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俗化（secularization）即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谓的“理性化”与“除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意指在科学理性的引导之下，人类逐渐消除宗教信仰，进入一个以理性（reason）主导的科学时代。^[2]此一变化是近代史上的核心议题，也是当今世界许多冲突的根源。“世俗化”理论源于西方学者，过去已有不少学者借此来探索西方近代的转型，不过多数的研究都只注意到宗教、迷信的消退，科学、理性的昂扬。然而诚如哈力士（Sam Harris）在《信仰的结束》（The End of Faith）一书所述，在现代社会之中，随着科学、民主的进展，宗教信仰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反而仍持续活跃于现代世界，并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与行为。^[3]泰勒（Charles Taylor，天主教徒、社群主义者与黑格尔思想的专家）在2007年的著作《俗世的时代》也强调公元1500年至2000年的五百年间，西方社会的重大改变是无宗教信仰（unbelief）成为生活的一种选择，而此一现象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世俗化并未扼杀宗教，而且科学有时反而强化信仰，同时世俗化的许多思想根源其实是来自宗教，因此西方所发展出的“世俗化主流权威论述的霸权”已逐渐受到挑战。^[4]这样一来，即使在西方，“俗世”（secular age）并不是一个与宗教、神圣等截然相对的概念，它与自由、人权、民主化、现代性、知识范畴、终极关怀等议题密切相关，同时世俗化的过程也并非一往直前，而是折冲、反复，具有多重的历史背景。

同样地，随着西方科学之传入所引发近代中国世俗化的过程亦颇为复杂，其主轴虽是从“圣”到“凡”，或具体地说意指宇宙观方面从“天地人”“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到科学的宇宙观的建立，以及在知识方面从儒家经典作为“道”的载体所树立的权威，转移到依赖实证科学而建立的权威。不过如果我们仅从线性、目的论式的进程，亦即重视物质的实证科学逐渐成为研究典范之角度来观察，往往会忽略一些复杂、细致的历史面向。^[5]换言之，吾人对于世俗化观念之掌握与中西世俗化的认识，必须奠基于历史性的解析与反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