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行机制发展看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资源动员机制、内部治理和内部激励这三个机制之间，动员机制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动员机制的特征及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内部治理和内部激励机制的特征和发展。也就是说资源动员机制是草根公益组织整个运行机制的基础。而组织合法性作为动员机制的基础性因素，通过影响动员方式的选择和资源的类型来发挥作用。资源动员机制的产出结果是资源，资源动员机制对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资源总量和资源结构来实现的。由此可见，组织合法性和资源是整个运行机制的基础因素。但草根公益组织的运行机制又有相当的自主性，无论是资源动员、还是内部治理和激励机制受到外部因素制约时，也体现出在机制设计和安排方面的自主性，而这些自主性归根到底是组织综合素质和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赋予的。对于大多依赖创始人进行发展的草根公益组织而言，组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往往就是创始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到此，从草根公益组织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中，我们梳理了影响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三大基础性因素：组织合法性、资源和创始人（组织自身）。
（一）组织合法性与组织的发展
“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展示和维护组织的合法性是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一个中心原则，贯穿于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
1.发展组织合法性，促进资源动员的发展
组织拥有合法性的类型决定了其所能采用的资源动员的方式以及所能动员的资源类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资源动员机制的发展时已做过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简略地总结一下：公益组织所能拥有的合法性包括政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国家合法性，这四个合法性是累进式的。合法性类型级别越高，则组织所能采用的动员方式越多元化，所能动员的资源类型越多。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草根公益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源包括合法性资源、资金、人力资源、公共关系、专业能力、权威性、社会信任、公信力等。这些资源有市场资源、社会资源和体制资源多种类型，需要依靠多种动员方式才能实现，它要求草根公益组织至少具有行政合法性。因此，草根公益组织获得行政合法性是其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行政合法性与体制相关，只有进入体制或和体制发生联系才能获得。而获得行政合法性的前提是体制对于草根公益组织的信任，并取决于草根公益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草根公益组织实现发展的关键策略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体制发生联系，获得体制的认可，而获得行政合法性，进而实现对体制内外资源的动员。合法性障碍的消除有利于资金困境的破解。
2.运行机制的发展：展示和维护组织的合法性
组织合法性的来源包括符合传统，符合社会规范；符合公共利益；符合公众期待；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国家政策等。组织合法性不仅仅是对组织的资源动员具有影响，同时也限制公益组织的运行机制的形式。组织的形式往往具有专用性，只能采用组织资源的提供者和消费者、管理机构以及生产类似服务和产品的组织都认可的、与其形式相对应的特定的方式来行动，否则就会受到它们的抵制，进而影响到该组织的合法性[1]。公益组织的突出特征为社会性、公益性和自治性，草根公益组织只有在组织的运行机制形式选择和实际运作中不断展现其社会性、公益性和自治性，才能不断维持其合法性，从而得到各方的认可和支持，推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形式的专业性在公益组织治理机制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公益组织的社会性、公益性和自治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要实现民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个人专制形式的治理机制并不符合社会规范和公众期待对公益组织的要求，也将削弱其组织合法性。因此，我们看到B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断地朝向科学、民主、自治、规范、高效的制度化治理发展。在具体制度创新上，B组织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治理有利于维护组织的公益性、自主性，从而展现了其作为公益组织的合法性。
在激励机制的设计上，公益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激励机制和营利组织、政府组织不同：公益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物质激励手段只是基础，而不应该是主体，精神激励才是公益组织的主要激励方式。相反，如果过多强调物质激励反而损害组织的公益性，进而使组织作为公益组织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B组织在激励制度设计上，以“精神共同体”为先导，以“事业共同体”为核心，以“生活共同体”为保障，并主张简朴、环保、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和社会规范及公众期待对于公益组织的认识是一致的，增强组织成员对组织认同和组织凝聚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组织作为公益组织的合法性。
