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禾著《跨越语际的实践：1900至1937年间中国的文学、民族国家文化与被翻译的现代性》[1]
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是随着中西文化的接触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何来呈现此一过程的复杂面貌，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曾描写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西方冲击论、传统与现代化、帝国主义论，到中国中心论之出现的典范性移转，他强调历史学者应“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而且尽量采取内部，而非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2]再者，在他之前如西方学者萨依德（Edward W.Said）等人早已开始对“东方主义”（Orientalism）加以反省，认为西方人在讨论东方之时，很难避免以西方的现代性作为主要的参考坐标，而将研究的对象放入一个异己（the other）且落后的时间与文化框架，借此张扬现代西方的文化主体。[3]上述两者均批评以西方为本位的研究视角，而呼吁东方的主体性，然而在其批判性的观点之下，中西文化如何“交融互释”，又如何产生一个新的文化等课题，在他们的反省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本书作者刘禾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比较文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本书是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扩大而成。[4]她很同意上述柯文所谓“中国中心论”的研究取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应采取此一视角。刘禾不赞成以往从比较文学的立场，扣紧时间的先后，从事“影响”方面的研究；而主张探究“主方语言”（the host language，在本书是指汉语）在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主动角色，这样一方“客方语言”（the guest language）不必然是具有本质上的真实性，而完整地被搬移到另一个时空脉络。反之，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是在一个复杂变动的历史过程之中交织互动。作者也不以为在采取“中国中心论”来界定历史议题之重要性（或不重要性）的同时，一定要放弃“西方中心”的考虑。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讨论20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之时，一方面难以放弃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现代性”“进步”等观念，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将本土中国视为一个具体之物的想法（a reified idea of indigenous China）。（页27—29）就此而言，刘禾的研究取向超越了柯文所说西方冲击论、传统与现代化、帝国主义论，更超越了中国中心论的新趋势，而且不容抹杀的是她的研究取向要比中国中心论一概念所阐释的方向细致得多了。[5]
那么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有何缺点呢？刘禾认为其视角虽有深刻的洞察力，但亦有局限性。[6]她以传教士Arthur H.Smith有关中国国民性之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为例说明，Smith所描写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发明”（invent）了一个中国的整体形象，提供西方世界认识（或扭曲）中国的素材；但是当鲁迅透过日文译本（译名为《中国人气质》）接触到这一本书，而这一本书又以各种方式被节译在像《东方杂志》之类的书刊，并进入中国人对“国民性”问题之探讨时，Smith之文本所具有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传教士以西方观点误解东方（the Orientalist gaze of the West），而是具有更复杂的意涵，成为塑造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历史事件”（genuine historical events）。（页58—60）[7]
刘禾这一本著作即希望能响应西方学界近二三十年来有关历史、社会理论的反省，顺着以下几个重要的思潮来构思其问题意识，再将之应用到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之上。首先，她对语言的重视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走向语言之途》（Unterwegs zur Sprache，1959，英译为On the Way to Language）一书中所揭示的语言与存有的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8]换言之，语言不再被视为是反映某一主体意向的表达工具，而具有能够建构意义的积极性格，也是存在的本体。这样一来她不把文学作品的本身当作具有存在的自主性，所以我们无法单独地从研究文本（text）的内容来发觉其意蕴，而应注意人们认识文本的过程，此一取径也明显地受到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影响。[9]第二，她对殖民国与被殖民国在接触过程之中所产生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探究，则是源于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上述萨依德即被归属于这一理论的支持者。第三，她对主体与客体之区分的反省，以及对具体“实践”过程的强调，则与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观点不无关系。以上这些理论的内涵在此无法细论，但是从下文我对本书内容的具体介绍，读者则可以较清楚地了解理论探讨与实际历史研究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凭借着以上各种理论所启发的思考方向，作者尝试突破以往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之接触的研究。本书的主旨扣紧“翻译”与语言的课题，从历史的与动态的研究取向，探讨1900至1937年之间，中国与西方接触之下，如何透过各种实践，来建构一个“被翻译的现代性”。作者企图打破僵滞地将东与西两者视为二元对立的想法，探讨文化生产中的“共同创作权”（co-authorship，页46）。当然，同时她也让我们思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亦即不同语言之间“翻译”究竟是否可能免除主观的挪用与发明。（页263）[10]
刘禾所谓的翻译其实并不只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更广泛地注意到此一概念所喻指的意涵。正如她在书名之中所显示的，她运用“被翻译的现代性”一概念，来研究现代中国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学是如何形成，又如何获得其合法地位（legitimation）。简言之，作者的目的是探究中国的“现代”是如何经由“语言的论域”而被塑造成形。
