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系统结构的发展
系统有一定的结构，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失控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就是系统的结构。动员系统结构是指动员系统内部动员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秩序，即各要素在时间或空间上排列和组合的具体形式。系统结构的基本特点：稳定性、层次性、开放性、相对性。在草根公益组织的动员系统中，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关系、动员环境、动员任务、动员方式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要素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组合，相对稳定、具有层次感、发展性的动员结构。
（一）动态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阶梯式发展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B组织的动员系统结构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阶梯式发展，这体现在动员客体、动员任务和动员方式上。
在动员的第一阶段，几个创始人以自我动员的方式组建了一个工商注册的“企业”，采用市场化的动员方式，主要面向体制外的非组织化的个人进行动员，筹集基金，实现生存成为最基本的动员任务。市场化的动员方式虽然门槛低，但面临激励的竞争，对组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B组织主要是充满理想色彩，想要做一番公益事业的年轻人，缺乏商业运作和经营的理念、能力、资源和经验，加上工商注册的“公司”身份遭到社会及动员客体的质疑，缺乏社会合法性。种种原因导致B组织的市场化动员效果不佳。
在动员的第二阶段，草根公益组织仅具有有限的社会合法性，其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动员能力也非常欠缺，但需要动员的资源种类和数量却多得多，动员任务十分艰巨。然而，单凭草根公益组织的能力，是难以实现的，从现实的情况考虑，草根组织只能从最容易接近、受限制较少、动员难度较小的体制外客体开始。由于草根公益组织与体制外客体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草根公益组织往往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动员，主要有采用兴趣吸引、价值认同、情感唤起等手段，通过自制海报、印制传单、社团博客、口耳宣传等在小范围内进行自我宣传。动员的目的主要是动员社会参与，增加公益组织活动的社会参与性，从而提高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在资金方面，则主要创始人的自我投入和依靠私人化的动员，即组织负责人依靠私人关系的信任感，面向熟人社会进行动员。
动员的第三阶段，草根公益组织作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合法性得到增强，私人化动员作为主要动员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这时，B组织借助增强的社会合法性，开始尝试向公益圈内，国内非公募基金会和境外基金会等体制外的支持型客体进行业内动员，并尝试借助媒体进行社会化动员。但业内动员和社会化动员仍受到草根公益组织合法性和自身综合素质的限制。因此突破发展瓶颈，草根组织的动员任务变为展示并扩充合法性、有形资源、专业素质和能力。此时，链接型客体成为草根组织主要的动员客体。链接型客体处于体制与社会之间，它们既有体制因素，又有社会的色彩，同时受到行政和社会两种机制的制约，成为体制与社会的黏合剂，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进行沟通的桥梁，体制资源与社会资源汇聚和交换的场所，在社会动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成功动员链接型客体是草根组织最终实现动员体制内客体，获得体制资源，获得充分合法性的关键环节。然而，成功动员链接型客体也需要“资本”，其一是草根公益组织自身要有较为充分的社会合法性及良好的业绩，其二是个人资本，即组织负责人与链接型客体具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草根公益组织动员链接型客体的策略主要还是社会化的手段。社会化手段之首，往往是媒体策略。通过具有新闻价值的公益活动吸引官方媒体的报道，动员了官办媒体，则借助媒体展示了自身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加强组织的社会合法性、提升了组织的形象、扩大了组织的影响力。媒体策略是草根组织在动员中常用的策略。其二是关系的运作。