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公益组织内部激励机制发展的基本动力
从B组织的激励机制的内容发展来看，其发展经历了一个单纯由精神共同体到事业共同体，最后到精神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完全性共同体阶段；从激励的主体来看，则经历了一个从单纯依靠创始人示范激励发展到以组织激励为主，创始人榜样激励配合的过程。在草根公益组织的激励体系发展过程中，资源的获取成为最基本的动力也是最基本的保障；而内部治理机制的发展也促进了激励机制的发展；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是草根公益组织激励机制最直接的发展动力。
（一）资源是草根公益组织内部激励机制发展的基本保障
B组织的激励体系伴随着组织的资源动员的发展而发展。在B组织成立最初的两三年，自我动员和市场化动员为主要的动员方式，由于市场化动员效果不佳，资源来源渠道单一，组织所具有的资源有限，不具备进行物质激励的条件，因此，主要采取精神激励方式，通过构建精神共同体进行激励。
2009年，B组织全面转向公益实践的工作，工作重点从思想交流、精神倡导转向具体的公益务实。但受组织合法性的制约，B组织不能公开向社会募捐，资源动员方式主要是私人化动员。私人化动员面向的是熟人社会，依靠私人关系，由于动员范围有限，资源动员效果远远能不能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有限的资源主要投入到新兴的草根志愿团队建设中。此时的激励机制，在初期阶段的“精神共同体”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事业共同体”的建构，强调“公益”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职业，而是一项值得自己奉献一生的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它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路径。组织成员出于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信仰，聚集到一起，在创始人的榜样激励和引导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互相鼓励、同甘共苦，一起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一起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努力前进，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2010年2月开始，B组织开始挂靠具有政府背景的C基金会，变身为其外围志愿组织，从而开始借助官办组织的合法性、公募权等面向体制内外进行“准社会化动员”。借助体制力量，草根公益组织的资源动员范围大大扩展、资源动员渠道增多、动员的效果显著提高。同时，体制背景也促进了私人化动员的效果。2010年，B组织的资源总量比过去翻了两三番，从30万左右增加到近百万。随着组织的资源增多，物质激励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何保障组织成员的基本生活，提高组织成员的物质待遇成为提上了日程。从2010年8月开始，组织依据自身能力，开始为构建“生活共同体”而努力，增设了住房补贴、互助金，开始尝试集体住宿和集体伙食等方式。但总体而言，物质激励仍处于起步阶段，物质保障水平仍较低。此时的组织激励机制是“精神共同体”为先导，“事业共同体”为主体，初步构建“生活共同体”。
2012年以后，组织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几个社会企业项目都已经实现盈利，市场化动员方式开始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由于市场化动员和私人化动员的资金使用起来相对比较自由，因此，组织有了更多的自由资源进行“生活共同体”的建构。这时，B组织加强了“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对组织成员的生活保障逐渐完善，形成了以“精神共同体”为先导，“事业共同体”为核心，“生活共同体”为保障的共同体激励体系。
（二）治理机制的发展推动激励机制的发展
资源是草根公益组织激励机制发展的保障，尤其是组织自有资金的增加，对组织的“生活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事业共同体”的建构和加强与组织治理机制的发展也密切相关。(https://www.daowen.com)
在创始人治理时期，激励并未形成机制，而主要依赖创始人个人。创始人的榜样力量发挥着示范和激励作用，引导组织成员以创始人为榜样，为共同的事业和理想而奋斗。2010年2月以后，B组织在创始人推动下，开始进行制度建设，进行制度化治理的探索。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集体领导体制、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系列的制度安排体现了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对于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提高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民主、平等、协商的治理制度安排本身就构成了组织激励的一部分，治理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可视为草根公益组织的组织激励手段。
在2011年5月以后，由于决策失败和组织的过快扩张使组织发展陷入困境，创始人一度退出组织，单一的制度化治理却面临泛民主化的治理困境，无法提出有效的方案应对组织的发展危机，给组织的激励带来重创，组织人心涣散，人员流失比较严重，而留在组织内的人员则对组织的未来充满疑惑。可见，不但是组织治理的机制安排影响到组织的激励机制，包括组织治理的效果也和组织激励呈现出正相关。
2012年初，创始人不得不再次回归组织，利用个人权威带领组织进行调整和革新，逐渐使单一制度化的治理变为创始人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在综合治理模式中，创始人治理和制度化化治理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提高了组织的治理绩效。治理机制的创新也带来了激励机制的巩固，组织的稳步前进，提高了组织成员对“共同事业”的认同，从而提高了对组织的认同感，稳固了“精神共同体”；治理绩效的提高使组织发展走出危机，“事业共同体”的发展为“生活共同体”的完善提供了物质保障。
总之，组织治理机制通过两个途径对激励机制产生作用：其一，治理机制的制度安排作为组织激励的内容，直接对激励机制的发展产生影响，以民主、平等、参与为基本原则，体现组织成员主体地位的治理机制对激励机制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其二，治理机制通过发挥治理绩效对激励机制产生影响。良好的治理绩效促进组织的发展，为组织激励机制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源，同时提高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从而促进激励机制的发展。
（三）学习和自主创新能力是组织激励机制发展的直接动力
组织的学习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组织激励机制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突出体现在激励机制创新方面。在物质主义的时代，以公共利益、利他主义为取向，精神激励见长的公益组织始终面临物质激励相对不足的困境，而对于处于合法性困境、资源困境、人才困境等生存发展困境的草根公益组织而言，组织激励面临更大的挑战。物质激励不足、精神激励乏力常常成为草根公益组织激励的难点。作为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的物质激励水平永远不可能和营利组织竞争，而在物质时代要保持精神激励的持续性，也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传统的激励手段和方式已经不能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唯有发挥组织的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激励机制，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B组织采取将“精神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合为一体的激励机制，就是在组织的运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借鉴、摸索和创新的结果。这当中，有对其他草根公益组织借鉴的成份，也有从中国的本土文化挖掘并创新的成分。如集体租房、集体食宿、集体组织学习就是B组织向其他草根公益组织学习的成果。草根公益组织资源有限，物质激励不足，使组织成员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为此，不少草根公益组织采取集体生活的方式，降低生活成本。B组织把其他组织的经验借鉴过来，进行改造，为己所用。同时，B组织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学习和模仿他人经验，仍在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如集体互助金制度、集体育儿制度等都是创新之举。
学习和自主创新能力对草根公益组织激励机制的发展发挥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在组织资源等条件不变的情况，创新激励机制能够将组织的激励效果发挥到最大。如果说资源因素体现了组织激励机制的外部制约，那么自主创新则体现了组织激励机制自主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