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展望
1985年由于墨子刻教授和刘广京教授的提倡，逐渐有人开始利用《经世文编》从事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的研究。但还有十几种《经世文编》仍乏人问津，[17]在这批为数高达三千多万字的史料中，包含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术、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复杂看法，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环。以上述的研究为基础，还可以从事许多的研究工作，例如：
（一）目前对《文编》的研究多偏向学术、政治基本立场之分析，没有从事有关六部行政技术的探讨，而这一部分的数据是各《经世文编》中数量最庞大的部分。因此我们还不了解各书对行政技术的看法，也不了解学术、政治基本立场与行政技术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工作同时涉及制度史与思想史两个层面，极具挑战性。
（二）在分析工作进行的同时也不可忽略综合的工作，亦即如何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重建明清经世思想的“地图”。例如我们可以列出明清时代各种形态的经世思想：（1）东林党人的经世思想。（2）几社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3）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思想。（4）王夫之的经世思想。（5）唐甄的经世思想。（6）陆耀编辑的《切问斋文钞》。（7）魏源、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等。我们还可能列出其他的经世思想，然而值得考虑的是他们之间有何异同？我们又应如何透过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明清经世思想的发展？这样的工作可以扩大视野，将研究的对象放在历史脉络中来思考。
（三）诚如刘广京先生所谓：《皇朝经世文编》为一“基线”，可据以衡量鸦片战后中国思想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问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经世文编》各有何特色？它们与鸦片战前的经世思想又有何异同？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化时期中国思想的延续与变迁。
【注释】
[1]本文原刊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2（台北，1986），页83—96。
[2]见刘子健：“经世——关于英译名词和史科分类的讨论”（未刊稿，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思想史上的经世传统研讨会”参考数据），刘氏认为经世之学的目标可以大别为道德、制度、专项事功三类；其根据也有经书、心性哲理、历史三类，两者交织可分成九项不同的史料，由此可见经世之学的复杂性。
[3]本文所探讨的对象仅限于1980年代中期的研究状况，有关其后的发展可以参考丘为君、张运宗：《战后台湾学界对经世问题的探讨与反省》，《新史学》，卷7期2（台北，1996年6月），页181—231。韩承桦：《评介两岸学界近十年有关〈经世文编〉的研究概况》，《史原》，复刊期2，总第23期（台北，2011），页205—23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发了“清代经世文编”数字数据库（收入“近代史料全文数据库”之内），计有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与陈忠倚、麦仲华、何良栋、甘韩等人所编的经世丛书等。这几部书成书时间起自道光，迄于光绪年间，在记载方面亦各具特色，可说是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此一数据库可供检索，使用十分方便。
[4]其实在《皇明经世文编》出版之前已有经世文编性质的书籍，如万表（1498—1556）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即编有《皇明经济文录》，41卷；此外江右的冯应京（1555—1606）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亦编有《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内容包括《皇明祖训》《六部事务》《礼乐射御书数》《诸儒语录》等。见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1141，1339。
[5]李光涛：《正在影印中的皇明经世文编》，载《大陆杂志》，卷25期9（台北，1962），页10。
[6]该目录由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纂：《明代经世文分类目录》，东京：东洋文库，1986年3月，附作者姓名索引。收录的书籍如下：（1）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08卷。（2）万表编：《皇明经济文录》，41卷。（3）汪少泉编：《皇明奏疏类钞》，61卷。（4）张瀚编：《皇明疏议辑略》，37卷。（5）孙旬编：《皇明疏钞》，70卷。（6）王嘉宝等编：《皇明两朝疏钞》，12卷。（7）黄训编：《皇明名臣经济录》，53卷。（8）陈九德编：《皇明名臣经济录》，18卷。（9）黄仁溥编：《皇明经世要略》，5卷。（10）陈子庄编：《昭代经济言》，14卷。（11）吴亮编：《万历疏钞》，50卷。
[7]笔者曾撰一文讨论此书对清代官僚制度改革之意见，见黄克武：《乾隆末年经世思想论清初官僚行政：〈切问斋文钞〉服官、选举部分之分析》，《近代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页579—618。
[8]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经世致用”条，《史学评论》，期5（台北，1983），页45。
[9]曾国藩在日记中表示“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见王启原校编：《求阙斋日记类钞》，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年（1876）刊印，卷上，页8下。左宗棠早年曾仔细阅读《皇朝经世文编》，所藏该书“丹黄殆遍”，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湘阴左氏刻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卷1，页7上，“道光九年”条。张之洞认为《文编》为最为切用，故将之列入《书目答问》，建议士子阅览。张之洞：《书目答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1948，页68。康有为阅读《文编》的记录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页11，光绪五年项下。
[10]俞樾：《皇朝经世文续集序》，《春在堂杂文》，4编，卷7，页20上—下。
[11]表中所列仅限于沿用《经世文编》为书名者，除此之外还有《时务丛钞》《边事丛录》《洋务丛钞》《策论汇海》《治平十议》等书亦由《经世文编》衍生而成，为免庞杂，拟日后再予介绍。参考王尔敏：《经世思想之义界问题》，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3（台北，1984），页34。
[12]百濑弘：《清末の經世文編に就いて》，加藤繁编：《池内博士還曆記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40，页877—892。
[13]Frederic Wakeman，“The Huang ch’ao ching shih wen pien”，Ching-Shih Wei-T’i，1.10（Feb.，1969），pp.8—22；Peter Mitchell，Ching-Shih Wei-T’i，“A Further note on the HCCSWP，”2.3（July，1970），pp.40—46.
[14]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Kuhn，“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 John K.Fairbank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Late Ch’ing，Part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49—150.
[15]转化与调适的对照请参考墨子刻：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Legal，Normative，and Communication Aspe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第一章；Escape from Predicament：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第四章。
[16]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代“发刊辞”》，《史学评论》，期1（台北，1979），页14。
[17]笔者指导的一篇硕士论文曾研究一个个案：杨玓洁：《晚清科举改制与经世思想的变迁──〈最新经世文编〉（1903）为中心》，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3。本论文以1903年出版之《最新经世文编》为例，观察该文编的编纂与出版，以展示科举制度如何在转型时期产生作用；同时亦分析文本内容，以了解晚清时期民间的经世思想在转型时期新资源的刺激之下所产生的思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