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社会化动员”为主，私人化动员相配合
2010年2月，随着B组织内部的农村工作小组、户外活动筹款小组等相继挂靠官办基金会C，B组织开创了借助官办公益组织合法身份开展资源动员的“准社会化动员”时期。在这一阶段，“准社会化动员”成为组织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同时，以社会企业为形式的市场化动员再次启动，并逐渐成为资源动员的重要补充，而一直发挥重要支持作用的“私人化动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些下降，但仍撑起了组织资金来源的半壁江山。
1.“准社会化动员”的形成背景
B组织“倚靠体制，面向社会”的“准社会化动员”模式形成之前，市场化动员、运用个体社会资本的私人化动员、以项目形式向基金会的业内动员、组织借助媒体进行社会动员等资源动员方式在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工商注册、纯粹市场化的这种“企业为形，公益为质”的“组织外形化”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组织的身份问题，但同样也让公益组织陷入“信任危机”；此外，公益人士缺乏市场运作和管理的相关知识、技能和资源也直接导致纯粹市场化动员效果不佳。运用个体社会资本进行资源动员，具有信任度高、效率高、资金使用自由等优点，但个体社会资本具有局限性，随着公益组织机构的扩大，资源需求的上升，其动员效果也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以项目形式向国内基金会筹资的方式受限于草根公益组织的合法身份，以及国内资助型基金会数量的欠缺；向境外基金会筹资则面临政治风险。对于草根公益组织来说，社会化动员方式也是困难重重：第一，是缺乏合法身份，没有向社会募捐的资格，也难以得到基金会的项目支持；第二，社会化动员对应的是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独立的公民社会、成熟的捐赠文化等。而这些，在我国目前都不具备。第三，由于公益慈善资源被官办组织和政府部门所垄断，以及受制于社会文化、公民意识等大环境的影响，社会对民间公益的支持不足，社会化动员的空间有限，效果难以保证。第四，“在政治、行政因素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仍然有着相当大影响的“快速转型社会”中，在完全脱离体制内的组织因素和“政治优势”的情况下，在社会中积聚起较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是相当困难的。要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就必须利用已有的体制和组织因素”[12]。而体制和组织因素恰恰是草根公益组织所缺乏的。
寻找新的动员方式成为B组织迫切的选择，而方向就是向体制靠拢，寻求政府的支持与合作，借用体制力量，放大草根公益组织的优势，动员体制内外资源。这条路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在现实的困境中，由草根公益组织一步一步摸索、实践出来的。
然而，在政府的眼中，草根公益组织都是些游离政府管理之外的“非法组织”，但鉴于社会对草根公益组织的巨大需求，只要草根公益组织对政府没有太多的威胁，政府倾向于让这些草根组织自生自灭，采取的是“不支持、不表态、不接触”的默认态度。所以争取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更多的是草根公益组织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而，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资源互换，单个的草根公益组织对政府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除了活跃于基层、具有亲民性之外，草根组织似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加上初创期的草根组织，还存在资金少、规模小、不规范、非专业、能力弱等问题，因此，直接争取政府的支持与合作不具备现实性。
在这种情况下，B组织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先绕过政府，取得具有政府背景的官办公益组织的支持与合作，借助官办公益组织这个中介，将草根组织与政府间接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了解的增多，草根公益组织就有可能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相比较而言，草根公益组织与官办公益组织进行合作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行性。因为，同属于公益领域，缺乏合法性和资源的草根借用官办组织的资源，而行政化的官办组织也需要社会色彩浓厚的草根组织来加快社会化的进程。B组织与官办公益组织的合作始于一次影响深远的危机事件——2010年西南大旱。
