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在20世纪中文的语境中，上述对“近代”“近代化”的理解有持续性的影响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从1930年代开始，至1960年代以后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亦即上述“近代化理论”）。[25]“近代”与“现代”两词汇本来都是翻译自西文的modern，有时两者意义相通，同样地，modernization也可以翻译为“近代化”或“现代化”，但后来就历史阶段来说两者又做区划，在欧洲史上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18年）区隔近代与现代，而亚洲史则多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区隔近代与现代。
大致上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末期，甚至1990年代初期，台湾史学界即笼罩在“现代化”的研究范式之下。此一范式一方面和上述梁启超到郭廷以的思想变化与“近代化论述”的出现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启蒙运动的理念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即将人类历史视为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从19世纪开始，像黑格尔、马克思或斯宾塞等思想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认为有越来越理性化的趋向。韦伯虽不强调历史的规律性而重视偶然性，但他也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中“解除魔咒”“工具理性”的发展，是一条重要的轴线。20世纪之时，中国很多的思想家仍强调历史的规律性，而欧美20世纪的一些学者如哈耶克（F.A.Hayek，1899—1992）也有类似的看法。无论对历史规律性或理性、客观性的重视，均倾向于对文化发展采取普遍主义的观点。这种看法也可以称之为“合流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现代化理论即奠基于文化合流的观念之上。
有趣的是，合流的看法与中国固有的“大同”的理想有类似之处。美国社会科学界也有他们的“大同”思想。按照社会学家阿力克斯·英克尔斯（A1ex lnkeles，1920— ）的看法，全人类将来很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融合各种文化而形成的共同的价值系统。合流的动力是什么？阿力克斯·英克尔斯的看法是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很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来，他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几无二致，亦即是强调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几乎所有人类的心理都有一些共同的需要与能力。这些共有的特点多半环绕着物质生活。例如几乎每一个人都热爱健康、财富，并要避免身心痛苦，而且人们有工具理性，能发明或接受改善物质生活的方法。对很多人来说，现代化主要就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所以现代化在某一程度上已经变成世界的潮流，此一说法与马克思主义和英国的功利学派的观点也很类似。按照此一观点，当代世界合流的趋向环绕着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关于生产、交通、商务和信息等方面新的科技，以及所有这些现象结合的结果，亦即是国民平均所得的提高。
这些现象也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特点。有效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社会的专门化和区别化，也需要个人自由，此即哈耶克所强调的理论。所以自由的价值，不但在理想与道德方面，也在经济效益与工具理性方面，用香港的一位经济学者胡国亨的说法，经济效益所需要的自由是一种“外在化”的自由，和精神方面的“内在化”自由有所不同。个人的外在的自由即是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所谓的“三个市场”：经济市场——由个人决定要买或卖什么东西；思想、知识、信息流通的市场——由个人决定要研究什么想法或肯定什么观念；政治市场——由个人决定要支持哪一个政治主张或政党。虽然政治市场不一定会发展为完善的民主，经济与行政的效率还是需要某种程度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比赛与制衡。
除了上述环绕着工具理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合流趋向以外，现代化也包括价值取向方面的合流，尤其是重视理性、个人尊严、自律、成就感、合作精神，以及强调学校教育与教育内容的科学化等。这方面的发展与流行文化、传播媒体的全球化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娱乐产业，如好莱坞（Hollywood）的电影即有世界性的影响，包括让其他地区的人们欣羡美国式的生活。在东亚，日本与韩国的影视节目（如韩片《大长今》、日片《小叮当》）、偶像明星，以及相关的产业，在许多国家造成轰动，也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这涉及阿力克斯·英克尔斯所研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趋向，亦即是现代社会不但越来越类似，而且越来越相互影响而纠缠不清（interconnected）。在此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各国人士在国外地区的散布（diaspora）、英文在国际活动中的盛行以及互联网的发展。[26]
在上述历史脉络之下，美国的学术界于1960年代开始，提出现代化理论，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支持此一看法。他们企图解释为何欧美国家结合了国族主义、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可以成功地现代化，而第三世界又何以失败，及落后国家应该实行何种方法来谋求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俄国史专家C.E.Black教授所著《现代化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1966）是此一研究趋向的代表著作，这本书在1972年由郭正昭（时任职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人翻译成中文，对台湾当时的近代史学界起了相当大的影响。郭正昭在该书的《译者自序》中说到他对“现代性”“现代化”两概念的理解：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种崭新的、清晰的、完整而具有涵盖性的概念产生了。“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渐被通用，以意指几个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言，而达成此一进步境界的过程，即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27]
