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清末随着新词汇的引介，带来了许多新的观念，促成近代中国知识与文化的转型。本文所探讨的“文明”与“文化”均为传统词汇，然经由日本汉译接引西方civilization与culture之概念，而赋予了新义。以近代英华辞典所收录的词条来作分析，从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到1916年赫美玲的《官话》正式将两词收入辞典之中，而奠定了两者在词汇史上的地位。
文明与文化代表两种思路，其影响有先后之别，大致上“文明”一词的流行要早于“文化”。1920年代之前以“文明”观念为基础的“新史学”“新民说”“国民性改造”等均居于优势地位；其后“文化论述”起而竞逐。“文明”一观念具有西方中心的历史视野，在此论述之下西方以外所有的“不文明”之地区只反映了不同程度的“野蛮”状态；而如胡适所述，中国人的使命是“再造”一个以科学与民主为基础的新“文明”，而“文明史”则述说此一普遍性的线性发展之过程。
“文化论述”则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将焦点返回到自身之特质，而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1920年代开始“文化”与“文化史”概念日益兴盛，并与“文明论述”有所区隔。此一现象与世界第一次大战有直接关系，战争之惨状与战后西方之残破让一些学者认识到东西方的差异为性质而非程度。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为转折点，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以西方中心、线性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到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之“文化论述”。杜亚泉、梁启超与梁漱溟等人为促成此一转折关键人物，其言论对思想界有很大的冲击。此后，在中国史学上有文化史书写的出现，柳诒徵、钱穆等人的著作为其代表，借此彰显中国文化之“个性”与“特质”。在哲学上“科玄论战”之后，“大多数哲学家肯定了形上学的合法性”，这一种中国现代哲学界之主流观点之共识包括能掌握“形上智慧”，亦即了解“天道”，并能将“科学、历史、伦理和政治的知识会通为一”，而实现“天人合一”的目标。[63]上述1920年代之后中国历史与哲学的走向促成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当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以及反对五四运动的史学家如钱穆、柳诒徵等人，均依赖文化论述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唐君毅语），并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支持者所提倡之“再造文明”。从“文明”到“文化”之词汇消长反映出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一段曲折历程。
【注释】
[1]本文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期1（2017），页68—78。
[2]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台北：正中书局，1974，页1。
[3]http：//baike.baidu.com/view/2194156.htm，读取时间：2013年10月18日。
[4]《文星》杂志中的东西文化论战可参见：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潘光哲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秀威信息科技，2013，页332—359。
[5]见《蒋中正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1950年12月6日。
[6]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74，页1、2—4、54—64。
[7]Cliあ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钱穆“文化观”与Cliあord Geertz“文化观”之差异涉及双方认识论。钱穆的文化观以“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他不但相信可以掌握某一文化之“特性”与“精神”，并可评估该文化之“意义与价值”，并与他种文化相比较而评定其高下。Cliあord Geertz的文化规则奠定于“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主张文化的相对性。他对于比较各种不同文化、推论人类本质或探索文化发展过程的法则不感兴趣；而是注重从这些文化本身的角度，来了解这些特定的文化脉络及其特点。有关“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与“悲观主义的认识论”可参见：Thomas 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pp.21—31.
[8]以下的分析依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英华字典数据库”：http：//www.mh.sinica.edu.tw/PGDigitalDB_Detail.aspx？htmContentID=417。
[9]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Hong Kong ：Daily Press，1866—1869）。罗存德原著，井上哲次郎增订，《增订英华字典》，东京：藤本氏藏版，1884。
[10]“都雅”指美好娴雅，语出《三国志·吴志·孙韶传》：“身长八尺，仪貌都雅。”
[11]颜惠庆：《英华大辞典》（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Shanghai：Commercial Press，Limited，1908）。有关“野蛮”一观念，请参考沈国威：《“野蛮”考源》，《东亚观念史集刊》，期3（台北，2012），页383—403。作者指出：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在引介西方文明进化史观使用“蛮野”“野蛮”表达人类历史发展一个阶段的新义。传教士著述中的“蛮野”“野蛮”传入日本，经过福泽谕吉的消化吸收定型为“野蛮”，并在20世纪初回流中国，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的一员。
[12]黄兴涛：《新发现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一部原稿本》，《光明日报》，2013年2月7日。后来严复将此一成果交给赫美玲而编入辞典之中。K.Hemeling（赫美玲），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including Scientific，Technical，Modern，and Documentary Term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6.