2.农村工作小组挂靠官办公益组织的动员和运作模式
2010年春，B组织迎来了发展契机。此时，西南大旱的严峻形势开始显露，长期在基层开展志愿服务的农村志愿小组最早觉察了旱情的严重性，并策划抗旱救灾项目，但同样因为缺乏合法身份问题，而难以实施，于是再次选择与官办公益组织C基金会进行合作，解决合法身份的问题。不同的是，这次的合作并非临时性的项目合作，而是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农村志愿小组从纯粹的草根组织变身成为官办机构的志愿团队，在官办组织的麾下，以官办组织的名义，依托官办组织的资源和平台开展活动，并接受官办组织的管理和指导。草根一脚踏入行政系统，意义深远，这是社会与行政、体制外与体制内进行链接的开始。谈起农村志愿团队和官办公益组织C基金会长期合作的缘由，创始人z说：
2010年1月，在农村工作的村官向我们反映村子旱灾缺水的情况，农村小组就想做点事情，刚开始是和乐施会合作，申请了一个项目，后来因为乐施会里有些成员有反政府的言论，政府就限制它在内地直接支持草根型的NGO，农村小组和乐施会的合作项目就这样搁浅了。没有乐施会的项目基金，农村小组想到向社会募集善款进行救灾。这时，农村小组需要一个合法身份，就考虑和C基金会合作。在这之前，我也专门跑去咨询已经挂靠C基金会的Y组织的负责人，他说，还挺好的，后来我就到C基金会去谈，先是谈“送水救灾”的项目，再谈挂靠长期合作的事情，后来就都谈成了，签了三年的协议，到了2月农村小组成为C基金会外围志愿团队，条件是每年筹款至少10万，每年至少开展活动一两次。（资料来自访谈，编号Z2011-10-2）
挂靠C基金会，获得了合法身份，农村小组依托官办组织的资源和平台，以C基金会外围志愿团队的名义开展了一场持续近5个月、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民间抗旱救灾大型活动。活动主要是倡导全社会为缺水乡亲们捐款、捐水、捐抗旱物资和设备，支持灾区度过难关，恢复生产，提高持续抗旱的能力，并倡导市民节约用水。在活动中，农村小组将C基金会推到前台，作为主办单位，将自己定位为承办组织，实际上整个活动的策划、实施、协调、监管等主要是农村小组在做。然而，借助C基金会的资源和品牌影响力，草根组织第一次广泛地调动了体制内外的资源：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计划供水节约用水办公室等政府部门积极配合，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免费提供价值数十万的公交站牌和公交车车体广告宣传，主办媒体为活动设置专栏并负责追踪报道及宣传推广，通过公交公益广告、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络等媒体及单位通知、广场活动等多种方式对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市民等反响热烈，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活动共募集善款上百万，饮用水数百吨，到灾区送水二十多次，援助了为近百万名群众和近十万名小学生；在下乡送水的环节中，许多爱心企业、大量的志愿者也加入进来，借助C基金会的团委工作系统，送水下乡的工作也得到基层政府部门、团委的支持和配合，提供各种便利，减少了工作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农村小组在这次活动中收获丰厚，不仅积累了工作经验、开拓了农村工作基地，并得到省内外媒体的广泛宣传，名声鹊起，被省内甚至国内公益界所熟知和认可，树立了组织形象。经历了大型抗旱活动的成功，农村小组迎来了发展壮大时期，短短几个月，人员从原来的3人增加到10人，南都公益基金会、乐施会、壹基金等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一个刚刚正式成立不到一年的草根公益组织年度筹资达到近40万的骄人成绩。2010年底，农村工作小组作为全国优秀新生民间公益组织的代表，获得“壹基金典范工程影响力单项奖”，并获“省优秀志愿者团队”称号。
可以说，挂靠C基金会之后，开展的大型活动成就了农村志愿服务小组。但是，大型活动并非农村小组的工作重点，作为扎根社区的服务型公益团队，农村小组以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开发为工作重点，其运作发展模式是典型的NGO项目运作模式，即以通过设计项目——向资助型基金会申请项目——申请成功、获得资助、执行项目。因此，与C基金会的挂靠合作关系的资源动员也主要体现日常运作和管理中，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合法性资源。挂靠C基金会，草根公益组织成为C基金会的外围志愿团队，具有从事公益活动的合法身份，筹资渠道拓宽，可以向基金会申请项目、与境外公益组织合作、向政府部门申请补贴、向社会募捐、与企业进行合作等。
