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环境：快速转型的社会
从总体上说，草根公益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宏观环境可以概括为快速转型的社会。1989年郑杭生教授提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这一概念，用“社会转型”来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认为“社会转型”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当前中国的各种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或者说，社会转型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陆学艺、李培林等也是对“社会转型”研究较早的专家。经过多年的实践，目前“社会转型”已经发展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按照郑杭生教授的观点，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2]“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3]郑杭生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并非截然对立，完全断裂，事实上，两者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交织局面，同时，传统并非一种包袱，而是看作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传统因素不仅可以转化为现代因素，甚至还可以成为促进现代化的深层因素[4]，关键是“开发传统”的技术。关于我国社会转型的起点，学界基本认同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40—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此阶段的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广度拓宽、深度加深、难度加大，因此称为“社会转型加速期”。[5]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就处于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因素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复杂交织的社会转型加速期，它既给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面临许多挑战。
在经济方面，转型表现为：第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国家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本，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资本形式的流动与相互转化过程中，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和意义”。[6]第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转换，个体、私营、“三资”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封闭的经济环境向对外开放转换，海外资源进入中国。经济的转型，一方面给中国公益组织活动发展提供了自由流动的资源，使草根公益组织依赖社会资源进行生存和发展具有了可能性，草根公益组织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仍发挥重要影响，这使得体制外的草根公益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体制，直接对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动员；同时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也将增加草根公益组织的政治风险性。因此，利用体制因素往往成为草根公益组织发展的策略，而如何利用体制，也就成为了对草根公益组织生存智慧和能力的挑战与考验。
在政治上，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使政府进行改革，政治体制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为权威主义体制，这使转型时期的政府既有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的影子，又发展出权威主义体制的新特点。具体而言：其一，政府不再全面干预社会生活，政府改革留出了一些领域，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补充，在政府默许的地方出现了“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控制权。其二，政府进行社会干预的手段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为主，变为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共同使用，进行间接控制、“分类控制”[7]，以实现“行政纳社会”[8]，达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利用的效果。对于庞大的现代国家来说，一盘散沙式的人群是无足轻重的，而第三部门中的组织是集体行动的最有力的工具，因此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组织是权威主义的“天敌”。对于这样的危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天敌”，政府首选的对策是控制和限制其发展和影响。但是，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毕竟变了，全能主义体制下简单的一刀切式的“禁止策略”已经行不通了，需要根据各类组织的属性采取各种不同的对策。更何况，如果处理得好，还可以借助对方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达到“为我所用”的最佳效果。为此，政府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采取了限制与发展并重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通过“分类控制”限制独立的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重要的领域在通过创办、扶持公益组织的方式，利用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总之，转型社会的政治改革，一方面使草根公益组织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草根公益组织的生存空间大小仍由国家行政力量所决定，其命运总体上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国家的权威仍然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国家仍然是公益组织合法性的首要提供者，获得国家合法性支持对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在社会领域，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使社会发生适应性的变迁，给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首先，社会出现分化，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郑杭生等根据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配置差异的视角，按以职业为主的多元标准将城市社会区分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他等7个界限相对清晰的社会阶层[9]。李强教授则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将当今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四个主要社会群体，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10]。事实上，贫富差距拉大成为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其次，社会转型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困、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各种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老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弥补，新的需求又不断涌现出来，而新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并没能及时形成，其结果是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局面。这种“供需缺口”呼唤并催生新的社会服务供给体制。第三，社会转型带来了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解体，单位制、身份制社会走向瓦解，“单位人”成为“社会人”，“组织化”的社会变成“原子化”个人的社会，封闭、静止的社会走向开放、流动，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社会解组催生互益/公益组织等非营利组织作为现代共同体组织形式满足人们的认同、关爱、信赖、归宿等共同体需求；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原子化个人带来社会信任机制、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型，对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第四，对外开放培育了公益组织发展的条件，但同时也给公益组织的发展带来风险。民间的国际交流增多，西方的价值观、管理知识、科学技术在国内得到有效传播。一批接受了西方第三部门价值观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成为最早一批草根公益组织的创建者，通过这些早期公益组织的示范作用，又带动了一大批草根组织的创建和成长。另一方面，对西方模式和经验的照搬，又使公益组织过度西化，而导致水土不服，面临发展困境。
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公益领袖徐永光就提出，转型时期中国NPO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有三个特征[11]：第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导致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留下一些管理和服务的“真空”，这种“真空”对非营利组织产生了强烈的需求。第二，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产生了政府控制之外的资源，使非营利组织有可能不依赖政府而生存和发展。第三，尽管如此，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政府—社会权力对比格局中，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这种环境为中国NPO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产生了有力的制约，使得中国NPO整体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