效应。第二，“递进与迂回”策略相结合。面对不同类型的动员客体，草根公益组织并不是平均使力，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根据动员的难易程度以及动员实效采取了“递进与迂回相结合”的策略。不同类型的动员客体的动员难度各不相同，从体制外到衔接型再到体制内，动员难度依次递进；而不同动员客体的动员效果又是相互联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即对体制外动员客体的成功动员是对中间型和体制内动员客体进行动员的基础；反过来，对链接型和体制内客体的成功动员，又能促进对体制外客体的动员。在实际操作中，草根公益组织往往采取“递进”的策略，首先在局部范围内实现对体制外动员客体的动员，以此为基础，重点攻破衔接型动员客体，让衔接型动员客体成为动员体制内客体的媒介，最终实现更大范围的体制内外客体的动员。外客体的媒介，最终实现体制内外客体的动员。这一策略在“准社会化动员”方式中集中体现。
（3）动员关系
在转型社会，随着动员主体和动员客体的变化，动员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静态的维度来看，动员关系有平等关系、主强客弱和主弱客强三种类型。当草根公益组织面对一般的体制外客体时，属于平等的动员关系；当草根公益组织面对体制内和链接型客体时，是主弱客强的关系。从总体来看，受限于草根公益组织的整体实力，在草根公益组织的动员系统中，主弱客强是动员关系的主导。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现代动员呈现出动员主体和客体相互转化的趋势，在不同动员活动中，动员主体和客体相互转化，甚至在同一动员活动中，动员客体被成功动员之后，也变成了动员主体，积极主动加入到对其他动员客体的动员中，出现动员主体不断扩大的现象。在转型社会的动员中，政府组织为动员主体，人民大众为动员客体的经纬分明的主客体关系不复存在，而是出现主客体相互转化的现象。甚至，在同一动员活动过程中，客体也不再像传统动员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动员，而是获得了主体性，具有了主动选择的权利。
动员关系的性质深刻影响动员方式的选择。当动员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平等，动员往往基于自愿原则，以宣传、引导、说服、教育等为主，社会化手段成为主要的手段；当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不平等，主体处于强势，客体处于无从选择的弱势地位时，动员则可能滑向强制、压迫，组织化动员等传统动员方式现形；当主体处于弱势，而客体处于强势时，动员则考验智慧和耐心，需要策略。草根公益组织动员关系以主弱客强为主，尤其是要实现对强势客体的动员，草根公益组织不得不煞费苦心。作为弱势主体的草根组织选择了“示弱”和“补足”的策略，即首先积极主动与强势客体沟通，主动服从对方以赢得信赖；其次，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强势客体的缺憾、满足其要求，换取合作的空间。而在相对平等的动员关系时，草根组织采取的是社会化方式，将双方视为利益的统一体，以合作共赢为策略，坚持平等、自愿的原则。此外，草根公益组织一项坚持的动员策略为“转换”策略，将成功动员了的客体，转化为动员主体，增强整个系统的动员能力。如在“准社会化动员中”，草根公益组织成功动员链接型和体制内客体之后，又将其转化为动员主体，使体制因素的动员范围和效果因社会化手段放大，社会化动员手段乘体制的翅膀高飞，两者相得益彰。
（4）动员环境
从宏观环境来看，快速转型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变化是影响草根公益组织资源动员方式的深层因素。经济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具有了自由流动的体制外资源，这使社会化动员成为可能；但权威型政府传统使体制和政治因素对资源配置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政治和行政因素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仍然有着相当大影响的‘后总体性社会’中，如果完全脱离体制内的组织因素，甚至置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的‘政治优势’于不顾，而试图在社会中积聚起较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现实的。要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就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有效地利用已有的体制和组织因素。”[31]这决定动员必须重视和利用体制因素，纯粹的社会化动员行不通。
政治方面：政府职能改革，政治体制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为权威主义体制，在政府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草根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体现了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草根公益组织因来自社会所具有的亲民性、创新性、灵活性、自主性等优势，以及草根组织所具有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功能正好能够弥补政府的不足，成为政府职能改革的承接者，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支持公益组织发展也成为政府的需要。政府对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采取了控制与发展并重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通过“分类控制”限制独立的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重要的领域，通过创办、扶持公益组织的方式，积极推动公益组织的发展。“社会”和“政府”共同认可的“交叉地带”是公益组织和政府合作的基点。政府的需要和选择性支持策略成为草根公益组织成功借用体制因素开展广泛社会动员的政治前提。
社会方面：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中产阶层、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等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推动者和核心力量。随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在追求个人价值感、成就感、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公共意识等现代理念的影响下，社会公众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种受到正面评价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这是进行社会化动员的社会基础。但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也会给草根公益组织的动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其一，由于社会发育不良，社会公益组织先天不足后天积弱，社会对民间公益的认识、信任和支持都不足，单纯依靠草根公益组织的社会化动员困难重重；其二，从社会动员的历史传统来看，改革开放前以集中统一、自上而下层层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的组织化动员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其三，从熟人社会转型为陌生人社会，与陌生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信任机制尚未确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信任危机。
在文化上，政府、官方是“公”的唯一代表，纯粹的社会力量作为公共代表，合法性、权威性不足，难以独当一面。体制外组织所面临的动员环境都指向一条路：资源动员单纯依靠社会或单纯依靠政府都行不通，必须同时依靠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实现体制与社会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5）动员手段
从动员的手段来看，转型社会的动员处于由“政治意识形态和领袖权威崇拜”主导的群众运动转向以追求实际利益为轴心的市民选择[32]的过渡中。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动员以集中统一、自上而下层层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现代社会动员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33]。改革开放后的转型社会时期，传统动员、现代动员手段，政治、体制因素和社会化手段等杂糅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复杂交织的特点。而“准社会化动员”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产物。