作者将本书问题意识之焦点凝聚在“中国现代性”的课题之上乃有其特殊之用意。她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遭遇之后所产生大量的新词汇与新知识，无一不是用来思考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思考和肯定的一个很根本的方面就是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作者所谓的现代的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al state）是指西方中世纪以来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在中国，此一国家形式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打破了传统的“天朝模型”（殷海光语）而建立的政治形式。然而在此一形式出现之前，以及此一制度之轮廓初步建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均努力于提出“民族国家理论”来推进此一进程。这使得近代中国汉语的书写和国人对于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想象之间，建立起一个“自然化”（naturalized）的联系。
这一主流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主义”之意识形态不仅单纯地成为国人反抗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力的话语实践，而渗透到20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作者不但以上述鲁迅等人所提倡的“改造国民性”的例子来说明“把文学创作推向国家建设的前沿……体现了国家民族主义对文学领域的占领”，更把眼光放在现代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文学实践”之上：
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互动关系。……以往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建设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出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11]
然而在此一实践的过程之中，民族国家论述的支配力量自然也选择性地将与此论述无关的话语压制下去或排除在外。
刘禾的理论听起来似乎有些高妙难解，但是其内容却是奠基于一些非常扎实的研究之上。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在第一章所讨论、并在附录（页259—378）所搜集的从19世纪以来，由于中文、日文与欧洲语文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而形成“现代汉语外来语”。这一部分的探究与上述西方学界大约自海德格以来的“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2]作者将附录分为七个部分，分别追溯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缘起，并注明中、日、欧洲语文三者之间的对照关系。在这同时作者也提醒读者，新语词并无固定单一的来源，而是发明与流传所共同形成的“具有流动意义之语源学”的产物。（页35）这七个部分如下：第一部分是传教士所创造之中文用语（如空气、民主、汽车、文学等）；第二部分是采自现代日文用汉字所翻译的欧洲观念（如抽象、目的、动物园等）；第三部分是采自现代日语中之汉字，而与欧洲语文无关者（如场所、集团、宗教等）；第四类是日人采用中国古典语汇来翻译欧洲观念，再经由文化交流而回传中国者（如自由、司法、师范、国民、文化等）；第五类是采自现代日文之中的前缀或字尾（如反革命的“反”、创造性的“性”或工业化的“化”等）而创造的新词；第六类是以汉音翻译英、法、德语而出现的新词（如酒吧是bar的翻译、夹克是jacket的翻译）；第七类是以汉音翻译俄文而创造的新词（如沙文主义、拖拉机、伏特加与苏维埃）。
作者借着这些语词来源的厘清，让读者进入一个貌似熟习、实则陌生的语言世界，这一世界也扣紧了作者所关心的文化交流与跨语际实践的中心课题，并清楚展现新语词的输入与创造如何改变中国的语言，尤其是如何塑造出现代的白话文。当然读者不一定要同意“语言建构了思想”或“语言即是存有的本体”这一类较新奇又充满哲学意味的想法，然而如果我们接受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语言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础就是奠基在这些新的语词之上。作者在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即是让读者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此一附录查询近代中国重要的新语词的来源。评者以为美中不足之处是作者不够突出近代翻译大家严复（1854—1921）在此过程之中的角色，尤其没有注意到严译特殊的贡献，以及部分严译被日译取代的过程及其意义。[13]这也显示，作者似乎未能充分利用她所搜集到的丰富史料，做出更细致的分析。
然而翻译与语汇采借的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新的文学或民族国家文化的出现。其中还涉及要翻译哪些作品，以及为何要翻译这些作品等问题。作者表示：
广义地说，研究跨越语际的实践是探讨新的语汇、新的意义、新的论述、新的再呈现的模式等，在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或冲突之中，如何兴起、流传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因此意义（meanings）与其说是在观念从客方语言传到主方语言的过程中被转变了，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之中被创造出来了。（页26）
刘禾所采取的“跨越语际的实践”之研究取向在跨文化研究之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她挑战了以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普遍主义的观点，认为翻译工作可以如实地将一个概念从甲语言转换为乙语言，因此翻译之实践就像一本双语字典，来自不同文化的语词之间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语言有不可翻译性。作者尝试在两者之间另外走出一条路。此一方法论对于中国研究，乃至于其他第三世界，如印度、回教世界、南美国家等的文化研究，都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作者在本书所设置的场景是中国、日本与西方，而源于三者的文化因素相遇于翻译之场域时，她注意的焦点是在此过程之中一些偶然事故、相互竞争，与一些令人吃惊的扭曲，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页32）在这一相遇之场域，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他们不仅是借用与模仿西方的语汇，更积极地为了本身的目的来批判、扭曲、挪用，以及再创造西方的文学与论域，因而构造出一个新的文化。这里所触及的实际上已经是语言实践的政治学。（页8）