在转型社会，由于陌生人社会的普遍信任机制不成熟，熟人社会建立在熟悉基础上的特殊信任仍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关系运作对于动员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拉关系、托关系、发展关系成为弥补信任不足的有效策略，这也是私人化动员的运作空间。其三，宣传和关系有时候仍然是虚的，动员的实质是信任问题，媒体宣传动员是本质是将对大众媒体的信任扩展到对草根组织，即因为信任媒体而选择信任媒体所信任的草根组织；私人关系是将对组织负责人的信任扩展到其所掌管的组织上，即因信任一个人，而信任其所掌管的组织。这与“爱屋及乌”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四阶段，草根公益组织成功动员了链接型客体，扩充了合法性，借助链接型客体动员体制内客体，并实现对广大范围的对体制外客体的动员。动员实际上也是资源交换，满足需求是实现动员的关键。面对链接型客体，在这样一种主弱客强的动员关系中，草根组织选择“主动”“示弱”“服从”“补足”“让功”等一系列策略，主动表示服从管理、积极干活、满足需求，将功劳让给强势客体等，换取自身的成长和壮大。这一阶段，草根组织的合法性是依附链接型客体而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充分的合法性。但是，借助链接型客体的链接体制内外资源的优势，草根组织的社会优势也得到彰显。此时，在草根公益组织的动员系统中，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方式、动员任务都史无前例的多元化了。草根组织不是唯一的动员主体，甚至不是显性的动员主体，而退居到幕后，成为隐性的动员主体，代替它走到动员前台的是链接型客体和体制内客体；在动员客体方面，体制外客体、链接型客体、体制内客体、组织化的客体和非组织化的客体全部包罗其中；动员方式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既有私人化动员，也有组织化动员、准组织化动员、社会化动员、准社会化动员，既有体制因素的运用，也有社会化手段的发挥；动员目标囊括生存性资源和发展性资源。
第五阶段：草根公益组织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合法性，并实现了体制内外资源的动员；在链接型客体的牵线搭桥之下，草根组织频繁与体制内客体交流、合作，获得了政府部门的了解、信任和肯定；草根组织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逐渐具备了独立面向各种动员客体的能力。此时，草根组织动员的核心任务是充分和独立的合法性，以独立的身份面向体制，面向社会。草根组织在链接型客体的庇护和帮助下已经获得了全面提升，但是，在面对政府部门时，它依然是弱势的，主弱客强的动员关系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因此，草根组织的动员不可能完全基于平等。草根组织的策略是满足政府需要为前提，向政府的话语体系靠拢，在政府和社会都认可的地带寻找发展。
（二）静态结构：一体两翼的结构
经过七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B组织形成了“准社会化动员”为主，私人化动员为基础，市场化动员为补充的资源动员结构。其中，“准社会化动员”处于主导地位，是资源动员的主要方式；依靠个体社会资本的私人化动员为基础，并且常常起到配合“准社会化动员”，在“准社会化动员”的大框架下发挥局部性的作用；市场化动员为补充，并被视为组织未来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而正在努力进行的尝试和积累。
1.一体：“准社会化动员”为主导(https://www.daowen.com)
草根公益组织凭借其社会性优势，以社会化方式，通过动员链接型客体，依托链接型客体沟通体制内外客体的优势，间接动员体制内客体，达到将体制因素与社会化手段相结合，实现对体制内外客体的广泛动员，最终实现组织自我成长。这样的动员方式我们称之为“准社会化动员”。
草根公益组织动员系统中，以“准社会化动员”为主导，在B组织的各种动员方式中，“准社会化动员”所投入的精力、人力是最多的，所面对的动员客体是最丰富的，既包括体制外的客体、也包括链接型的客体，还包括各政府部门等体制力量；所面对的动员任务往往是最艰巨的；所动员的资源类型是最多元的，它包括合法性资源、资金、场地、物资、人力等有形资源，也包括知识、能力、信任、合作、公共关系等无形资源；所动员的资源总量也是最多的，是草根公益组织资源总量的50%以上。从理性层面分析，在草根公益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形象，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真正具有独挡一面，成为具有合法性、权威型的动员主体的时候；在动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不平等的时候；在社会转型的动员坏境没有实质性改变，体制行政力量依然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的时候……总之，在草根公益组织独立进行社会化动员的内外环境仍然不成熟的时候，草根公益组织倚靠体制，社会力量与体制力量联合进行的“准社会化动员”是最现实而理性的选择。
2.私人化动员为起点、基础和补充
