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1738—1801）》[1]
章学诚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位奇才，生前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死后才逐渐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余英时甚至誉之为中国两千年来唯一的历史哲学家。[2]他有许多超越时代的特殊见解，因此直到目前，章氏深邃的思想对学术界而言仍具有高度的吸引力。
倪德卫（1923—2014）的著作在章学诚研究之中有其重要的地位，该书虽出版至今已超过半世纪，然对于章学诚的研究仍有参考的价值，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撰此评介。然而如果我们要从近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标准来批评此书，这种批评必然不够公允，因此本文尝试将此书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中来观察，希望能较客观地呈现此书的成就与限制。下面拙文首先介绍有关章学诚研究的重要成果，接着谈到倪著中主要见解，最后则提出笔者对这本书的看法。
1902年，也是在章学诚死后的101年，日本历史学者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1866—1934）开始对章学诚产生兴趣。[3]他利用一部抄本《章氏遗书》，首度完成《章实斋先生年谱》一文，1920年发表于《中国学》第1卷3至4号，这是章学诚研究的开山之作。胡适（1891—1962）读了这篇由日本学者写成的文章之后深感惭愧，因此对照浙江图书馆出版的《章氏遗书》，订正内藤上文之中错误及遗漏处，另作了一本新的年谱，这本年谱后又经姚名达（1905—1942）订补、何炳松作序，在1928年出版。胡适自谦地说：
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功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4]
此书将年谱的体裁扩大到学术思想的研究，不但在体例上是一大创新，而且为章学诚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初步的规模。[5]
1937年钱穆（1895—1990）将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北大教书时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讲义付印出版，其中第九章对章氏的思想有深刻的分析，特别指出章氏《文史通义》为针砭当时经学之流弊而作，书中指出道不在六经而在人伦日用之中。钱穆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从清代学术演变之中来阐明章氏思想的意义，该文对倪德卫和余英时都有很大的影响。
1947年侯外庐（1903—1987）出版《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7]其中第八章为《继承清初文化传统底文化史学家章学诚》，侯文一方面指出了章氏为“文化史学家”，另一方面则对章氏学术思想的渊源提出了一些见解。
1961年法国学者戴密微（P.Demieville，1894—1979）在蒲立本（E.G.Pulleyblank，1922—2013）所编之《中日史学家》[8]中撰写《章学诚及其史学》一文，章氏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注意，倪德卫对章学诚的研究与此文有密切的关系。
1966年倪氏所著《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出版。
1977年余英时撰《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9]此书透过戴震与章学诚的交互影响，从心理史学的观点提出章氏所承受之“考证压力”，并将全文置之于宋明以来知识主义之兴起的内在理路来分析章氏的思想。
以上我们简单地对章学诚的研究作一学术史的回顾，由此我们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倪著在整个学术传承上的地位。
倪德卫1923年生，二战结束后他在哈佛大学进入研究生课程，受到J.R.Hightower、Edwin O.Reischauer与John K.Fairbank的指导，他的中文老师是杨联陞与洪业。195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章学诚的文学和历史思想：他的生平与著作之研究》，论文改写之后出版，即为本书。1967年此书得到法国法兰西文学院所颁发的汉学奖项“儒莲奖”。1966年起倪德卫担任斯坦福大学哲学和中国语言教授，专长为伦理学、历史哲学和中国古代史、思想史。他的著作除了本书之外还有下列各文：《共产道德与中国传统》[10]、《和珅与他的控诉者：十八世纪的意理以及政治行为》[11]、《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行问题》[12]等文。有关倪德卫教授的学术贡献可以参考他的学生Peter J.Ivanhoe所编的一本书，Chinese Language，Thought，and Culture：Nivison and His Critics（Chicago：Open Court，1996）。