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是围绕着发展组织的合法性、展示其合法性、维护其合法性展开的。
（二）资源与组织发展
除了合法性，资源也是公益组织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整体上说，当前中国的草根公益组织处于资源推动型的初级发展阶段，资源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具体表现在：（1）资源总量的增加往往带来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规模的扩大推动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2）资源结构的情况将影响草根公益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3）资源动员结构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存在明显的关联。
1.资源总量与组织发展
资源总量的增加带来组织规模的扩张，进而推动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资金总量的增加，对组织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促使组织规模的扩张，表现在人员队伍、活动领域、公益项目或活动等方面。在人员队伍上，B组织成立之初由五个创始人共同出资50万注册成立，全职人员5人；运作一年之后，其中三人撤资退出，留守人员又注入20万进行运作，工作人员只有三人；之后B组织专心公益，以私人化动员作为资金的筹集方式，同时有少量的以项目形式向基金会的业内动员作为补充组织，运作资金在30万～50万/年之间，全职人员在5～10人之间；2010年，挂靠C基金会、创建社会企业之后，B组织的资金总量有了显著的增加，开始跨越百万大关，全职人员增加到20人左右的规模，加上20人左右的兼职和实习生队伍、近百名核心志愿者，B组织的人员队伍空前庞大。其次，资金总量的增加也带来了组织活动领域的拓展、公益项目及活动的大幅度增加。随着B组织资金总量的增加，组织的活动领域从单一的文化思想交流扩展到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农村扶贫、流动儿童教育、城市农民工帮扶、环保、食品安全、公益文艺等方面；工作对象从大学生扩展至农民、农民工及其子女、普通市民等群体。
资金总量增加带来了组织规模的扩张，组织规模的扩张使原先极具主观性、随意性的人治模式面临挑战，客观上要求组织管理的革新，其方向无疑制度化和规范化。2010年后，组织资源总量显著增加，组织规模明显扩张，在创始人z的推动下，B组织走上了向制度化、规范化治理的转型道路，设计实施了组织的学习机制、决策治理机制、激励机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制度、志愿者管理制度等等，使B组织的运作逐步规范有序。虽然，作为草根组织的，B组织的科学、规范运作、制度化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比较之前其制度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已经有明显提高。
2.资源结构与组织发展
不仅资源总量对组织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资源的结构也对组织发展产生影响。所谓资源结构指的是不同种类的资源的构成情况和相互关系。对于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比较关键的资源除了合法性之外，还包括资金、人才、专业能力、经验、公共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公信力、权威性等。从资源的性质的角度来看，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如资金、人才、物资、场地等属于有形资源，专业能力、经验、公共关系、社会信任、公信力、权威性等属于无形资源；从资源的来源来看，可以分为社会资源、体制资源和市场资源，社会资源是在社会中自由流动的资源，如专业能力、经验等都可以在社会领域中获得；体制资源是由体制直接后借鉴控制的资源，典型的如合法性资源、行政组织系统、公共关系等；市场资源是由市场机制控制的资源。在现阶段，草根公益组织要树立组织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不仅仅需要组织的规范运作，财务透明公开，建立公益品牌，树立组织公益形象，同时还需要通过与体制的互动，得到体制的确认，将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和权威性进行转移才能实现。
资源结构有优化和不良之分。优化的资源结构是草根公益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总量中，各类资源的比例协调，能够互相配合，符合组织发展的要求，促进组织的发展。反之，当资源总量中的各类资源比例不当，配合失调，则资源结构不良，反而导致组织发展的困境。
2010年以前，B组织的发展面临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但资源结构相对合理，组织所具有的资金量与组织的运作管理能力、专业水平、经验等较为匹配，组织发展虽然存在困境，但发展相对平稳有序，在积蓄力量中前进，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2010年之后，组织的资金总量上升，组织加速扩张，人员队伍急剧扩大，而组织的运作管理能力、专业能力、经验等无形资源却没有明显提升，出现资源结构不匹配情况，一度给组织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导致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宿感降低，组织凝聚力下降，人员流失严重，各项工作开展不力。这是组织发展中的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组织元气大伤，之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思和调整，重新调整组织的资源结构，平衡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之间的矛盾才渡过危机。