（2）C基金会所链接的体制资源，如共青团系统、政府资源、官方媒体、其他官办组织等。其中，C基金会所链接的共青团系统对农村工作小组在基层开展工作帮助很大，借助共青团的组织系统很顺利得到基层政府的信任、支持和配合，减少了进入社区，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3）作为三方合作的中间纽带，C基金会帮助草根组织协调基金会、境外公益组织、企业等重要资源。C基金会作为经验丰富、且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公益机构，是境外公益组织、政府部门、企业等青睐的合作对象。因此，C基金会会利用机构本身的优势，为旗下的草根公益组织争取资源。另外，C基金会的监管，也降低了第三方的资助风险，利于草根组织与其他资方进行合作。
2011年，C基金会与香港乐施会内地某办公室合作开展整合资源推进A省贫困山区农村社区发展等综合项目。该项目首期合作资金100万元，项目实施后，在A省贫困山区农村一些小型基础设施和农民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善，农民增收方式多样化且有效，农民除种植粮食外，副业也能得到发展。同时通过支持外围组织参与农村扶贫发展及灾害管理工作，并通过培训、项目阶段评估总结等方式，使其在项目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社会扶贫力量得到一定的成长壮大。C基金会与香港乐施会首期合作的这100万元项目资金，主要是由C基金会数家外围志愿团队通过申请项目的形式来使用。各外围志愿团队将项目建议书初稿交C基金会，C基金会与香港乐施会办公室进行了协商，主要针对项目建议书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调整以及细化的地方进行指导。在此过程中，C基金会成为境外公益机构、C基金会及其外围团队三方合作的中介和平台。（资料来自新闻报道）
（4）C基金会的无形资源，如品牌、社会影响力、公信力。公益组织的品牌、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是开展公益活动的根基，获得社会信任和支持的关键，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得来，而这却是初创期的草根公益组织所缺乏的。借用C基金会的品牌、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草根公益组织省去了积累的漫长过程，在开展活动、进行社会动员时效率更高，并在此过程中树立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
（5）智力支持：C基金会为草根组织提供公益理念的指导、行业规范、政策咨询、活动建议和意见；传授管理经验、工作方法；提供相关的培训、学习机会；
（6）财务托管：C基金会在机构的账户中开辟专项计划来托管草根公益组织的来自各个渠道的资金，包括基金会项目款、政府补贴、企业合作、社会捐赠等，并指导草根公益组织进行规范化的财务管理；为草根组织的筹款活动出具捐赠发票，颁发志愿服务证书、捐赠证书等。
（7）有形资源，C基金会作为一个运作型基金会，其善款一般为定向筹集、定向使用，机构本身的运作经费也十分有限，对外围志愿团队的支持也是力不从心，外围志愿团队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谋求生存、发展。但C基金会也会视情况不定期地给予草根志愿组织小额的活动行政经费的支持（一般是2000元左右），更多的是提供免费活动场地和物资，如新闻发布会、媒体沟通会、分享会等的活动场地。
（8）交流平台。C基金会同时还是各外围草根志愿团队交流、合作的平台，公益组织与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与企业之间交流的平台等。对挂靠C基金会给农村小组的影响，负责人S表示：
挂靠C基金会首先让我们有了合法的身份，其次C基金会的团委系统为我们在农村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C基金会托管财务也省去了我们的很多麻烦，在申请项目方面，C基金会也会为我们提供便利，比如，香港乐施会10万元的修路项目，就是通过C基金会得到的。
