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人的需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人的需求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受社会生产力方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结构等的深刻影响；同时，人的需求也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受到个人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的影响。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背景下，人的需要具有其特性，要把人的需要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分析。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快速时期，社会转型给需要体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的需要是我们进行激励机制研究的基础。
（一）中国社会转型对人的需要的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整体变迁。在经济上，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转型；政治上，是从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人治向法治转型；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单一同质性的社会向多元化的社会转变；在文化上则涉及生活方式、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变迁。中国社会转型对人的需要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1.社会转型对人的需要结构产生影响
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分工与交换的极不发达，人的社会关系及整个社会的活动领域较为狭隘，这就决定了人的需要结构比较简单，人们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物质需要在需要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同时，人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交往关系和结构也较为简单，政治生活需要或社会秩序需要从属于物质生活需要。
社会转型期，人的需要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存需要退居二线，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等地位凸显，成为需要结构中的主导需要。享受需要是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旨在提高生活质量、优化生存条件的需要；发展需要则是人为了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增强自由个性、实现个人价值等而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是关于开展社会交往、构建社会关系的需要；精神需要是关于认同感、成就感、价值感、追求人生价值等的需要。
转型期需求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分配方式变革，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由于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社会整体向小康社会迈进，生存需要在需要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自然大大下降了，对生活的品质要求上升，人们开始追求有个性、有品位的生活，这使人们的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精神需要变得突出了。第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关系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使人摆脱了依附地位，社会由身份制向契约制转换，人们获得了自由，人的主体意识、个人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等现代意识觉醒，对于个人才能的发挥、个性的张扬、个人的成就感、价值感、人生意义感等更为注重，追求成功、自我实现等发展需求上升。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具有逐利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使一些人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法则、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人的需求异化发展，这唤起了人们对真诚、信任、亲密、合作等共同体关系的渴望。第三，单位制解体、城市化发展、社会流动增加使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现代社会的频繁流动使人们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归宿感，陌生人社会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这都增加了人们对亲密关系、归宿感等精神需求的呼唤。第四，转型社会中，利益格局变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拉大，社会分化加剧；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多种文化复杂交织，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复杂化。因此，转型社会的需求结构也具有了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不同的人之间具有了明显的差异。
2.社会转型对于需求满足方式的影响
社会转型不仅对需求结构产生影响，也导致了需要满足方式的变革。
第一，对于物质生活需要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劳动是人们满足其需要的唯一方式。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经济成分多元化，分配方式除了按劳分配还有按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的其他方式，对于个人社会成员来说，劳动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面。
第二，对于社会交往、爱的需求、归宿感等社会需求而言，在传统封闭半封闭的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社会交往的范围也受到限制，对于认同感、归宿感等精神需求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等血缘性共同体、村落或社区等地域性共同体、工作单位等业缘性共同体、友谊或宗教等精神性共同体实现。但在转型社会，传统的地域共同体已经因为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日趋瓦解，单位制下的工作单位被竞争激烈的职场所代替；人们对社会交往的需求、对共同体般社会关系的需求转向通过社团、网络组织或社区、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等现代共同体形式实现。
第三，对于发展和自我实现等需要，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就业、生活等重要决定都是由国家统一安排，个人的自主选择的余地比较小；社会转型期，人们自由流动、自主择业、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具有了广泛的自主选择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自我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在各行各业上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第四，消费成为需要满足的重要方式。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日益表现出由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物产相对丰富的“消费社会”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社会的主要活动，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消费获得了一种超出维持基本生存的新的功能，即社会表现的功能。消费成为表达某种意义的符号，因而被符号化了[19]。人所重视的已不是作为满足需要的对象的实际功用和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意义、象征意义。个人社会身份、社会地位、自我认同感、社会认同感、个人价值感、成就感等都是通过其所消费的物品来获得。“消费不但是经济学意义上消费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社会学意义的消费者进行‘意义’建构、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20]。占有财富和增殖财富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财富具有了评判一切的魔力[21]，相反，财富只是服务于人的需要的目的被日渐淡忘，人的真实需要遭到广泛漠视。
（二）社会快速转型期人的需要的特点(https://www.daowen.com)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需要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的真实存在，而不是超历史超时空的抽象存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与精神存在物的统一体，其需要具有客观必然性、社会历史性、主观能动性和发展性，它不仅受客观自然的制约，也受到宏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和需要主体的主观因素相联系。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化的加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动和多元化发展，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转型社会中的人，影响着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实现。具体而言，转型社会的人的需要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需要层次的普遍提升。转型社会生存需要等基本需要的满足使人的需要的层次越来越高，需要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产生需要的领域越来越宽泛。从需要产生的领域看，分为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其中生活需要是转型社会的主导需要；从需要的功能上看，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其中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是转型社会的主流需要；转型社会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使精神生活的质量成为追求的目标，人从致力于改造物质世界转向改造自身，更加关注人的生存质量、生命质量以及全面自由发展。