中国的公益组织，包括官办公益组织在内，都呈现出在合法性上高度依赖国家，在资源（主要是资金、人力方面）上高度依赖社会的特点。这样的资源结构特点对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策略的影响是：草根公益组织必须进入体制内才能获得发展，因此，缺乏体制背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草根公益组织往往将努力的方向放在如何接近体制上，发展出一系列策略，如加入政府的项目、付诸个人关系接近政府部门、主动纳入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系统中，借用国家权威、符号等。
3.资源动员结构与组织发展
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不仅需要具有充足的资源总量，还需要合理优化的资源结构，保持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比例协调，互相匹配，体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协调发展。此外，资源动员结构对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资源动员结构是草根公益组织的动员系统中，不同资源动员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及关系。我们在前文中分析到，B组织的动员系统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主要经历自我动员和市场化动员、私人化动员和业内动员、准社会化动员为主的私人化动员、市场化动员为配合的多元化动员三个时期，期间还尝试过社会化动员等方式源是草根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命脉，而资源动员方式承担着从组织外部获取资源重任，动员方式影响了资源动员的效果、资源的总量、类型和质量，不同的动员方式面对的是不同的动员环境、动员对象、动员任务、采用不同的动员策略、手段等。
在B组织创立及发展初期，自我动员和市场动员是主要的动员方式，但市场动员效果不佳，只有自我动员才真正决定了组织的资源来源。自我动员是组织成员对自己的动员，资源来自组织成员，在治理机制上形成了股东共同治理的模式，民主制衡成为治理的特征。(https://www.daowen.com)
其他创始人撤资退出之后，组织的动员方式转为私人化动员为主，组织运作的资源大多依靠创始人Z的私人关系在有限的熟人圈内动员，而作为缺乏合法性的草根公益组织，受到基金会资助的限制，面向基金会的业内动员只是发挥补充的作用，这一时期，创始人z的私人化动员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存续。由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基本上取决于创始人z一人，组织自然形成了创始人治理模式。
随着旗下各志愿小组挂靠官办公益组织，以及户外筹款小组的成立、社会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B组织的动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倚靠体制进行的“准社会化”动员成为主体，私人化动员退居二线，成为基础及补充，市场化动员为补充和探索方向，并在实践运作中，地位上升。由于倚靠个人的私人化动员在动员系统中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私人化动员的效果所占的组织资源总量份额减少，而准社会化动员、市场化动员越来越依赖于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在实践中成熟起来的组织成员有了参与组织的决策管理的要求，组织的治理模式由创始人治理发展成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体制。
（三）创始人（负责人）与组织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宏观体制环境、政策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有不断优化的趋向。但总的来说，外部环境对草根公益组织的制约仍然比较突出。在制度与资源的双重限制下，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制度化的，更需要发挥组织的智慧，通过创新，扬长避短，寻求发展。而对于大多数仍处于初创期，组织发展高度依赖创始人的草根公益组织来说，组织的智慧往往体现的就是创始人的智慧。创始人与草根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创始人对组织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理想和信念、资源和能力、行为与品质、学习和创新能力等方面。
1.创始人的理想和信念对组织发展的影响
公益组织以使命为先，实践组织的社会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为特定的社会理想而奋斗是公益组织组织存在的意义。草根公益组织中的成员主要是为共同的社会理想及信念、社会责任感而聚集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共同奋斗。草根公益组织的社会理想和信念等精神因素是组织的灵魂，是其区别于营利性组织的标志。成功的草根公益组织往往首先就是个精神共同体，组织成员具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信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共同的价值理念，利他主义和奉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这是草根公益组织的凝聚力所在，也是草根公益组织在困境中能够坚持下来，并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
