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意义：代结论
辛亥革命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与群体，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话表示：革命成功乃是各种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亦多秉持类似的共和理想，同时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社会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民国建立之后，在实施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困难与挫折，亦部分地源于此一妥协的性格。简单地说，辛亥革命能破，却未能立。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体制受到的第一个挑战是袁世凯的帝制，他邀约支持者组织筹安会，宣扬“君宪救国”。此举受到国内强烈的反对，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反袁力量是云南所组成的护国军。此一讨袁行动结合了以唐继尧为首的云贵军人，以梁启超、蔡锷为首的进步党人与李烈钧等国民党人。反袁势力逐步扩大，得到各地的响应，列强亦对袁世凯提出警告。袁世凯此时迫于内外压力，只好结束帝制，从而一病不起。此后，虽陆续有溥仪复辟、法西斯风潮、实施党国体制等事件，然民国理想已稳固确立，走向共和成为时人仍努力追寻的目标。
【注释】
[1]本文原为《从晚清看辛亥革命：百年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研究》，期191（2012年9月），页99—106。
[2]关于辛亥革命前后思想变迁的最新研究成果是：Peter Zarrow，After Empire：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1885—192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3]有关近代中国“民主”“共和”两概念之形成，及其与中日词汇交流史之关联，参见陈力卫《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与相互影响——以“民主”与“共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2011年第1期，页149—178。作者指出，19世纪中叶之前，中文多用“民主”，日文多用“共和”，19世纪后半叶，在中日语汇交流过程之中，以“民主”来翻译democracy，以“共和”来翻译republic，才在汉语里固定下来。
[4]黄克武：《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义与渊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页363—398。
[5]潘光哲：《美国传教士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2011年期1，页179—230。
[6]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页1—57。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黄克武、张哲嘉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页59—112。有关明末思想对清末思想之冲击，学界已有不少的研究，可参阅杨芳燕《明清之际思想转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现状与方法的省察》，台北《汉学研究通讯》卷20期2，2001，页44—53。
[7]熊秉真：《十七世纪中国政治思想中非传统成分的分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5（上），1986，页30—31。
[8]黄克武：《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义与渊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论文集》，页383。
[9]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
[10]胡适：《四十自述》，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6，页50。
[11]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严复的渐进思想在《群学肄言》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该书序言之中说：“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文中直接批判主张破坏的激进思想，强调“审重”和“咨于学”的重要性。引文见〔英〕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页4。
[13]张灏认为：谭嗣同死于戊戌政变，他原有机会逃走，却抱持杀身成仁，为变法流血的决心，这种从容就义的烈士精神实植基于“仁”之理念。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页108。
[14]Ying-shih Yu，“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aedalus，Vol.122，No.2（1993），pp.125—150.
[15]参见余英时：《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现代儒学论》，页147—148。
[16]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家》一书对传统女性所受的桎梏有生动描写，也是另种形式对中国家庭及其产生罪恶的沉痛控诉。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7]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1994），页142—143。
[18]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1969），页37—44。
[19]黄遵宪：《黄公度致饮冰室主人书》，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页274。
[20]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论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21]黄尊三：《留学日记》，《三十年日记》，长沙：湖南印书馆，1933，页35。
[22]梁启超：《归国演说辞》，《饮冰室文集》第29卷，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页1。
[23]有关此一辩论的详细经过，参见陈三井《轻舟已过万重山：书写两岸史学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页3—21。
[24]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25]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26]沙培德：《利于君，利于民：晚清官员对立宪的议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期42，页47—71。
[27]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28]〔美〕韦慕廷：《〈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序》，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页iii。
[29]Young-Tsu Wong，“Popular Unrest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Jiangsu，”Modern China，Vol.3（1977），pp.321—344.
[30]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台北：远流出版社，2011，页77。
[31]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2]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页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