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反专制思想之激荡

晚清时期国人对西方民主之接纳，也有传统的根源。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内部即迸发了一股反专制的思潮，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到清中叶的龚自珍等人均“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提倡一种新的公私观念与富民论，倡言地方分权，以反省君主专制。这种从儒学内部所萌生之变迁，余英时称之为“新基调”，这些观念对于晚清思想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因为阅读《明夷待访录》《黄书》而有所感悟，章炳麟喜读唐甄的著作而受其启发，宋教仁等人则表示中国古籍中的非传统性议论，使他们得以明了西方思想与政制之意义。^[7]

对于中国传统下思索解决专制问题的士大夫来说，西方民主制的传入，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实现固有的“民本论”“上下一体”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可以让中国重返有如三代之盛世。^[8]这是西方民主制度在传入之后就深受时人肯定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传统反专制思想的激励与西方民主观念的启发。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热爱，乃至五四以来对于“德先生”的追求，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