倪著全书除前言与导论外共分十章，第一、二、四章讨论章氏的生平与经历；第三、五章则分别谈章氏的校雠学与文学理论；第六、七、八三章为全书的重心，讨论道的观念、史学思想与历史著述；第九章之内容为章氏晚年的事迹；第十章为后人对章氏之评价及其影响。下面我们简单地叙述各章的内容。
倪氏在前言之中首先说明他的研究动机，他认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长久以来似乎分裂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专注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另外一部分人则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种分裂使中国历史变成没有思想上相连贯的两个独立领域。倪氏希望能突破这种限制，兼顾上述的两个部分。他发现章学诚的研究正符合这个要求，在时间上18世纪属于传统时代，但在思想上章氏却能不受传统的限制而与现代接榫，因此他以章学诚作为研究的主题。倪氏认为过去对章学诚的研究多偏于方志学方面，部分学者谈及他的校雠学与文学批评，但还没有人指出他在历史哲学上的重要成就，因此他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章氏的思想。其次，作者分别由政治、社会经济和智识背景三方面观察章氏生活的时代。在政治上，清廷的统治已十分稳固，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高压政策，而章氏似乎毫无保留地接受当时的政治权威。在经济上，读书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当时士人谋生的方式有做官、担任幕府、教书，以及参与官方的编纂计划等，上述的途径除了做官之外章氏都曾经历过。由于缺乏固定的职业，章氏一生一直处于经济困窘的状态。在智识背景方面，当时官方提倡的为宋代朱熹之理学，而一般读书人的兴趣则在考证，章氏对于这些零碎的考证工作十分厌恶。以上是章氏所处的世界。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环境，但是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章氏面对当时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思考当时每一个人所思考的观念，然而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
第一章《背景与教育》，叙述1738至1771年间章氏的生平，特别着重家世以及祖父、父亲和朋友对他的影响。二十九岁时章氏与戴震（1724—1777）第一次见面，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迁居北京师事朱筠（1729—1781），协助编纂《续通典》，并认识好友汪辉祖（1730—1807）。
第二章《成功》，叙述1771至1778年章氏的生活，1771年章氏离开北京，至太平随朱筠读书，在此认识了邵晋涵（1743—1796）。这时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又完成了第一部方志──《合州志》。1773年章氏与戴震二次会面，他对戴震的《原善》十分欣赏，但是在方志修纂方面两人却有不同的意见，戴氏以为方志只谈地理就够了，章氏则以为方志是历史的工作。后来双方又见了一次面，两人对郑樵（1104—1162）的《通志》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倪氏敏锐地指出：与戴震的会面为章学诚带来很大的刺激，后来的二十多年中，章氏的许多文章都在处理与戴震不同的论点。1778年章氏中进士，这时他在思想上已逐渐成形。
第三章《校雠学》，校雠学是指研究书籍的源流、分类，并探讨书籍的真实性、完整性等问题的学问。1779年章氏写成《校雠通义》，此书是从《合州志》之中发展出来，而《合州志》中的艺文书又仿自班固（32—92）的《艺文志》与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的《七略》。在《校雠通义》中他认为古代官与师合而为一，至周代知与行分离，官不复为师，学术上才出现私家的著述。校雠的工作就是要分辨官师分离之后各种著述的源流。章氏的方法是采用“家”的观念，将各种著述归入某一家，再寻出其“家法”。家是一种历史的实体，也是一种逻辑的分类。最后章氏提出两个重要的建议：一、古代的各种资料与文集都由官方收录，后来私人著述渐多，官方收录渐少，章氏建议恢复这种古老的传统，把收集书籍当成政府的例行工作，这种工作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查禁邪书，因此倪氏认为章氏的这个建议与文字狱的精神完全一致。二、建议将收集来的书依《佩文韵府》的编排方式加以分类，这种分类法与现代图书馆的分类方式很类似。
第四章《书院中的老师》，叙述1777至1789年章氏在各书院中教学与著述的状况。章氏前后在五所书院任教，这段时间经济状况较稳定。1787年他认识了学术界的名人毕沅（1730—1797），当时毕氏正从事《史籍考》的编辑，需要人手帮忙，章氏奋力自荐而为任用。编辑时他认为史学目录中除了包括传统认为的历史著作之外，还应包括经学、文集和哲学等著作，这种看法与章氏“六经皆史”的观念有关。1789年他回到太平，在此地完成了23篇文章，计有《原道》《原学》《知难》《感遇》《博约》等文，章氏认为这些文章是他一生之中的得意之作。