（二）草根公益组织“一体两翼”动员结构的解释
“一体两翼”动员结构是草根公益组织在适应“强国家——弱社会”外部环境的中努力保持自主性发展的一种努力。对此，资源依赖理论可以提供解释。由费弗尔（Pfeffer）和萨兰其科（Salanick）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主要体现在《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个资源依赖的视角》这部著作中，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34]：（1）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一个组织对外部环境是存在依赖的。组织最为关注的事情是生存，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组织必须与其依赖环境中的要素发生互动，组织的生存建立在控制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的基础上。（2）组织对外部环境要素的依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资源对组织维持运营和生存的重要程度；持有资源的群体控制资源分配和使用的程度；替代资源的可得程度。（3）组织间的依赖关系往往并不是单边关系，更多的情况是参与方在某种程度上资源的相互依赖关系。如果参与方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不同，并且这种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无法通过其他交换过程来得到弥补，那么满足依赖程度较低一方的要求，则成为保证依赖程度较高一方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4）在资源依赖的视角下，环境也是可以被塑造的内在变量，组织不是完全被动和静止的，它也可以采取主动进行行为的调适。当组织察觉到环境中资源依赖的某种状况后，会主动采取各种策略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和制约。这些策略包括：如何适应或回避各种相冲突的外部需求；利用扩大规模等多种方式来改变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状况；建立组织与环境沟通的桥梁和谈判渠道；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获得特许经营权，改变对合法性的定义等来创造环境。
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中，合法性和资金是最为关键的两种资源。其中合法性又可以简单地分为社会合法性和国家合法性，而国家合法性由国家（政府）垄断，不可替代；社会合法性大部分以社会为基础。在资金方面，草根公益组织可以有社会、市场和政府三个来源渠道，其中尤以社会和市场为主，而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背景下，“社会”的自主性受到“国家”（体制）因素的制约，市场则是相对自由独立的渠道。
在合法性这个资源上，草根公益组织强依赖于政府（体制），而政府（体制）弱依赖于草根公益组织，双方形成不平衡的依赖关系。缺乏体制背景的草根公益组织为了获得国家合法性，选择将自己纳入体制，并借用体制进行“准社会化动员”，而这同时也扩大了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范围。“准社会化动员”是草根公益组织从自身条件出发，适应转型社会动员系统各要素变迁的产物；同时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策略。但“准社会化动员”有效地缓解了草根公益组织的合法性和资源困境的同时，又带来草根公益组织陷入过于依赖体制，受体制控制而失去自主性的风险。
草根公益组织降低对体制依赖的思路有三种：其一，降低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性，提升社会合法性对组织的影响，从而减少对体制的依赖。这一策略是通过提升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完成。为了降低国家合法性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草根公益组织在利用体制的增加国家合法性的同时，也注重在“准社会化动员”中增强自身的社会合法性。其二，动员方式多元化带动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私人化动员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市场化动员的资源主要来自市场，两者使组织的资源来源多元化，多元化的资源渠道降低了组织对某一个资源主体的依赖，也就增加了组织的自主性。第三，探索市场化动员，增加自有资金总量。在私人化动员和市场化动员两种方式中，私人化动员的效果相对稳定，但拓展的空间有限，且对外部依然存在依赖；市场化动员则完全属于组织的自有资金，在坚持组织公益使命的基本原则之前提下，完全可以自由支配，对于公益组织的独立自主性的增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市场化动员成为公益组织努力探索的方向。(https://www.daowen.com)
总而言之，草根公益组织以“准社会化动员”为主体，私人化动员和市场化动员为补充的“一体两翼”动员结构是草根公益组织从自身条件出发，在适应“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及社会转型环境中努力保持组织自主性的产物。
【注释】
[1]唐明勇，孙晓晖.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2]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课题组.西部大开发中社会动员与大众参与的现状分析［J］.天府新论，2006（4）.
[3]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唐明勇，孙晓晖.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5]刘威.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J］.东南学术，2010（4）.
[6]孙立平，晋军，何江穗.以社会化的方式重组社会资源——对“希望工程”资源动员过程的研究［D］.中国扶贫论文精粹，2001.
[7]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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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龙太江.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危机管理中的动员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5（2）.
[10]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1]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2]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3]实际上，对于活动的追踪报道，一般是由户外筹款小组人员自行采写，呈报C基金会秘书长审阅修改后，再交由合作媒体发表。媒体宣传的责任实际在草根公益组织身上。
[14]2008年6月至2009年3月，我国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英国文化协会合作，引进了“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进行试点。该项目面向公益组织从业者、社区领导、年轻人以及现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家提供关于社会企业的培训，希望通过培训，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社会企业创业想法发展为成熟的商业计划，或者将商业实践运用于自身的组织，从而在所处的社区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更多的财富和更好的社会服务，使中国的社会企业部门能够实现自我发展。项目面向完成培训的学员征集社会企业创业计划，最优秀的商业计划还能从项目奖励机制获得启动资金的资助。他们还将与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社会企业家们建立联系，以获得同行的支持、辅导和资助的机会。从2009年开始，“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进入正式运营期。他们通过各种公益门户网站广泛发布招收学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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