但是C基金会的工作模式和我们草根还是不一样的，C基金会的项目一般是由下面的团委系统落实，首先是基层团委上报，然后C基金会审批，然后把款打到下面的团委，再由团委分发到村委，最后到具体要资助的人。如果是一些工程项目，那么下边的团委，一般是找施工队、包工头，承包给他们，工程结束之后，验收付款就算完了。而我们做公益，更注重的是过程，注重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提高村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能力，引导、帮助他们自己组织人力、物力来做。这样，即使外来的人走了，他们自己也可以发展得很好。虽然最后出来都是一口井、一条路，但是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团委一般不愿意这样干，因为这样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大多时候也只能按照C基金会一贯的模式来做。我们向其他基金会申请项目，除了其中的行政经费部分可以到自己手上，项目款都是通过C基金会的账户，由C基金会拨给项目点上的团委，然后团委来管理款项。所以，有时候感觉，挂靠C基金会，我们的工作理念没办法落实，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资料来自访谈，编号S2011-10-17）
农村小组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T认为：
挂靠C基金会主要是解决了草根的身份问题，同时可以借用C基金会的一些资源和平台，但实际能提供的资源还是很有限的，生存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努力。C基金会和我们草根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我们利用C基金会的资源和平台，C基金会利用我们做事，宣传他们的公益理念。希望C基金会多给我们提供点行政经费，不过，估计这个比较难，不太可能，因为C基金会的钱也都是定向的，能自由支配的也不多。（资料来自访谈，编号T2012-1-7）
3.户外筹款小组挂靠官办公益组织的动员和运作模式
有了官办组织作为依靠，有了官办组织的平台和资源，草根组织如虎添翼，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大有作为，能得到政府、资方、社会等的信任，能调动之前不能调动的许多资源，能让公益活动产生更大的影响……挂靠合作的种种便利，使B组织创始人再次心动，他很快接受C基金会的建议，将机构中以开阔眼界、社会实践锻炼等为目的，以户外活动为手段，多次组织大学生进行户外旅游、探险活动的社会实践部独立出来，成立了户外筹款小组，以参与者AA制分担活动成本，通过组织户外活动的方式倡导公益，进行筹款，支持公益事业。2010年5月户外筹款小组一经成立，就以C基金会外围志愿团队的身份出现。在谈到户外筹款小组的成立时，创始人Z说道：
C基金会和香港苗圃行动合作开展徒步筹款活动已经好多年了，徒步筹款已经成了C基金会的招牌，但光是和外来的组织进行合作也不是办法，C基金会又不可能自己单独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它需要推出一个本土的户外活动筹款组织，以它的名义推广本土徒步筹款活动，把这个公益品牌本土化。另外，筹建AA户外筹款小组，把它独立出来也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催生了那么多志愿小组都还是在依靠大团队的资源来做公益，这是不长久的，要独立出来专门做公益，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筹款的组织，这样公益才可以更持久些。我们的设想就是，让AA户外筹款小组负责筹资，筹资到的钱，再由其他志愿小组通过项目申请的方式来用。（资料来自访谈，编号Z2011-10-2）
随着B组织内部志愿团队的增加，人员的扩充，公益活动开展日益频繁，对资源的需求也急剧上升。筹资成为维系机构生存、发展、实现使命的重要工作，筹资工作由原来的其他工作人员兼任、救急时的举措、非专业化的工作变为设立专门的部门、安排专职人员、组建专业工作团队、进行常规性的工作。从B组织大团队的角度，户外筹款小组是公益组织扩展资源渠道、加强资源动员的产物。
AA制户外活动方式进行筹款，同时倡导“人人公益、快乐公益”的理念，以专业公益组织策划运作、政府支持、企业赞助、媒体动员、社会参与的跨界合作方式进行运作，这实际上是来自香港地区的公益运作模式。自2005年C基金会与香港公益组织进行合作开展大型徒步筹款公益活动以来，经过数年反复实践，这运作模式及其背后的理念已经在落地生根，进入本土化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户外筹款小组也是C基金会引入外来公益模式和理念进行本土化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组织一经成立就选择挂靠官办组织，以其内部组织的形式出现？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为了有一个合法身份，按照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公益组织开展活动都要事先登记注册，否则就是非法，而作为一个以面向公众筹款为目的的公益组织，更需要一个合法身份，否则，轻则得不到社会的信任，活动无法开展，重则可能牵涉非法集资，需要负法律责任。二是，为了便于资源动员。草根公益组织挂靠官办公益组织，实际上就是链接上了官办组织背后的政府资源，链接了体制资源，此时，草根组织处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交界点上，背靠体制，面向社会，进退自如，其优势得到放大，能有效地调动体制内外资源。