第五章《文与质》，文是指文章的形式（即作者如何表达），质是指文章的内容（即作者表达什么）。此二者为章氏文学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表达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只要具有深刻的思想与真挚的情感自然会产生适当的表达形式，所以他主张质先于文，文附于质。三代时官师治教合一，文与质亦合而为一，至周朝末年旧的社会解体，文与质不复完全相合。在《诗教》一文中章氏认为所有的著述都源于六艺，文学作品是源出于《诗经》，而文学中象征的手法出于《易经》的传统。
第六章《历史与道》，倪德卫指出章氏所谓的道不是固定的、永恒的，而是在历史之中逐渐呈现。这种观念在钱穆与戴密微的文章中都已经提及，倪氏则将此命题发挥得更完全。他指出章氏在五十岁之前一直希望能将自己的思想连接为一个系统，这个愿望在1789年他写成《原道》一文后终于实现。在章氏的观念里“道”是在人类历史中逐渐呈现，且与实际的事务、制度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它不是在历史之外的永恒价值。三代以上治教合一，周公为制作之圣王，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孔子有德却无位，他为了保存古代圣王之制作而编订六经，这些经典是要人们在具体的事物之中了解道在过去的呈现。
第七章《史家的技艺》，1790至1794年章氏住在武昌，此时期主要是思考史学方面的问题，写成《答客问》《释道》《史德》《方志立三书议》等文。又完成了《亳州志》一书，此书有二大创新：一为增加掌故，依六部的分类保存地方政府的有关史料；一为附上人物表，仿班固的体例记载人物，但是并不加以评价。其次讨论章氏“六经皆史”的观念，一般多认为它的意思是指把经典当成史料，但实际上章氏不是从方法的角度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六经是古代的政典，记载当时具体的事物，这些具体事物之中呈现出道在古代的进程。历史源出于经典，故历史也一样地呈现“道”。此外章氏参加《续通鉴》的编纂工作，亦完成《湖北通志》，后者尤为成功，记载了许多珍贵的数据，梁启超（1873—1929）便十分推崇此书。[13]
第八章《历史哲学》，处理章氏史学中之意义与价值的问题。首先讨论史学的发展，章氏以为它与历史著作的形式有密切的关系。三代以上收集数据有固定的方法，而历史著作并无固定的形式；三代以后则刚好相反，历史著作有固定的形式而收集数据则无固定的方法。当史著有固定的形式则成书很容易，成书很容易的结果是“文胜于质”（形式胜于内容），因此史学体例的固定最后却摧毁了史学的创造性。正史形式的固定即为最好的例子。由此可见章氏对史学史的看法与他对纯文学的观念一致：史学的形式应依内容而定，不应为形式所限制。此外史著应求通，通是一种全盘的了解，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绝非史料收集上的完全。而章氏史学最重要的目的是追寻“史意”，作者认为章氏的史意含有道德的意义。最后对于优秀史家，章氏在刘知畿（661—721）所谓的才、学、识之外，又加上“史德”，即史家之心术，作为重要的条件。
第九章《最后的辩论》，叙述章氏晚年的生活，其中与汪中（1745—1794）、袁枚（1716—1797）的辩论最有名，关于辩论的内容胡适所著之年谱早已有详细的叙述，作者则注意到原因的分析。例如他认为章、袁不和的原因一方面与章氏嫉妒袁枚的心理有关，袁枚是一个成功的人，而章氏的境遇却一直不如意；另外则牵涉道德因素，章氏认为袁枚是一个无耻的谄媚者。1799年嘉庆皇帝（1760—1820）亲政，赐死和珅（1750—1799），整顿政治，一时人心颇为振奋，此时章氏数度上书讨论时政，他认为国家败坏的根源是道德问题。此后二年章氏贫病交迫，写成了《文史通义》中最后一篇文章《浙东学术》。1801年11月章氏去世。
第十章《迟来的赞美》，讨论章氏一生的成就及其思想对后代的影响。从19世纪初期的观点来看章氏的一生并不成功，当时的学术界对他不感兴趣，而章氏对这种评价也不在乎。到他死了以后，才逐渐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史籍考》一书颇受一些考证学者的喜好，方志的编纂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更重要的是章氏对19世纪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章氏对19世纪学者的影响，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已有很好的分析，他指出龚自珍（1792—1841）与章学诚在思想脉络上的延续性，[14]倪氏则进一步地讨论到今文学家廖平（1852—1932）、康有为（1858—1927）和古文学家章炳麟（1868—1936）与章学诚在思想上的关联，而且谈到后来的顾颉刚（1893—1980年）、冯友兰（1895—1990）亦曾受到章氏的影响。最后，作者从西方历史哲学的两大派别：玄想的历史哲学与批评的历史哲学来看章氏的思想，玄想的历史哲学意指注重历史事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历史发展的归趋；批评的历史哲学则注意历史知识本身，探索如何才能确定所发生过的事实为真实不虚。作者认为章氏所问的问题多为玄想的历史哲学的问题。
