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角色之重估

1982年张玉法曾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与章开沅展开辩论，指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意指它为全民参与并为全民利益的一场革命。张玉法的说法乃奠基于台湾史学界长期的研究成果。^[23]过去三四十年来，台湾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除了张玉法有关清季革命团体与立宪团体之作品外^[24]，张朋园从1960年代开始关于梁启超与立宪派的研究让我们开始正视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因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与群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25]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革命爆发之后在各地得到立宪派人士的大力支持。

张朋园指出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那支笔尤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梁氏的鼓吹，其立宪思想之影响由海外转向国内，连清廷都开始准备开国会，预备九年后实施立宪，后遭抗议而改为六年。这些晚清官员立宪思想的渊源，主要即是康、梁等人的著作。^[26]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指出，梁任公在31岁之后转而推动立宪，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梁氏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之历史，梁氏无异一先知。”^[27]

其后，张朋园又出版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在此之前少有人仔细研究立宪派，以及辛亥革命与立宪派之间的关系。透过通观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发展，张氏发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依靠“进步的保守分子”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全国大多数省份的认可，最终脱离清朝的控制。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1876—1934）不但向清廷请愿立国会，且领导护路运动、罢课、罢市，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1874—1918）在武昌起义之后即与革命党合作，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1880—1930）在革命爆发后起而担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内恢复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该书序言中说：“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28]

汪荣祖对于江苏地方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立宪派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苏省是第一个响应且宣布独立的省份。谁宣布独立的？不是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1860—1930），而是张謇（1853—1926）等立宪派人士。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宣布独立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支持革命党的理念，相反地，这些人非常害怕革命党。立宪派士绅宣布独立的主因，其实是为了自保。因为辛亥革命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其根源要追溯到晚清的一些重要变化：从太平天国起事之后，中国东南一带人口锐减，使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中一环，就是地方士绅为了维护治安而慢慢地掌握了地方权力。由于晚清有相当多的赔款，这些巨额赔款，对地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且直接摊派到各省，民间生活因此更形困顿，社会上因而出现了不少流民。换言之，清末财政困境使许多人的生活极不稳定，这些人有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不自觉地成为革命军的基础，而有些就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通过江苏之例可见，地方士绅宣布独立乃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无法控制局面之时，可以依赖自身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29]至于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宣布独立，是因为自太平天国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地方上长期经营，因而不但有经济上的实力，甚至握有自己的武力。以张謇为例，他在清末所做的建设工作相当惊人。他有一整套地方建设的构想，包括实业、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还请荷兰专家协助开发海埔新生地，盖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等。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实力人物，透过政治参与进入谘议局、资政院，成为这些地方议会的领袖。由于这些立宪派人士担心革命后的社会动荡，起而自保，革命才会成功。因此，辛亥革命之成功是在各地立宪派士绅支持之后才产生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南北议和，也主要是在立宪派人士支持下才达成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