而实际上，挂靠C基金会之后，依托C基金会的资源和平台、借助团省委的体制优势，户外筹款小组以承办者的名义策划、组织了几次大型公益活动，广泛动员了政府部门、企业、媒体、高校、社会公众各界的参与，成功动员了体制内外资源，规模浩大、影响深远、效果显著、具有创新性，因而被社会和公益界所认可、称赞，形成特点鲜明的公益品牌，户外筹款小组也因此名声远播省内外，成为远近闻名的草根公益组织。(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个以组织户外活动进行筹款和公益倡导的组织，大型户外活动是户外筹款小组的重点。大型活动中户外筹款小组与C基金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能够清楚地反映这种挂靠合作关系的实质。
首先，在大型活动开始之前的策划阶段。由户外筹款小组进行活动策划、写出活动具体方案，呈报C基金会领导审阅，C基金会领导具有建议权，甚至否决权。在这个过程中，C基金会领导有时会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双方一起讨论，共同修订活动方案。活动一般是以C基金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名义主办，户外筹款小组虽然负责策划、执行、管理、协调等大部分工作，是实际的主办者，但对外则以承办者身份进行宣传。
第二，在活动方案敲定之后，进入活动宣传和筹备阶段。媒体宣传、志愿者招募和培训、社会动员、招商、报名咨询、接收和管理善款、准备各种物资、细化活动方案和流程、编制活动手册、组建工作团队等大部分工作由户外筹款小组自行完成。C基金会在期间的作用主要有：（1）某些关键环节提供支持，帮助动员体制内资源。比如，一般由C基金会出面召集省级市级的各大媒体记者，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即将开展的大型公益活动进行宣传、造势，并和其中一两家媒体达成合作关系，开设专栏，定期发布活动信息，对活动进展情况进行追踪报道[13]。由于C基金会的关系，活动往往很容易就能免费获得价值不菲的公交站牌、公交车身和移动电视广告宣传，以及在各大媒体上持续宣传的机会，这往往成为吸引企业参与的地方。另外，在某些情况下，C基金会会帮助协调一些关键资源，如通过省团委争取其他政府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政府部门、企业、各基层团委系统等的支持。（2）在活动准备过程中出现困难时出面协助。当户外筹款小组在向企业招商或者和地方基层政府沟通出现困难时，C基金会会利用省团委的资源进行协助。（3）C基金会作为活动的名义主办方，提供账号接收社会捐赠，开具捐赠发票，提供捐赠证书、志愿者证书、荣誉证书等。
第三，活动实施当天，省团委、C基金会领导出席重要仪式，象征性参与活动，以增加活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并起到示范性作用。这一天，省团委领导、C基金会领导都会出席活动开幕式，以主办方的名义发表讲话，并参与当天活动。而活动的执行、管理、安保、后勤保障、医疗卫生、协调工作、宣传、物资管理等各项工作一般C基金会并不直接参与，而全由户外筹款小组依托大量的服务志愿者完成。
第四，总结、表彰及善后工作。主要包括媒体报道、总结分享会、善款的使用去向交代等。C基金会在此阶段的主要作用有：（1）为活动提供志愿者证书和各种荣誉证书，对活动参与和支持者进行表彰。（2）为户外筹款小组举办活动的总结分享表彰大会提供免费的场地，C基金会领导以颁奖嘉宾出现，增加活动的权威性。（3）C基金会出面举办庆功会，犒劳为活动作出贡献的工作者和服务志愿者。而更具体细致的善后工作，如公布善款数额，对赞助方、活动参与者表示感谢，对活动中的不足表示歉意，活动经验总结等则由户外筹款小组具体落实。
在与C基金会挂靠合作的关系中，C基金会给予户外筹款小组的资源包括：
（1）合法性资源。挂靠C基金会，草根公益组织成为C基金会的外围志愿团队，具有从事公益活动的合法身份，筹资渠道拓宽，可以向基金会申请项目、与境外公益组织合作、向政府部门申请补贴、向社会募捐、与企业进行合作等。
（2）公募权。挂靠C基金会，户外筹款小组以C基金会外围志愿团队的名义向社会开展募捐，C基金会为户外筹款小组设立专门的账户，并开具捐赠发票，捐赠者享受减税免税待遇。所得善款成为专项基金，并以项目申请的方式，支持其他草根公益组织开展公益活动。这解决了草根公益组织无法向社会募捐而资源不足的问题。
（3）C基金会所链接的体制资源，如共青团系统、政府资源、官方媒体、其他官办组织等。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单独依靠草根公益组织是很难举办大型公益活动的。