倪著之中有不少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就整体结构而言，全文统贯在章氏对古代文化史的见解之中，作者指出章氏将三代时官师合一、治教不分的社会视为最高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崩坏对各方面都造成深远的影响。由于主张官师合一，所以认为六经是古代的政典，因此学为实用并非空言，而产生了重视实际的经世精神；同时官师合一亦代表政统与道德的结合，政统应该掌握道统，因此在政治方面主张“贵时王之制度”，带有尊重现实政治权威的意味，这种观念又与章氏不反对文字狱以及主张官方主动查缉禁书的提议连在一起，上述的各种看法彼此之间环环相扣不可分割。官师合一的理想破坏之后，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是私家著述的出现，从文质合一到文质分离；在校雠学方面则因官师分离而产生各家流派。上述的看法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读者在阅读之后却会感受到这种内在的联系，全书环绕此点展开叙述不但触类而旁通，更使全文凝聚紧密，极有意义的是这一特点亦正是章氏思想的核心。其次，在章节的安排上，作者将“生平”与“思想”两部分十分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以生平的阶段当作发展的轴心，顺此而说明各时期思想的特色，而各阶段的划分也是作者在深入了解章学诚之后而设计出来的，这种安排无疑地比编年式的年谱更能让读者了解章氏的一生。
在内容方面，倪著综合了前人对章学诚的研究，并进一步地从事分析的工作，如上述“道”“六经皆史”等观念都是很好的例子。在生平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将胡适所著的年谱与本书稍加对照即可发现作者用心之处。例如1787年章氏前往北京，在吏部投牒，希望能取得官职，胡著年谱记载：“冬间，已垂得知县矣，忽决计舍去。”[15]倪著则进一步地推测当时章学诚的心理和思想状况，解释为何他在即将获得官职时却决定放弃。
在方法方面最特殊的是作者由于深入了解西方历史哲学的传统，因此往往利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呈现章氏思想的特色。这种方法在中国人研究章学诚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但是法国学者戴密微则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曾将章氏与韦柯（Vico，1668—1744）对比。倪著之中提及的西方史学家和哲学家除了韦柯之外还有黑格尔（Hegel，1770—1831）、柯林吾（R.G Collingwood，1889—1943）等人，在第十章之中作者又以玄想的历史哲学和批评的历史哲学来看章氏思想，上述各项都是作者运用比较方法的例子。这种方法的长处是分析较敏锐，尤其可以显示出不同文化间对某些问题看法的同异，短处则为会陷于从西方历史的观念来看中国思想，不易深入中国思想本身的脉络之中。大致而言倪著中比较方法的应用并无不当。
此书亦有一些个人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在结构上本书有些章下分细目，有些章则浑然一体，体例上并不一致。诚然章学诚主张文章的形式应随内容而定，不应拘执，但若能适度地加入细目可使读者更容易掌握全书的内容。此外本书没有“结论”，作者可能希望以第十章代结论，但两者似乎不完全相等，若能再加入结论一章，综合讨论章氏生平与思想，并以古代文化史的观念贯穿其中，则读者能在分章分析之后再得到一完整的印象。本书的另一缺陷是没有中英文对照表，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了一些困扰，而书目部分亦不完全，希望再版时能补充改正。
最后我们尝试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回观倪氏的著作，首先余书扣紧了透过宋明以来儒家思想中知识主义的兴起来看章学诚的地位，使读者对背后思潮的推演有清晰的了解；相对而言倪书似乎只就章学诚本身思想系统来探讨，没有掌握到在此背后思想上的脉络发展，我们只了解章学诚本身，却不了解宋代以来儒家思想大趋势之下章氏的角色。当然，从此观点来批评倪著是不公平的，但是却可以呈现出这本书研究视野上的限制。其次，余书之中曾对倪著作了一些修正：（1）章学诚与戴震第一次见面时介绍人为郑诚斋而非朱筠。[16]（2）章氏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倪氏认为是六次乡试、一次会试，余氏则详考清代制度断定仍为“七应乡试”。[17]（3）倪氏怀疑章学诚属于浙东学派，并举出数项理由证明其论点，余氏认为“浙东学派”不应视为组织严密而延续不断的“学派”，它只是指大体上具有共同的治学精神，倪氏上述的驳论有无的放矢之嫌。[18]以上是余英时对倪著所作的修正。然而我们也发现他受到倪著不少的启发，例如倪氏已经注意到戴震对章学诚的影响，并指出章氏的著作是针对戴震而写；其次，倪氏断定“实斋对浙东学派的自我认同是一种晚年追认之论”，余氏虽然认为是“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但亦承认“这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说法”。[19]
