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文编”思想内涵之分析
从1985年6月至1986年6月间先后有四篇论文分析“经世文编”的思想内涵，分别是：
（一）《皇明经世文编》部分：许淑玲：《几社及其经世思想》，1986年6月，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二）《切问斋文钞》部分：黄克武：《从理学到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部分之分析》，1986年3月发表于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思想史上的经世传统研讨会”。后正式出版：《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6（台北，1987年6月），页37—65。
（三）《皇朝经世文编》部分：有两篇
1.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1985年6月，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2.刘广京、周启荣：《〈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1985年12月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专题演讲，全文刊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5（台北，1986年6月），页33—99。
下面介绍各文的主要论点：
（一）许淑玲《几社及其经世思想》
该文由李国祁教授和墨子刻教授指导，全书主旨在分析几社的组织活动与经世思想，其中经世思想部分主要即以《皇明经世文编》作为分析对象。作者从“历史观”“经世目标”“济世方策”三项讨论该书的思想内涵。
在历史观方面，几社同意三代是理想的时代，而三代以后则有盛有衰。例如秦晋隋是衰世，汉唐宋元则有不错的表现；较特殊的是几社认为明朝初年是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足可媲美周、汉，但明中叶以后逐渐步入衰微。对于历史人物他们特别推崇张居正。
在经世目标方面，几社主张追求王道，但他们认为王道不离富强，因为王霸之辨在于“心”不在“迹”，所以只要出于爱民之念，不必讳言追求富强。富强的目标具体而言包括武功强盛、社会均富、风俗淳美。此外，他们反对实施高远而不切实际的井田制度与封建制度，主张在现行的郡县制度之下实现上述的理想，同时对明初的盛世感到不胜向往。
在济世方策方面，几社特别强调制度应随时势而不断调整，要“以昭代（当代）之人文，经昭代之国事”，故全书收录各种有关制度改革的意见。作者以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为例，说明几社对制度改革的看法，她认为几社倾向于支持一条鞭法的各种改革，从大量的选文与编者的眉批，足以显示他们的立场，作者并分析这种肯定一条鞭法的主张是由于几社所居的江南地区适合实行这种新制度所致。但是《皇明经世文编》亦收录少数（如葛守礼和何瑭等）反对一条鞭法的意见，这种情形显示几社也了解地理位置的差别会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所以他们亦提出“条鞭有利有弊”的观点。上述对一条鞭法的复杂意见充分反映几社经世思想中的调适精神。
为了突显几社经世思想的特色，作者将之与东林党人和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想家作一比较。她认为东林经世思想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几社基本上肯定道德的意义，但重心却在制度的因革损益，与东林不同。此外，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有强烈的复古倾向，要求恢复封建；几社却主张法后王、行郡县，反对泥古。几社这种重视变通的精神反而与王夫之（1619—1692）的思想颇为契合。
从以上的描述可知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地分析《皇明经世文编》的思想内涵，因此遗漏了许多几社对制度改革的精彩意见，但大致已勾勒出该书的特色。
（二）黄克武《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
本文借着分析《文钞》学术部分的51篇文章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乾隆末年出现的《文钞》是在何种学术基础之上提出其经世的主张？第二，该书与道光初年的《皇朝经世文编》有何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文钞》经世思想主要渊源于清初的程朱理学，而与顾、黄、王等大儒者的经世思想没有直接的关系。它继承了理学长期以来由抽象转向具体的趋势，进一步地不再讨论太极、理气、心性等抽象问题，而将焦点置于日用事物；此外它放弃了清初理学中强烈的宗派色彩，改采尊崇程朱但不排挤陆王的调和主张。在思想内涵上《文钞》学术部分各篇文章环绕着“体用兼备”“有体有用”“明体达用”的理想，细绎其“体”的含意主要指道德与知识的涵养而较少宇宙论的意味，而“用”则确指外在的事功。这种体用合一的理想一方面矫正了理学末流已流于空疏无用的弊病，另一方面亦使士人在关怀外在事物时不致落入法家或功利思想的“邪说”。《文钞》各文反复地提出这种观念使理学思想“外转”，开出一条通往经世的道路。《文钞》正是处于这种思想转向的关键地位。
