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展演

本书不仅在理论上重新肯定史家的角色与历史学作为一专业的意义，更以实际的个案研究，尝试糅合理论与实践，以“史家的技艺”来呈现历史写作的价值。

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作者综合以往史家的研究，简要地叙述拳乱始末。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对史学界在这个主题上的总整理，许多评论者都称赞该部分为近来对于拳乱最完整而又精要的描述。^[14]一如本章副标题“叙事史”（A Narrative History）所显示，作者清楚展现史学家重建过去事实的关键所在，即将此一事件以清楚的方式陈述出来——厘清因果、截断始末、赋予秩序与一贯之逻辑，并且寻求解释，从而形成一完整的论述。简言之，作者将混乱、繁杂的事实组织成可以述说并让读者能够了解的一个“事件”。

第二部分《作为经验的义和团》，作者透过各种来源的史料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重建当时各种不同人群——尤其是下层农民——的“经验”。首章《旱灾与外国势力介入》借由当时留下来的日记或书信等文件，说明旱灾对当时人们的心理影响。此一灾害和预期的饥馑造成农民内心的恐慌，而天人关系的信仰让人们亟于替天象异常找寻人事上的理由。此时在农村或边缘地带由于中央势力衰微而逐渐渗透进来的西方传教士，便成为代罪羔羊。作者从灾乱造成的不安全感，来解释当时农村排外心态的兴起与拳乱的起源。

接下来的两章《集体着魔》与《魔法与女污》是从民俗信仰来讨论拳民的信心基础。前者中，作者运用近年来对于中国民俗信仰（以南方为主）的研究，与当时留下的文件记载和后来的口述历史资料作对照，说明像乩童、神明附身、刀枪不入等，一直是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种信仰通常在个人或集体遭遇到信心危机时，具有更强烈的影响力。中国北方在此时的“集体着魔”，便是社会危机下的产物。拳乱的扩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作者也从心理学上提出两种可能原因：其一是年轻信徒寻求认同；其二是饥饿之下造成精神恍惚的状态，对其扩散有推波助澜之效。关于后者，作者也是运用人类学等研究与史料相配合，认为拳民宣称的魔法其实不论在民间信仰，甚至在基督教都是常见的现象。对于人们常常质疑拳民刀枪不入等魔法的有效性问题，作者认为魔法的施行并不一定与其有效性有单纯的因果关系，例如即使祈祷不一定有效，但是基督信徒仍然继续祈祷。而对于法术的失效，信徒常常会以施行方法有误、不够虔诚等方式来解释，而女性污物的介入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由此作者也讨论了女性在魔法施行中的特殊位置，例如宣称以女阴或女污施法可以刀枪不入的“阴门阵”，以及纯由年轻未婚女性组成的组织“红灯照”等。

本部分最后两章分别从《谣言与恐慌》和《死亡》来讨论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谣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流传，对于洋人／教民或拳民的各种谣言，常常造成人们的集体恐慌。作者透过社会学家对于谣言的研究，指出谣言的流行与社会变动下群众生活的不确定感，以及信息不流通等因素相关。同时谣言也显现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末章《死亡》，作者以大量个人史料分别由“目击者”“加害者”“受害者”三种角度，从人们留下来的各种对于死亡的叙述，刻画当时对于“死亡随时在身边发生”的情况，心理上所产生的极度不安全感。

作者以跨学科（尤其是上述“厚叙述”、文化比较等源于人类学的观点与方法）、跨地域的比较，运用各式各样的史料，试图重建中下阶层民众的心理经验。作者建构的北方农村图像是因灾荒而惶惶不安，被各种民间信仰、谣言、不确定与死亡的恐惧所笼罩，借此呈现出义和拳运动扩散之际的群众心理。透过此一观点，作者一方面表现出义和团事件在人类文化中的普同部分，另一方面也帮助史家探索事件参与者的特殊经验。此一部分占全书篇幅比重最大，又触及了以往义和团研究中普遍受到忽略的课题，因而最为评论者所注意，且多予以高度评价。^[15]

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叙述义和拳运动被神话化的经过。所谓的“神话化”，即是不注重“过去”本身，切断其历史性，而加以当代的、政治性的关怀，使之成为一种“象征符号”（symbol）。对于拳乱因为政治的关系被加以正面或负面的解释，作者主要分成“新文化运动”“反帝运动”“文化大革命”三个时期来讨论。

从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对于义和团事件的诠释大致由负面趋向正面，从邹容的《革命军》开始，新一代的论述者脱离实际经验脉络，义和团事件逐渐开始被神话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论者与西方世界分享对义和团的负面意见：迷信、退步、排外，视之为中国落后的象征。然而相较西方世界对义和团形象的全盘否定，192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评价开始有了变化。一方面其非理性性质被视为是“封建”遗毒，故应予排除；另一方面，其排外的一面开始被视为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驱。先前的无知乱民此时被视为民族精神的代表，鼓吹要像他们一样具有爱国心，五卅运动则屡屡与拳乱相提并论。先前遭受批评的迷信那一面在爱国主义下被原谅，他们同时惋惜义和团因为组织及方法不够现代而招致失败。此时对于义和团的多重意见（multivoices）显现出神话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依据当代的关怀来重建过去，当时代处于变迁之际，神话的内容也开始转变。从陈独秀前后对于义和团的不同意见中可以清楚看见此种倾向。

作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义和团的神话化与20世纪前半段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是为了符合此时期的特殊需要，神话的内容改变了。其次，对于过去的了解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之下，神话的义和团完全取代了历史的义和团。

从这里作者要进一步讨论“神话化”与“可信度”（credibility）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史家并非有意地制造神话，另一方面神话制造者亦并非完全与过去事实脱节。在神话化过程中，即使是为了当代的政治目标，也不忘在表面上维持历史的可信度。人们不但收集文件、挖掘并出版史料，并有详细的引证。然而这些史料的收集运用是为了神话宣传，他们对资料做了高度选择，如故意忽略义和团运动中魔法的一面，以符合其神话图像。

从1980年代以降，中国史家开始以较公正客观的态度对义和团事件做历史研究，并且反省“文革”时期的诠释。然而作者认为，以西方史家的“有利点”（vantage point）来观察，将“历史的”义和团从神话中脱离出来并不容易。即使中国史家得以摆脱政治动机来研究义和团，仍然难以跳脱五四以来对于义和团事件的两种神话塑造——迷信与反帝爱国。这两种神话的塑造来自从五四以来影响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强力论述，亦即对理性与科学的信仰，以及对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强调。作者认为正是这两点妨碍中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了解，他们或是将拳民的民间信仰负面地视为迷信，无法进一步进入拳民的情感与知识世界；或者以爱国、反帝来简化义和团的动机，忽略各种交错的可能背景与因素。

作者认为中国史家难以摆脱此二神话的限制在于义和团事件触及中国近代文化认同上的核心问题，即面对西方时的暧昧两难。对19到20世纪中国而言，西方一方面代表“好的”现代化与“坏的”帝国主义，而此二者与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如果西方被定义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拳民便被赞颂成为爱国主义的实现；如果西方被定义为带来现代化生活的泉源，拳民就因为破坏文明而遭受谴责。作者总结，只要中国对于西方那种爱恨交织的感觉持续存在，义和团仍不免继续成为神话与象征符号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