本书的导论是有关理论的问题，其次三个部分的八章则分别处理各个不同面向，探索如何透过语言转换之实践，而来建构一个以“被翻译的现代性”为基础的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第一部分是“在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作者探讨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问题，以及此一问题的讨论受到谁在观察、谁被观察，以及谁被再次表达（represented）等因素之形塑。其次则探讨五四以来个人主义传入中国的问题。第二部分处理“再表达的跨越语际的模式”（Translingu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此部分之下的三章，是以老舍、郁达夫、沈从文、丁玲等人之作品，来看这些作者如何引进西方的修辞语法、写作风格与形式。作者以为以单纯的影响的概念不足以认识中国文学中所呈现现代性的复杂面貌，她提出“生产性的扭曲”（productive distortion）的新视野。这样一来许多的文本都包含了一些“隐藏的论述性的议题”。例如施蜇存（1905—2003，与戴望舒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论不但从事有关超现实小说的书写，也涉及研究传统小说中“志怪”传统的现代演变。（页136—137）第三部分是“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作者探讨在民族国家主流论述之外，女性作家有其自身之关怀点。经由文学大系之编写所建立之写作规范，以及有关谁能合法地来界定中国文学之论辩，导致作者最后的一个问题，亦即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文化”为何成为民族国家与人们展现其特殊性的标志，他们又如何实现此一想法。以下我将较详细地介绍书中的第三、七、八三章的内容。
作者在第三章对于“个人主义”论述的分析足以显示她的企图。她所讨论的主题是西方个人主义话语在构成中国“民族国家”概念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推动与抵制。她首先批评许多研究者对五四运动的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理解，倾向于将东方／西方、个人／国家相对立看待。[14]她主张回归到历史过程之中，探索外来观念的移植如何取决于本土话语操弄者的选择，而此一选择的基础是本土政治权力运作之基础的传统话语结构。
作者指出虽然在当时中国固有语汇之中不乏有关自我的语汇，如自我、我、己等，然而“个人主义”是从明治时代之日本所借来的一个新语词。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个人主义问题的争论显示此一概念与固有情境之间的格格不入。然而作者并不企图去掌握个人主义在本质上的意义，她反而去追溯在民国初年的论辩之中，此一语汇所经历的过程，并提供个人主义论述形成之语源学。
第七章是作为合法性论域之文学批评。作者企图显示她所说民族国家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渗透力，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家文学的关系”。她以萧红的《生死场》和现代文学的批评体制，以及威权的文学史写作之间的关系，来探讨民族国家文学生产的过程。作者指出《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这一部小说描写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其中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一个重点。此篇小说发表之后，关于该文的解释与评价就一直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然而作者认为此一“男性的”“民族国家主义的”解读（如鲁迅与胡风的评论）有重大的盲点，因为对萧红来说，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之上，而不仅仅在民族兴亡。作者强调女性的身体不仅是生与死的场所，而且还是小说获得其内涵和意义的来源。而历来的男性文学批评家都企图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因而无视于萧红对民族国家论述的复杂情感，更抹杀了她对主流话语的颠覆。这一现象展现出萧红与民族国家主义与父权传统之间的矛盾，也揭示现代文学批评参与民族国家文学生产的历史过程。（页199—213）[15]
作者在第八章探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一位年轻编者赵家璧（1908—？）在1930年代如何创造、出版十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公司以出版《良友画报》闻名，1932年赵家璧加入良友，从事编辑工作，1934年赵家璧向公司提出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构想，此书的灵感是来自日文出版品之中类似的著作，而“大系”二字也是直接采自日文的汉字。良友的老板伍联德接受此一企划，至1936年2月《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从编辑、印刷到成书总共花费的时间不到两年。（页227）
在本章作者探究的几个根本问题包括：该书的编辑与当时政治环境的关系为何（如国民政府打击左翼文人、发动新生活运动）？在编辑的过程之中编者如何构思何谓“文学”？如何作时间断限？又如何以此一标准从事分类与选文？再者此一分类与国外之分类有何关系？当然此一创造出来的文学大系自然也排除与编者标准不同的作者、文类与作品。极有趣的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之后，赵家璧在蔡元培的鼓励下，又企划编辑一套十本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企图反映各国的文学及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可惜受到日本占领上海的影响而作罢。（页237）作者有关现代文学大系出版故事的描写与分析显示她在历史与文学批评两方面的才干。这一角度所勾勒出文学史编写所身处的文化脉络，包括政治社会经济背景、人际关系、思想因素等，共同地构筑出文本之外一幅生动活泼的历史图像，这一细致的处理手法是以往学者所忽略的。
就管见所及，在中国研究之中，只有很少数的著作从翻译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国家文化、思想论域的形成。[16]本书无论在理论探索的深度与材料运用的广度两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研究。它不但是有关比较文学，也与文化史，以及理论反省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作者所从事的是一个科际整合的工作，包括文学批评、文献分析、语言学、语言哲学和历史研究等。这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对东西语文、历史、文化有深度掌握的话，是无法从事的。
刘禾教授的这一本大著让读者对于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做一个重新的思索，也激励学者们针对该书所揭示的一些重要议题，如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东西文化的接触，与比较文学等方面，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本文原刊于“国史馆”编：《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辑25（台北，2000），页331—346。
[2]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86.
