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文化与科玄论战

科玄论战起于1923年2月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以“人生观”为题所做的演讲，他列出人生观与科学的五大差异（人生观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张君劢指出：科学的结果导致“物质文明”的蓬勃发展，欧战之后“已成大疑问”；而且“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青年人应回到“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基础为“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所创造之“精神文明”。此文发表后受到丁文江（1887—1936）等人的批驳。丁文江主张“存疑的唯心论”，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唯一的方法”，“不可知的，存而不论”；他也认为张君劢要回到理学是“真正该打……其愚不可及”。^[55]梁启超与张东荪等人则反对丁文江、支持张君劢，学界接着展开了一场激辩。1923年底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将这些文章集为约25万字的《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由胡适、陈独秀作序。^[56]同时郭梦良也以几乎相同的内容编辑了一本论战集《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写序，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57]前者按论战时间之先后编排，后者则以立场来做区隔，三个序言则显示出科学派、玄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诠释主导权之争夺。这一场论战涉及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许多核心议题，并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的走向。

科玄论战显示出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中两军对垒的情况，而此一对峙一方面涉及上述“文明论述”与“文化论述”之角力，科学派支持前者，而玄学派支持后者；同时它也与其后的“五四启蒙论述”与“新儒家思想”之对抗有思想上的连续性。张君劢曾留学欧洲，主要依赖法国思想家柏格森（“拿直觉来抵制知识”）^[58]、德国思想家康德、倭伊铿（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宋明理学中的阳明学的思想资源，又得到梁启超的支持。丁文江则曾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与地质学。他依靠英美经验论为基础的“科学的知识论”，如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皮尔森（Karl Pearson，1857—1936）、耶方斯（William S.Jevons）、杜威等人之理论，并得到胡适的支持。最早系统地陈述双方理论之对照的可能是罗家伦，他在1924年就指出丁文江倾向“洛克经验论”“马哈—皮耳生知识论”“赫胥黎存疑论”；张君劢则倾向“康德二元论”“杜里舒生机论”“倭伊铿精神论”。^[59]

这一场论战谁胜、谁败？胡适说张君劢是一个逃不出科学与逻辑之掌心的“孙行者”。他在该书序言之中揭橥具有十项特点的“无神论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胡适的观点及其所代表的“五四启蒙论述”受到许多人的赞赏，难怪有人认为：“科玄论战是以科学派以及其后加入唯物史观派的大获全胜而收场，张君劢本人更是毕生蒙上了‘玄学鬼’的污名。”^[60]然而批判五四运动的新儒家唐君毅（1909—1978）对此论战则有不同的评估，他在1976年指出：“今天就算是一个十分崇拜科学的人，也不会承认人生的问题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决……君劢先生当年的主张，可说完全胜利。”^[61]

究竟是科学派“大获全胜”，抑或是玄学派“完全胜利”？在论战之时，双方均无法说服对手，而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也没有一个定论。再者，科玄论战之后的五四的科学主义与新儒家的人文精神之争也仍然是当代的一个核心议题。如果追溯其起源，清末民初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之变迁为此论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五四运动的支持者与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是以线性演化史观为基础的“文明”论述为理论根基，而反五四运动的玄学派与新儒家则基于“文化”论述。这样一来，科玄论战可以说是文化论述对文明论述的抨击而展开的一场激战。胡适在为论战所写的序文将此一论战的缘起追溯到“科学”一词，以及欧战之后梁启超所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对科学“破产”的宣言。的确，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对近代科学文明的反省是“文化论述”出现的重要指标。上述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之态度》中认为“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是“今日最没有根据又最有毒害的妖言”，^[62]他所针对的正是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文化论述”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