（4）C基金会的无形资源，如品牌、社会影响力、公信力。公益组织的品牌、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是开展公益活动的根基，获得社会信任和支持的关键，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得来，而这却是初创期的草根公益组织所缺乏的。借用C基金会的品牌、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草根公益组织在开展活动、进行社会动员时更加顺利。
（5）作为三方合作的中间纽带，帮助协调重要的资源，如基金会、境外公益组织、企业等资源。
（6）智力资源：提供公益理念的指导、行业规范、管理经验、工作方法等的传授、政策咨询、活动建议和意见、相关的培训、学习机会，搭建交流的平台等。
（7）财务托管。用C基金会的账户接收管理草根公益组织的来自各个渠道的资金，包括基金会项目款、政府补贴、企业合作、社会捐赠等，出具捐赠发票，管理善款；颁发志愿服务证书、捐赠证书等。
（8）有形资源，如一定的活动行政经费的支持；免费活动场地，如新闻发布会、媒体沟通会、分享会等的活动场地；为草根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提供志愿者证书、捐赠发票、捐赠证书、荣誉证书等。
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草根公益组织挂靠官办公益组织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动员，其特点是：
（1）官办公益组织和草根公益组织分工合作，联手进行动员。官办公益组织主要负责体制内资源，如政府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党政媒体、团委系统、其他官办组织、国企等的动员；而草根公益组织主要负责体制外资源，如大学生社团、大学生志愿者、普通市民、私企、个体户等的动员。
（2）动员对象丰富，动员涉及面广。因活动规模宏大，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公益组织等各界共同合作才能完成，需要动员各方的资源。在活动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媒体、公益组织等组织以及市民、大学生、农民、农民工等个体都是动员的对象。
（3）传统和现代动员方式相结合，以现代动员方式为主。传统的动员方式包括组织动员、领导动员、层层动员、典型示范等，其突出的特点是，被动员者接受动员往往是迫于某种压力，如个人的单位人身份、上下级关系等，而非出自完全自愿，实际处于无法选择的境地。传统动员方式对体制内资源仍具有较高的效率，是现代社会对体制内资源动员惯用的手段。现代动员方式的核心是动员结果如实反映了动员客体的真实意愿，是动员客体在完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这时动员客体往往是出于对活动的兴趣或认可而接受动员。在大型活动中，主要是通过策划、加强提高活动的吸引力，设计给企业相应的回报、通过公益营销、媒体动员等现代化动员手段动员的。
（4）从动员的内容和目标来看，既有对“人人公益、快乐公益”、企业社会责任等理念的倡导和传播，也有对资金、物资等有形资源的动员。
（5）从动员的效果来看，每次大型活动，都动员了数个政府部门、十几家企业、十多家媒体、十多所高校，数百乃至上千大学生志愿者、市民以各种形式支持或参与活动，调动社会资源价值数百万，改变了一些政府部门对公益事业的认识和态度，增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营造良好的公益氛围，使公益理念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促进了公益文化的建设，为公益事业筹集了一定数额的善款。总而言之，大型活动达到了“跨界合作”、社会总动员的效果。
通过与官办公益组织的合作，以官办公益组织为中介和桥梁，沟通政府，实现政府部门对草根公益组织的信任、支持与合作的“曲线救国”策略在户外筹款小组身上奏效了。2011年，户外筹款小组承办的大型徒步筹款活动迎合地方政府需求，增加徒步的生态、环保和文化因素，使草根组织的公益徒步活动与地方政府的环保和文化宣传工作联系起来，建立了合作的基点。在徒步活动的策划方案中，户外筹款小组工作打出了“生态”、“文化”的口号，精心设计了“保护母亲河，宣传PL江，市民参评PL江治理”的环节，并作为重点推出，号召市民关心母亲河，身体力行参与检阅政府对PL江治理的效果，并宣传PL江之美及沿途的民间文化。这实际是个政绩工程的展现，市民的参与传达出政府关心民意、注重民声的民主化倾向。因此，经过草根公益组织的多次主动沟通、协商，户外筹款小组与PL区政府宣传部达成了合作协议，为活动提供4万元行政经费支持，并商议将徒步PL江的活动常态化，每年定期举行，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常态化。这是草根公益组织依托官办公益组织的平台，直接动员政府资源，与政府部门开展合作的开始。和政府宣传部门合作关系的建立，也带动了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动员，如文明办、文体局、园林局、环保局等单位都在活动过程中给予了支持。