所谓私人化动员指的是依靠个人，尤其是创始人或者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资源动员。中国的大多数草根公益组织都是依赖私人化动员发展起来的，私人化动员是草根公益组织动员的起点。在草根组织发展初期阶段，草根组织没有合法性、缺乏资源和能力，缺乏一切成为动员主体的条件；加之，私人化动员因其操作简单、资源使用自由、不受社会问责等便利，常常成为初创期草根组织进行资源动员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对草根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B组织的起步阶段，市场化动员失败，是私人化动员维系着组织的运行。当时创始人依靠运作私人关系，不断扩大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提升私人化动员的效果。
私人化动员是草根公益组织的基础。虽然私人化动员受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动员对象和范围有限，所能动员的资源类型有限，动员效果提升空间有限，不能完全支持组织的发展，动员对象、范围、渠道的拓展，动员方式的多元化成为组织发展的自然而然的需求。于是，市场化动员、准社会化动员等动员方式逐渐发展起来。其中，将体制因素与社会化手段相结合的“准社会化动员”成为了草根组织动员系统中的主导，而私人化动员并没有就此退出，而是作为一种更为基础性的动员方式，发挥着稳定组织的作用。在B组织的动员系统中，私人化动员所筹集的资金仍占到组织总收入的40%左右，不可小觑。更重要的是，私人化动员一般不存在竞争关系，经过多年的经营，私人化动员的效果已经相对稳定，在创始人的周围聚集了一批长期、忠实的支持者，其中不乏一些认可创始人的理想和信念，热心公益的企业家。
另外，私人化动员还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形式，在准社会化动员大框架中发挥局部性的作用。体制因素为草根公益组织的活动增加了合法性和权威性，为草根组织提供了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的政治符号资源，为私人关系在资源动员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筹码；而私人关系的运用，则使体制因素的放大效应得到实现，也提高了草根公益组织对社会资源动员的有效性。通过运作关系、扩展个人关系网络、利用私人关系等手段，私人情感和满足需求双管齐下，为体制或社会资源的成功动员下了双保险。中国社会毕竟不是一个完全工具理性的社会，讲人情的传统使付诸私人情感的私人化动员依然具有发挥的空间。
3.市场化动员为补充
非营利组织也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被称之为“志愿失灵”[20]，慈善供给不足、非独立性是突出表现。慈善供给不足就是非营利组织活动所需的开支与非营利组织能募集到的资源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缺口。一方面是由于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问题；另一方面其资金人力来源也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导致非营利组织难以获得充分可依赖的资源处理公共服务的问题。非独立性是因为非营利组织因为资源、人力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和企业的财政资助，而这些资助往往有附加的条件，导致非营利组织很难有独立的决策、计划、执行的能力。突破非营利组织“志愿失灵”，首先必须扫除公益组织可以靠社会捐款生存的错误观念；其次，市场化动员成为突破“志愿失灵”的一个努力方向。
市场化动员一改过去单纯依靠捐赠和公众资源参与的方式，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有效地解决了草根公益组织慈善不足的问题；其次，市场化动员不依赖于外部资助的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机制，使得公益组织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第三，社会企业增强了公益组织抵抗风险的能力。按照资源依赖理论，资源来源的多元化有利于降低组织的风险。以市场化动员的运作方式使公益组织资源来源中自创收入比例提高，增加公益组织独立性的同时，也降低了组织因依赖外部资源而带来的风险。
市场化动员目前已经成为B组织动员方式的重要补充，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B组织的三个社会企业项目——健康食品店、二手衣物店、爱心义卖店已经实现赢利，赢利第一年，收入占组织全部收入的15%，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第二，社会企业项目的市场化动员方式筹集的资金属于组织的自主收入，与其他动员方式比较，其自由程度最高，可以按照组织的意愿（在遵循非分配约束原则的基础上）自由的支配，是组织保持独立自主性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