构建包括以组织使命为核心的组织文化，构建精神共同体成为草根公益组织激励机制的重要内容。组织文化是员工激励的基础，组织文化对员工具有重大的心理影响和行为规范作用，优秀的组织文化能够让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组织文化建设本身就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2]。据调查，中国的草根公益组织能存续超过3年的比例只有不到30%，除了由于外部环境限制，缺乏合法性与资源之外，组织缺乏使命和理想，缺乏核心价值观，因而内有凝聚力，在困境面临时难以坚持也是导致草根组织的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
创始人的理想和信念通过形塑草根公益组织的组织文化而影响组织的发展。B组织创始人z农村出身、共产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信仰马克思主义，推崇社会主义。在创始人的影响下，B组织文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公益事业取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消费主义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生活理念等为内容，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特征，形成一个精神共同体。这是B组织在多年的困境和挫折中得以坚持，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创始人本身成为组织文化的代表，成为组织凝聚力的核心，创始人的理想和信念引领着组织的发展方向。
2.创始人的资源和能力对组织发展的影响
对于草根公益组织而言，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草根公益组织，创始人所掌握的资源及其所具有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道路。目前，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精英化特征显著，主要是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种。不同领域的精英意味着其资源类型和资源网络不同：政治精英则与体制最近，动员体制资源是其优势所在，经济精英的优势调动社会资源，相对而言，文化精英的资源动员却没有那么直接，还需要多种转换。精英们作为创始人进入公益领域之后，往往会将其所拥有的资源网络也带到组织中，这为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对组织发展的路径产生影响。如政治精英创办的草根公益组织最容易走向依附体制，被体制吸纳的发展道路；而经济精英创办的公益组织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持，不受资源的束缚，走上社会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更大。文化精英缺乏公益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还需要将其文化资本进行转化，相比而言，其所创办的公益组织发展会曲折一些，可能走经由社会走向体制合作的道路。
B组织创始人属于文化精英，其资源优势集中于文化领域。在具体的运作中，创始人发挥文化资源优势，通过运作文化资源（邀请著名学者开展学术报告、演讲、交流，在高校中开展思想文化交流等）吸引社会资源（大学生志愿者、大众媒体），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务实组织的社会合法性，最终从社会走向与体制的合作发展之路。
3.创始人的学习和创新对组织发展的影响
创始人不断学习和创新对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这是因为：第一，草根公益组织在政府和市场的夹缝间进行生存，面对来自外部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公益组织唯有不断学习，提升专业能力、实现组织成长和创新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第二，由于起步晚、发展时间短、规模小、能力弱等，草根公益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欠缺，在运作和管理等方面还处于模仿和学习阶级，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面对发展的内部障碍，不断学习和创新，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根本出路。第三，创始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组织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始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而中国的草根公益组织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很多创始人往往是怀抱着理想和热情进入公益领域，却缺乏从事公益活动以及组织运作和管理的专业知识、能力和经验，创始人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主动学习公益理念和知识，并在学习借鉴外来经验的基础上挖掘本土资源，开发传统，根据本土实际，结合组织的条件大胆创新，这是草根公益组织突破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
