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herick、Rankin与地方精英典范的建立

孔氏的研究主要在清末与民初，Esherick则着眼于上述二阶段的连接点：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革命与地方精英的关系。他的专书《中国的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时的湖南与湖北》出版于1975年。他的书主要是针对Mary Wright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的论点，市古宙三认为在清朝末叶士绅属于保守分子，对西化并不感兴趣；Wright则以为在辛亥革命中士绅是一个进步的势力，他们希望以立宪来挽救危亡。Esherick则企图综合此二论点。他采取孔飞力的假设，认为现代化创造并加深了精英分子内部的分裂，而此一分裂主要是乡村精英与城市精英之区别。他以为城市精英寻求以西化中央与地方之政治制度的方式来强化中国与其自身；然而乡村精英则并不热衷于以建立地方自治政府来达到救亡的目标，但他们确实是视此为制度化地方政治权力的一个良机。Esherick与上述二位学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是Wright与市古宙三的分析单位是士绅，而且到某一程度士绅被视为是一个同构型的团体；Esherick则以精英来取代士绅，同时他也注意到精英分子内部的歧义，其中包括了一些互相冲突的次级团体。此书的出现显示1970年代中期，除了孔飞力之外，其他学者也开始以地方精英的概念审视近代中国历史。

Rankin运用来自浙江的史料，她也关怀19世纪后半叶的地方精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她的书是在Esherick的书出版十年之后完成的。她追溯太平乱后地方权力的兴起，并指出动乱后地方精英在社会救济与教育两方面参与地方的重建工作，这使他们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至1870年代他们的力量扩张到超区域的饥荒拯救的工作，而到了1880年代与1890年代更进展到参与国家层次的事务，而与宫廷的改革计划抵触。在她看来晚清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是一个长时间累积的过程，而新政的困难主要在于清政府与核心区域之精英分子之间的冲突。她认为帝制的结束主要涉及此种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此一因素要比一个新社会阶级的形成的本身要来得重要。

Rankin的作品对前人的著作有所批评也有所补充。第一，她的解释与Esherick将两湖城市地方精英视为改革势力的看法并不相同。因为二书根据不同地区的史料，在此无法对这两种说法加以定位，但两者的不同却是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起点。第二，她的研究与Schoppa对同一省区的研究也不同，但两者可以互补，Schoppa显示核心与边陲精英分子之差异的多方面的意义，此一差异远超过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传统社会的城乡差异；而Rankin则分析长期在官僚组织之外，精英分子参与公共事务之领域的扩展与结果。

由上述的比较可以了解在1980年代对地方精英的研究可说是众说竞起的战国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种追求综合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其中最重要的努力是1987年8月在加拿大Banff召开的“中国精英分子与统治模式研讨会”。三年之后由加州大学出版会议论文集，收录了经过选择的十一篇论文。编者即该次会议的召集人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与Mary Rankin。该书编者撰写了相当出色的导论与结语，至此地方精英典范已正式成形。

从士大夫、士绅到地方精英等三个关键词的更迭发展，可以反映西方汉学界在20世纪长时段的过程之中对中国社会的探索。这些解释一方面有其本身关怀、时代的背景，以及不同理论的烙印，然而无疑地在典范转移的过程之中，他们也逐渐地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复杂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