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动员研究

中国学者一般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动员称为传统社会动员，而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动员视为现代社会动员。“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动员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明晰的发展趋势：由革命时期的军事动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动员”，^[1]其中体现了动员的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政治为核心，以集中统一、自上而下层层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的传统社会动员；一种是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的现代社会动员^[2]。传统社会动员与现代社会动员相比较，差别是明显而突出的^[3]：首先，社会动员的内容不同。传统社会动员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内容、革命内容、阶级斗争的内容，内容相对比较单一。传统社会动员的内容是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是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动员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经济内容是中心，政治的、文化的内容与经济内容结合在一起，通过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体现出来，内容相对全面、综合。其次，社会动员的方式不同。传统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是一种组织动员、领导动员、层层动员的方式。这种动员方式是适应革命战争时期的集中统一需要的，也适应了解放后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现代社会动员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传媒动员、竞争动员、参与动员等多种方式。第三，传统的社会动员理论是动员主客体界限分明、具有明显单向性的动员形态，即政府组织为动员主体，人民大众为动员客体，两者一般互不渗透；现代的社会动员理论则强调了动员客体的主体性地位，即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分明，不再是过去明显的单向性特点而更加重视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与沟通，即动员的“双主体论”^[4]。

学者们也指出，虽然现代社会动员与传统社会动员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现代社会动员从传统社会动员中发展而来，保留了传统社会动员的深厚传统，并受制于社会转型期的宏观结构。因此，“对目前中国资源动员手段、策略、方式的探讨，不能隔断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5]对于社会转型背景，学者们集中探讨了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动员方式的影响。如孙立平等在《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6]一书中将公益组织资源动员的实践放在社会结构、资源配置的宏观背景中，以希望工程的资源动员为案例，提出了“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两种动员方式。孙立平等人认为，国家垄断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总体性社会”中的再分配制度和单位制构成了组织化动员的基础^[7]。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垄断了全部的稀缺资源，并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和管理，社会动员紧紧地依托政治与行政组织进行，是一种“组织化动员”，其特征为：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动员者往往掌握了对被动员者而言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被动员者事实上处于无从选择的被动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后总体性社会”，社会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国家控制资源范围缩小、力度减弱，但通过间接的、非正式的方式，行政和政治体制对资源配置仍然具有巨大影响。在社会动员方面，组织化动员方式出现了相当的局限性，而纯粹社会化动员仍条件不成熟，效果欠佳。因此，以社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将体制内外的资源紧密结合起来的“准组织化动员”成为“后总体性社会”的有效动员方式。作为“后总体性社会”的特有产物，“准组织化动员”与组织化动员既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具有某种连续性：它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但又不纯然是市场化、社会化的，而是在具体的运作中，利用了体制内的力量，与行政力量之间具有十分微妙的关系。(https://www.daowen.com)

还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动员形式由“政治意识形态和领袖权威崇拜”主导的群众运动转向以追求实际利益为轴心的市民选择^[8]；动员主客体正由政治体系“对社会动员”转变为“由社会自主动员”^[9]。在转型社会中，社会动员方式的突出特点是：传统和现代并非如此泾渭分明、非此即彼而存在，而是杂糅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过渡色彩，这是由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决定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