总之，从学术史的演变来看，20世纪以来对章学诚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次是胡适、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年谱》，第二次是倪德卫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三次是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这三本书一次较一次深入，一本较一本精彩。就倪著而言，它一方面总结了胡适、姚名达、钱穆、侯外庐、戴密微以来的研究成果，另外一方面亦为余著的出现提供助力，到目前为止它仍是全面性地掌握章氏生平与思想的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本书，我们相信未来任何对章学诚的研究都必须站在它的肩上才能看得更清楚。
【注释】
[1]David S.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1738—180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本文原刊于《史学评论》，期9（台北，1985），页217—228。
[2]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收于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页172。
[3]有关内藤湖南生平与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Joshua 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84.
[4]胡适著，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册3，页446，1922年2月26日。
[5]胡适、姚名达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29。相关的研究参见张爱芳：《论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学术价值》，《浙江学刊》2000年期1（杭州），页130—135。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7]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重庆：生活书店，1947。
[8]P.Demieville，“Chang Hsü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in W.G.Beasley and E.G.Pulleyblank 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9]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10]David S.Nivison，“Communist Ethics and Chinese Tradi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6：1（1956），pp.51—74.
[11]David S.Nivison，“Ho-shen and His Accusers：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David S.Nivison and Arthur Frederick Wright eds.：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209—243.
[12]David S.Nivison，“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Chinese Thought since Wang Yang-ming”in A.F.Wright，ed.，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112—145.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页330。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594—595。
[15]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67。
[1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页9。
[17]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页151注1。
[1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页70。
[19]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页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