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文明史”
“文明”一词为传统词汇，在《易经》与《尚书》之中即有。[17]近代之后，该词成为英文civilization之翻译。[18]此一翻译早在1830年代传教士所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中即已出现，然并未普及，此一用法后来可能辗转影响到日本学界。[19]日本在1860年代末期（明治初年）已将civilization翻译为“文明”。最早的例子可能是福泽谕吉（1835—1901）《西洋事情》（1866—1870）所提出“文明开化”的观念：“人人修德畏法，必可有助于世间之文明开化。”[20]其后1875年福泽谕吉写成《文明论概略》，该书为一本在东亚世界深具影响力的书刊。他认为文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即人类物质需要的增长，广义则指人类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进步，而文明与野蛮相对。他认为：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达到尽善尽美了，对他而言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福泽谕吉的所谓文明即是对西文civilization的翻译。[21]
日人所翻译的文明一词，在清末传入中国，1890年代后期使用日趋普遍。据统计，在1896—1898年出版的《时务报》中“文明”共出现了107次，其中6次为传统语汇，101次为civilization之翻译；而且101次之中几乎都是从日文的文章之中翻译而来，大多出现在“东报译编”，还有少数出现在专论栏内。[22]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为积极地译介新思想。他将福泽谕吉的许多观念写成短篇文章在《清议报》上发表，如《文野三界之别》（1899）、《传播文明三利器》（1899），以及《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1899）等文，都是摘译自《文明论概略》等书。[23]上述文章特别强调“文明”一词与“野蛮”是相对的，而且背后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线性进化史观。如《文野三界之别》（1897）谈到“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24]
晚清文明观念的盛行，不但因为梁启超的译介，也与严复（1854—1921）有关。在《天演论》中严复也将civilization译为“文明”，意指“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他并说明了在有文字之后，开始了异于“草昧”时期的“文明”阶段：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然化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论三教源》）[25]
严复又翻译了甄克思（Edward 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使进化论与线性历史观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历史书写，学者因而援用西方历史的线性架构来诠释中国历史。[26]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文明观念影响之下，西方学界出现了“文明史”的著作，这些书先被翻译为日文，再由日本转译为中文。明治初期的日本，翻译西书蔚为风气，如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和法国史家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的《欧洲文明史》，都在欧洲出版不久之后即被译为日文。清末旅日的中国学者再将之介绍到中文世界。譬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即译介了《英国文明史》，以及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中国文明史》（该书于1903年被译为中文，章炳麟、蒋智由、刘师培皆服膺其“中国文化西来说”）。《英国文明史》一书在清末（1903至1907年之间）即有四种中译本。此外被译为中文的还有《地球文明开化史》、《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论》（中西牛郎著）、《中国文明小史》（田口卯吉著）等。[27]大致上来说，清末民初是“文明论述”与“文明史”书写十分兴盛的时期。根据王晴佳的研究，梁启超从1902年开始所标举的“新史学”即依赖日本的“文明史学”为其理论根基。[28]一直到今日“文明史”仍是部分大学的一门必修科目。
民国以后，文明论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亦相互配合。胡适（1891—1962）所标举的理想即为“再造文明”，并视此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对他来说“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1926年时，他反驳当时有些人所谓“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之说法；胡适强调文明同时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面向，“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29]胡适也谈到“文化”，认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并以此述说“东西文化”之差异，然而他却认为“东方文化”有许多的缺点：“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30]胡适这一番言论有很强的针对性，这牵涉1920年代欧战之后“文化论述”的兴起，以及“科玄论战”，下文将会作较深入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