其二，需要内容的多元丰富，互相渗透。从需要的内容上看，需要分为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中国已经从“温饱”走向了“小康”社会，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物质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都有新的变化，各种需要内容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渗透。人们既关注物质生活需要，也渴望在社会中寻找归宿感、认同感；要求体现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发挥主体地位，要求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肯定；要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要求民主、平等、公平等；注重个人成长、要求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发挥个人才干、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成就感等；注重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各种需要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体现出相互渗透的趋势，即物质需要中体现了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精神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通过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如对于物质性需求人们不仅仅是限于其满足生存的水平，还讲究生活品质、追求个性品位，同时物质性需要的满足是实现社会身份建构，体现个人社会地位、身份，获得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个人成就感、价值感的手段。
第三，需要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在转型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也不断增强，加之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环境、职业背景、人生经历、受教育情况、价值观念等，尽管在某些基本需求方面具有共同之处，但是不同阶层，不同个体之间在需求的内容、层次结构及满足方式上的差异性也越来越明显，体现出需要的个性化和差异化。
第四，需要的层次性和矛盾性。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化的不断加剧，社会需要的结构也在变化，需要层次分化，生存需要的重要性下降，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等其他需要的重要性上升，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注重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的发挥成为主流趋势。然而，由于转型社会时期，社会实行多元分配方式，社会利益分化和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摩擦增多，需要与需要的满足已出现了矛盾甚至对立，一部分人（富裕者）与另一部分人（贫穷者）的需要之间也出现了矛盾，不同地区、行业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需要同样也出现了矛盾；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增加了需要主体之间的竞争和摩擦。同时，由于转型社会中价值观念多元并存，需求评价体系不同，在人自身内部和不同层次的需要之间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之间，个人需要与集体需要之间，有时会存在尖锐的矛盾，使需要主体面临内心激烈的冲突和艰难的选择。
（三）社会转型期：物欲时代的需要困境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物质生产出现了“过剩”，为了维持资本的继续增值，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消费演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政府、经济部门和大众传媒等一同发起并积极推动了一场空前的促进消费的联合行动，一切能有效地鼓励消费的措施和创新都逐步制度化，并由此形成了一股消费主义浪潮。此后，这场联合行动又以全球化方式蔓延、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和开放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人的各种需求面临矛盾和困境。
1.困境一：欲壑难填，物质需求无止境
以经济增长为最终目的的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就是不断地扩大人的“基本需要”，就是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不断地刺激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此时的“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22]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被虚假的欲望符号体系所操纵所奴役的地带，即被时装、休闲、旅游、汽车、广告、电视、网络等流动着的无形的次体系或准体系所控制的世界。这样，从现象形态来看，现代日常生活世界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作为‘巨大的商品化堆积物世界’发展的极端形态，也就是种种物体系、符号体系所拼凑而成的万花筒世界”。[23]“消费更多和更好的物品在最初意味着给人更多的幸福和令人满足的生活。消费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却变成了目的本身。”[24]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社会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贬斥到成为机器的附件，被它的节奏与需求所统治。它把人变成消费的机器，变成彻底的消费者，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使用更多的东西”。[25]越来越多无止境地追求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身份地位，出现了“房奴”、“车奴”、“孩奴”等被奴化的人，出现了“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借贷消费”等消费现象。弗洛姆指出：“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在消费主义文化面前，“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们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26]，为了消费而消费，永无止境地占有物品，被物品和需要所异化。
2.困境二：真情难觅，社会需求功利化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只有在社会中，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能生存和发展，个人的自我意识、个人认同、个人能力的发展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发展；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也需要与他人联系获得安全感和归宿感。社会交往的需求、爱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归宿感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合作的需求等等在陌生人社会、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彰显。市场经济使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增强了，但市场经济实行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丛林的生存法则使社会成为生存的竞技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却也片面地发展。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人人将自己降为工具，把他人也看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功利化，变成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了，但真正的社会关系却被污染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破坏了真诚、信任、亲密、合作、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疏离、冷漠、不信任。人们对社会需要的满足难以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因此，往往转向通过消费、购买等物质化的方式来实现，但经济交易所获得的满足只是暂时的、虚幻的满足。
3.困境三：自我迷失，精神需求无着落
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却带来了精神世界的贫瘠。物质成果与人的精神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越发达了，幸福感与生命和生活的质量对多数人而言却遥不可及，物质世界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却日益困乏[27]。这是因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需要已不再是源于人的内心，而是完全取决于其无法控制的外力，需满足的实现的标准也完全来自“他人”，人的需要成为了“虚假需要”，通过物质消费实现的满足也只是“虚幻的满足”。“为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事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畴之列。”[28]人们沉浸在对物质永无止境的追求中，消费主义文化引导大众彼此模仿攀比，彻底地麻痹和俘获了大众的心灵和意识，使人们沉醉于商品的消费中成为丧失自由和价值追求的“单向度的人”，过着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与此相联系，满足需要的劳动活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而成为“维护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9]，成了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理性控制已经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消费领域，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异化，异化已经蔓延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物”的包围中，人们的精神追求也物化，信念、理想在人们的眼中都变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既不可以当饭吃。也不能直接换成现金。如果人们还有理想，大多数也都是个人主义的理想，而缺乏社会信念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