[13]“修文”指修治典章制度，提倡礼乐教化，语出《国语·周语上》：“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
[14]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5]见杨文海：《壬戌学制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1，页103，“文化史强调中外文化并重，促进学生了解中外文化发展态势与基本面貌”。施昱承：《“本史迹以导政术”：柳诒徵的文化史书写》，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3，页11。
[16]Alex Inkeles，One World Emerging：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Industrial Society，Boulder：Westview Press，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Inc.，1998.
[17]《易经》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书·舜典》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08—309.
[18]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义，引申为“分工”“合作”，即人们和睦地生活于“社会集团”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98%8E，读取时间：2013年10月9日。
[19]方维规：《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论价值转换及概念嬗变》，http：//www.wsc.uni-erlangen.de/wenming.htm，读取时间：2013年10月21日。
[20]见日本大辞典刊行会编：《日本国语大辞典》，东京：小学馆，1972—1976，“文明”条。
[21]福泽谕吉：《论文明的涵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30—41。
[22]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16期（2002），页58—61。
[23]Ishikawa Yoshihiro，“Discussions about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Modern China，”paper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n European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Garchy，France，1995.9.12—16—16.黄克武：《欧洲思想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精英文化研讨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21（台北，1996），页44。
[24]梁启超：《自由书》，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9，页8。
[25]赫胥黎著，严复译，王道还导读、编辑校注：《天演论》，台北：文景书局，2012，页64。
[26]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页49—108。
[27]参见“近代史全文数据库：晚清西学书目”，收录之《增版东西学书录》卷一·史志，http：//dbj.sinica.edu.tw：8080/handy/index，读取时间：2013年10月20日。李孝迁、林旦旦：《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响应》，《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页83—88。李孝迁：《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页85—94。
[28]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台大历史学报》，期32（台北，2003），页191—236。
[29]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1，页699。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卷3，页2。
[30]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卷3，页6。
[31]中国传统语汇之“文化”指文治教化。刘向的《说苑》有“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pp.312—313。又《易经》贲卦彖辞之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32]见日本大辞典刊行会编：《日本国语大辞典》，“文化”条。
[33]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6月，页9—10。
[34]严复：《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83—84。
[35]《西人崇尚中国文化之见端》，《协和报》，期30（1911），页11。
[36]王桐龄：《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庸言》，卷2号3（1914），页1—3。
[37]严复：《严复集》，页254。
[38]严复：《进化天演》，赫胥黎著，严复译，王道还导读、编辑校注：《天演论》，页109—124。
[39]周作人：《金枝上的叶子》，《青年界》，第5卷第4期（1934），页99—102。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序》，王文宝、江小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页230。
[40]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守常（大钊）：《史学要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04—118。
[41]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页338。
[42]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1917），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页345—350。
[4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7，页35。
[4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页37。
[45]梁启超从“文明史观”的“新史学”转向“文化史”之分析，请见拙著：《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1（台北，2004），页181—213。
[46]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3—1924），李守常（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页341—354。
[47]“心力”一词源于亨利·乌特（Henry Wood）的《治心免病法》（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谭嗣同将此一词汇套到中国固有的心性之学之上，加以改变、扩充，而在中国思想界变得十分流行。参见王汎森：《“心力”与“破对待”：谭嗣同〈仁学〉的两个关键词——〈仁学〉导论》，谭嗣同原著，王汎森导读：《仁学》，台北：文景书局，2013，页xii-xix。
[48]黄克武：《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1（台北，2004），页181—213。
[49]有关20世纪中国文化史之书写可参考：邱仲麟：《导言——从文化史、社会风俗到生活》，《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页1—8。至于1945年以前有关中国文化史、西洋文化史之书目，可参考施昱承：《“本史迹以导政术”：柳诒徵的文化史书写》，页7—9。
[50]钱穆：《引论》，《国史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页9。
[5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73，上册，页3。
[52]施昱承：《“本史迹以导政术”：柳诒徵的文化史书写》，页6—11。
[5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页13。
[54]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忆往谈旧录》，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页38。
[55]《丁文江致胡适函》（1928年3月20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档案：HS-JDSHSC-0706-008。
[56]张君劢、丁文江等著，汪孟邹编：《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57]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
[58]吴先伍：《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59]罗家伦：《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册3，页216。
[60]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页215。
[61]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谈君劢先生的思想》，《传记文学》，卷28期3（台北，1976），页17。
[62]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卷3，页1。
[63]郁振华：《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墨子刻：《形上思维与历史性的思想规矩——论郁振华的〈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卷16期6（北京，2001），页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