但是清初理学不是《文钞》的唯一渊源，书中还包含了其他的思想因素。例如编者强调官僚制度内部的技术改革，他亦提出“文以载道”的观念，认为士人撰写有意义的文章或将这些文章集结出版是经世的一个重要方式；此外在编者的观念中学术具有准备、尝试与咨询讨论的精神，不一定要立即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等。这些观念都与理学的看法不同，而共同塑造该书经世思想的另一种特色。
对于第二个问题作者首先指出，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在编辑形式与文章选裁方面都受到《文钞》的影响，两书前后承接的关系十分明显。但《文编》除了继承主要源于清初理学的经世思想外，还受到许多其他思想的影响，其中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家顾炎武、唐甄（1630—1704）等人的影响力尤其显著。因此作者认为道光初年经世思想的兴起背后有两股重要的推动力量，一为主要源于清初程朱理学的经世思想，一为明末清初顾炎武、唐甄等人的经世思想，而与今文学派并无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三）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与刘广京、周启荣《〈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
《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是全书的理论部分，与后面讨论行政技术的“六政”部分各篇文章性质不同，构成独立分析的对象。这两篇文章是在互不影响下选择了相同的史料从事分析，因此予以合并介绍。拙著硕士论文是由李国祁教授与墨子刻教授指导，刘广京先生的大作则是与他的学生周启荣先生合作完成。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拙文是以一套分析架构为基础，打散各篇文章的界限，用归纳的方法描述《文编》学术、治体部分的思想内涵；接着再以“转化—调适”的分析架构，配合比较方法观察其思想的特点。刘文则依循《文编》的编排顺序，逐篇介绍学术6卷与治体8卷中各文的内容；其次再综合分析其学术取向与政治立场。比较两文的大纲可以看出作者处理方式的差异：
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史研究法很难比较其优劣，或许只能说是风格上的差异。
在结论上，两者的主张如下：
拙文认为《文编》经世思想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源于先秦儒家思想与宋明理学。从各文对诸葛亮的推崇显示，只要是出于爱民之念，儒家也可以改革制度、追求实效，甚至可以推行严刑峻法，借着诸葛亮的例子，经世思想家说明儒家注意外在事功的合法性。但是《文编》除了承袭儒家传统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儒家思想的法家化、官僚制度的经验、民间宗教中“福善祸淫”的观念等。再者，《文编》特别强调儒家传统中“兼内外”的理想，因此调和了理学与功利学派，对于内在道德的涵养，与外在事功的表现赋予同等的重视。此外它亦调和了汉学与宋学，主张以宋学为本、汉学为末的调和论。若与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想比较，《文编》避免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复古和反清复明的主张，亦与《皇明经世文编》过度尊重当代政治权威，要求返回明初祖制的思想形态有所不同。作者认为《文编》的经世理论结合了重视理想、主张彻底改造的转化思想，与重视现实、主张逐步改良的调适思想两种形态，因此它一方面以高远的王道为理想，坚持道尊于势；另一方面则反对复古（恢复井田、封建），肯定现存的政治秩序。这种思想趋向理想与现实并重，而要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其理想。
刘广京先生的大作指出《文编》首十四卷具有体制严谨，立场鲜明的特点，同时以“经世之学”为一门学问，足与汉学、宋学分庭抗礼，并非如《皇明经世文编》仅为施政文牍之汇编而已。
其次，作者认为《文编》“经世之学”的含义十分复杂。举凡为学为政之原则，以及学者之志向、为学方向、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对人性、天道、历史之了解等，凡与政事及致用之原则有关者，皆属其范围，故《文编》经世之学可视为大学八条目之具体发挥。但就《文编》史料而言经世之学虽牵涉甚广，仍有三个原则决定其范围：
1.须以能“致用”为目的。
2.以政府施政为立场，特别重视君主与朝廷，但亦不轻视各省及州县地方行政。一切经世活动均以合法之政府为权威之泉源。
3.专取以民为本之经世观，此点显示《文编》仍基于儒家爱民的立场，而非法家尊君的立场。
最后作者点出《文编》在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意义。他们认为《文编》“经世之学”在鸦片战后扩大而为救时之学问，成为近代讲求经济、变法及各种学术、政治运动之先趋。就19、20世纪中国思想史而言，《文编》揭橥之“经世之学”乃一“基线”，道光初年以后思想学说之发展，皆须凭此基线衡量比较。
由以上的叙述可以发现两文的结论不完全一致，但可以互相补足加深读者对《皇朝经世文编》经世理论的了解。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过去一年中对于三部《经世文编》的研究，各文显示这三部《经世文编》并非漫无中心的文牍汇编，而是表现出一套特殊的价值取向，不同时代的编者面对了不同的挑战，选择不同的文章，因此也反映出不同的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