[3]特别是Edward W.Said，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余英时强调萨依德所说的“东方”主要是指中东的伊斯兰教世界，并不包括中国，而且他虽然主张阿拉伯世界各族群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但是他并不采取狭隘的部落观点，认为应该排斥一切“非我族类”的文化。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页12—13。有关萨依德生平与思想的简要叙述，可参考单德兴在他所翻译萨依德著《知识分子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一书中的绪论。
[4]她的博士论文是“The Politics of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0。
[5]对柯文“中国中心论”的反省与批判亦可参见Arif Dirlik，“Reversals，Ironies，Hegemonies：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22：3（1996），pp.243—284.
[6]作者显然一方面深受萨依德“东方主义”论之启发，另一方面也企图超越萨依德的成就。1992年4月底本书作者与旧金山州立大学历史系的Tani E.Barlow教授合作召开“‘东方主义’之后：全球文化批评中的东亚”研讨会，反省东方主义，并从历史的层面开拓欧美霸权殖民东亚的研究。会中决定1993年春季开始成立一个东亚文化批判理论的刊物《位置》（Position：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s），一年出版三期，目前该刊物已成为东亚文化批判的重要刊物。有关该次会议的报道请参见郑羽：《理论与历史：柏克莱“东方主义”之后全球文化批评中的东亚研讨会评述》，《今天》，1992年3月，页241—249。Tani E.Barlow曾将《位置》一刊中的重要文章编成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Durham，N 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一书，尝试以“殖民地的现代性”作为全书的主旨，书中也收录了刘禾的文章。
[7]作者很同意James Hevia的观点，认为传教士的书写与其说是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还不如说企图或实际上塑造了历史事实，也塑造了后代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页58）。见James Hevia，“Leaving a Brand in China：Missionar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Boxer Movement，”Modern China，18：3（1992），pp.304—332。此外关于东方主义与中国研究也可以参看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History and Theory，35：4（1996），pp.96—118.
[8]此书有中译本，孙周兴译：《走向语言之途》，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亦可参考余德慧《诠释现象心理学》（台北：会形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一书中对海德格理论的介绍。
[9]Richard E.Palmer，Hermeneutic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10]这是语言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所反复探究的课题，例如英文的frog可否翻译为中文的青蛙？表面上看来frog与青蛙均对应到一种绿色、四脚，又会跳的小动物，然而英文frog一语背后所有的文化意涵却与青蛙一语在中文世界所有的文化意涵有所不同，这样一来比较悲观的人会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转换最后是不可能的。
[11]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31。
[12]有关此一转向及其对思想史、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冲击有不少的讨论，例如：John E.Toews，“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2：4（1987），pp.879—907.Richard M.Rorty，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3]作者在本书的页25、35、87三处提到严复，但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分析。熊月之曾谈到严译新词的历史命运，他指出严复苦思冥想所铸造的新词除了“物竞”“天择”“逻辑”等为后人所沿用之外，大多数都竞争不过日本转译来的新名词，如计学（经济学）、群学（社会学）、内籀（归纳）、版克（银行）等，他并指出商务印书馆在严译八种之后所附的“中西译名表”，共收482条，其中被学界所沿用的仅56条（其中还包括严复沿用以前的翻译如“歌白尼”与“美利坚”等）。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页701—702。
[14]在这方面作者显然同意萨依德的反本质（anti-essentialist）论、反对文化纯粹论、批评东西二分法之不当、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等观点。
[1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该书也深入分析女性与民族主体的矛盾关系。
[16]拙著是有关此一主题的另外一个例子，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在这一本书之中我以文本对照的方式分析严复如何将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On Liberty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的翻译其实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并与他对中国未来的思索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