2011年底，户外筹款小组依托大型徒步活动的志愿者资源组建志愿者艺术团，团队设计以文艺表演的形式，到基层社区、广场、工地、工厂、学校等开展巡演，丰富基层民众文化生活的同时，达到公益理念宣传、倡导的作用。自组建以来，志愿者艺术团开展了几次大型巡回演出，活动以配合政府的防艾禁毒宣传、新春慰问、雷锋精神、五一劳动等为主题，受到政府及基层社区、居民的欢迎。而PL区宣传部看到了志愿团队执行力和活动影响力，主动提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希望借助志愿者艺术团深入社区，进行政策宣传和倡导。2012年底，志愿者艺术团以PL区宣传部为业务主管单位，更名为PL区志愿者艺术团，独立注册为民办非企业，获得了独立的合法身份。活动除了进行志愿精神、公益文化的倡导和宣传，还配合政府进行政策宣传、公民教育等。
从依托官办公益组织的平台进行资源动员、开展活动、提升组织的能力，到通过展现组织的实力，主动和政府沟通，获得政府的信任、支持，并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户外筹款小组实现了草根公益组织质的飞跃。户外筹款小组从与C基金会的挂靠关系中受益良多，C基金会的平台就是户外筹款小组出生、成长的平台。
相比前几年，2010年以后机构发展较为迅速，这主要得益于C基金会提供的支持和平台。借助和官办公益组织的这种策略合作关系，和广大的媒体、企业以及政府合作，做了很多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之前，机构没有太多往这方面去想，自从与C基金会合作后，也积累了一些合作的经验，同时也在反思过去对这块重视不够。（资料来自访谈，编号Z2011-10-2）
如果不是挂靠C基金会，不是以团省委、C基金会的名义主办，没有政府主导，光靠我们草根自己，大型活动根本就办不起来。政府的行政系统资源很重要，企业、社区，它们认可的是“团省委、C基金会”，它们是冲着这个才来赞助、支持活动的。（资料来自访谈，编号B2012-1-10）
2012年，AA户外筹款小组与C基金会的挂靠合作关系进入第三年，经过了前期的积累，AA户外筹款小组大型活动的资源动员效果得到质的提高。
草根公益组织与官办公益准组织的挂靠合作关系实质一种非对称依赖的关系，其中以草根公益组织对官办公益组织的资源依赖为主。草根公益组织不仅依赖官办公益组织的合法性资源、媒体资源、体制资源、组织资源、场地物资等有形资源，也依赖于其品牌、社会影响力、公信力、公益理念、工作经验、学习机会等无形资源。在这样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中，草根公益组织逐渐成长、成熟，最终实现自立；但也有可能逐渐演变为官办公益组织的下属，受制于官办组织而渐渐失去本组织的独立、自主性。
3.义教组织、志愿者驿站挂靠省志愿者协会
挂靠官方组织是草根公益组织获得合法性的策略和途径。B组织团队中，农村小组、户外活动小组已经先后挂靠官办组织获得了合法性，并借助官办组织的资源和平台开展活动，做出了成绩。只剩义教组织和志愿者驿站还没有合法身份。加上随后义教组织因为合法性问题而遭遇停办风波，加速了其寻求合法身份的紧迫感和行动，最终也走上了挂靠之路。
2010年12月，义教组织因合法性问题，被举报为“非法办学”，遭到有关部门的查处，引出沸沸扬扬的“停办风波”。后经过《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家媒体以及各地方媒体的宣传、报道，义教组织获得全国广泛的关注和支持，最终社会合法性为其保驾护航，组织得以保留。但是其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直到201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义教组织最终挂靠省志愿者协会，成为其团体会员，才有了自己的合法身份。
2010年，户外筹款小组在依托C基金会的资源和平台做了几次大型公益活动，媒体报道比较多，社会影响比较大。所以2011年初，省志愿者协会就主动找到ZSY，希望能与户外筹款小组合作。趁这个机会，ZSY也就把志愿者驿站和义教组织介绍给了志愿者协会。挂靠省志愿者协会，主要的作用是使志愿者驿站有了合法身份，但比起C基金会的资源，还是少了很多。后来，下半年后，就由C基金会的秘书长也接管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两家都是团省委的，所以账户、财务也由C基金会来管，实际上是一家。（资料来自访谈，编号B2012-1-3）
挂靠省志愿者协会对义教组织的作用不大，主要是获得了合法身份。省志愿者协会给我们的支持，除了合法身份之外，还有就是在我们开展活动联系资源时提供一些支持，比如活动场地联系不下来时，会帮忙联系。（资料来自访谈，编号J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