B组织每一个发展的关键步骤都是创始人学习和创新的成果。2008年3月起，创始人Z参与了“草根公益协力营”——草根公益组织运作方面的系统培训。通过参加这个系统的培训，中心创始人正式接触了NGO，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开始将志愿者精神、志愿服务的与B组织原有的工作结合起来，并于2008年4～5月直接催生“志愿者文化中心”，即为后来的志愿者驿站，旨在传播志愿精神，倡导大学生志愿服务，“这时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完全做公益的阶段”，实现了组织发展的转折。2009年9月，创始人z参加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并按照社会企业理念和组织形式设计了以促进农村扶贫，可持续生计为，同时满足城市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实现城乡互助、传播生态环保、关注食品安全为目的，以开发和销售农村原生态农产品为内容的城乡互助，健康食品馆的实体店作为结业项目，并很快借助各方资源正式成立运作，成为省内第一家社会企业，创新了B组织的资源动员方式，也拓展了其资源渠道。之后，随着经验的积累，又陆续运作了第二家、第三家社会企业，不断提高组织的自创收入，同时避免组织过于依赖外来资源而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2010年5月，创始人在学习香港公益组织的AA制和跨界合作的公益项目运作模式之后，积极引进，并按照本土环境及组织条件进行了改造和创新，成立了户外活动筹款小组，在挂靠官办基金会，借用其公募权，借鉴香港先进的公益理念和成熟的运作模式进行操作，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益理念的传播和筹资。户外筹款小组公募权的获得，以及动员方式的创新不仅为B组织开辟了新的资源渠道，随着公益项目品牌的树立，社会参与的增加，户外筹款小组的筹资额度逐年上升，已经成为B组织重要的资源渠道。此外，户外筹款小组还成为省内甚至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以户外活动进行筹资的公益组织，备受媒体关注，其开展的活动常常见诸报道，使组织的知名度、美誉度提高。
此外，B组织创始人的创新还表现在（1）理念创新。有鉴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局限性和与中国实际的差异性，创始人Z坚持以马列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在借鉴吸收西方公益理念和经验基础上，充分挖掘本土资源，特别是马列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公益。（2）制度创新。B组织创始人z借鉴西方的公益组织的治理模式，设置了理事会、顾问团、执行长等相关部门和职位；同时，也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中获得启发，建立了以执行委员会为中心的集体领导制度，并先后尝试了教育长和执行长两长制和三人团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3）激励机制创新，建构了以精神共同体为先导和基础，以事业共同体为核心，以生活共同体为保障，集精神生活、事业奋斗和物质生活为一体的共同体激励体系。
创新是草根公益组织突破发展困境的法宝，创新是草根公益组织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关键。草根公益组织的创新能力实际上由创始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决定。创始人对于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既可能是推动作用，也可能产生阻碍，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当创始人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思维僵化、固步自封则不利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而当创始人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借鉴外界先进理念和模式，积极探索创新，勇于实践，才能使组织不断突破发展困境，获得前进的动力。
（四）合法性、资源、创始人：三种因素的实质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合法性、资源和创始人是草根公益组织发展中的关键因素，组织的合法性限制了其资源动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所能获得的资源的类型、总量和结构等。组织合法性的拓展和提升带来了资源动员方式的革新、动员范围的扩大、动员对象的丰富、动员能力的提高和动员效果的增强，从而促进草根公益组织资源总量的增加、资源结构的优化，最终使草根公益组织获得发展，表现为组织规模扩大、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发生变化等。
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关键资源除了合法性之外，还包括资金、人才、专业能力、公信力、信任等，其来源主要有社会、市场和体制，而体制主要提供的是合法性资源。因此，资源对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制约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和市场对草根公益组织的影响。
创始人（负责人）的因素实质就是草根公益组织本身。由于中国的草根公益组织具有精英化色彩，创始人（负责人）往往就代表了组织，创始人的理念、资源、能力等往往就决定了组织的发展：创始人的理念和信仰形塑了草根公益组织的组织使命和组织文化，是形成精神共同体，能够在困境中坚持，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创始人的资源和能力是草根公益组织突破合法性和资源限制的基础；创始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发挥使草根公益组织能够以创新突破困境而发展，并体现出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合法性代表了体制对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制约；资源代表了来自社会和市场对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制约，而创始人因素的实质就是草根公益组织的自身素质。可见，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是由体制（政府）、社会、市场和草根公益组织本身四方面的力量共同影响（如图6-1）。
图6-1 从运行机制发展看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四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