总之，该书将现代化理解为：“指一个社会因近代科学知识的爆发和传播而发生的创新过程中的动态形式”“人类……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比较发达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这种社会变迁的过程”。
在1960年代、1970年代台湾学者们不但透过翻译引介现代化理论，也分别从史学及社会科学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这些作品包括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现代人的梦魇》；李亦园的《人类学与现代社会》，以及他与杨国枢合编的《中国人的性格》；韦政通的《现代化与中国的适应》等书。[28]这些作品共同地强调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
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国祁、张玉法、张朋园等人所领导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他们继承了郭廷以的史学关怀并结合了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开始分省份来探讨中国各个地方如何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张朋园曾回顾此一研究计划，他说：
1960年代同时盛行着“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思潮。一个国家要现代化，必须有经济成长、社会繁荣、政治民主。这原是用以观察第三世界未能及时发展的三大函数，借用过来观察19、20世纪中国衰弱的究竟，再好不过。1972年我与一群理念相近的学者承担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我们将全国分为十七个区域。[29]
他们的架构大致如下：首先认定“现代化就是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tradition）的交替过程”，因此第一步探讨何谓传统社会，第二步探讨西力的冲击，接着从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探讨现代化的进程，也思索传统跟现代化的关联，例如“儒家思想是否利于发展”，以及各种“难以现代化的原因”。在方法论方面，他们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理论，采用一些“指标”作为研究的基准，例如“人民对于新事物与大众传播的接触、居住处所的改变、识字率、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国民所得”等。[30]此一研究取向自1980年代以来，仍影响着中国大陆学界有关“现代化”的研究，比较重要的学者是已经过世的北大教授罗荣渠（1927—1996）。近年来张朋园有关现代化的著作在大陆重印，并受到欢迎，可以反映此一议题在大陆史学界仍有其活力。[31]
现代化计划的参与者所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当现代化理论盛行之际，中国台湾、大陆先后出现“韦伯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韦伯认为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是一个理性化的变迁，他在西方历史中特别发现此一理性化的发展，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史，要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韦伯所看到的理性化过程？例如探讨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为什么中国官僚制度是一个特殊的形态？官僚制度里君王到底具有“任意的权力”（arbitrary power），还是会受到制度的制衡？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中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几乎都笼罩在此类的问题意识之下。
大概到1980年代以后，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了一些冲击，到今日有些人认为现代化的研究已经过时了。他们觉得此一理论倾向于将传统、现代作二元对立，而且认为所谓的指标、计量的研究方式，是一个单一线性的、以西方模范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更认为这样的视角具有局限性与阶级压迫性，有必要加以反省，此一“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有多种来源，但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以及后现代、后殖民等思潮的影响，并使人们对现代性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金耀基对此有简要的说明：
“现代化理论”在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七十年代后则开始受到质疑，引致不断争议，最后则减退了它的吸引力。现代化理论之所以由盛而衰，不止由于来自学术上的挑战，也缘于来自现实世界实践的反弹，在现代化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中出现了“去现代化”（de-modernization）现象，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反现代化”（counter-modernization）运动。生态环境的危机，地球意识之兴起，是对浮士德式“敢将日月换新天”的现代化精神所造成“发展悲剧”的反噬。在学术上，现代化理论受到种种挑战，在根本上，现代化理论所采取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已因科学哲学新观点之出现而动摇，社会科学中“诠释学的转向”（hermeneutic turn）使现代化理论在学理的要求上受到冷落，另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则是“现代化理论”背后的“西方中心观”（或更确切地说“美国中心观”）的偏执，毋庸讳言，现代化理论自觉地与不自觉地拥有一种以西方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形态（以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为主轴的资本主义形态）为最后模型的思维方式，也即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现代化理论这个“种族文化的中心观”不止使现代化运动在非西方社会引起抗拒与挑战，而且连对“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之正当性与可欲性也产生疑问。[32]
上述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何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慢慢退潮，而有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