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从以上对“世俗化”议题的讨论可以导引出几个初步的结论：首先，世俗化的观念经由西方学者细致地讨论后，已放弃了过去单线进步的观点，而注意到应从历史的面向认识由“圣”到“俗”的演变。这样的观点可以适用于中国。其次，在将该观念应用到中国时，学者们注意到中西世俗化过程有所不同，而造成二者不同的重要原因是思想的连续性。余英时强调到“轴心突破”之后两种文化中寻求价值之源的不同形态，或说“超越”与“内涵”之关系所扮演的角色。他指出中国人“价值之源虽出于天而实现则落在心性之中”；西方在世俗化之前将价值之源寄托在“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上”，世俗化之后转为“理性”与“科学”。用新儒家与余英时的观念来说，西方那种“外向超越”型易引发宗教与科学的两极化冲突；而在中国的“内向超越”型之中，科学与传统的伦理价值及宗教信仰没有根本的矛盾。这也涉及墨子刻所强调的认识论的面向。他将此一面向放在八个古代中国思想的预设来谈这个问题，这八个预设包括“内在超越”（墨子刻称为“现世主义”），也包括“乐观主义的认识论”“生生不已”等。墨子刻特别指出近代西方世俗化伴随着认识论的革命与道德相对论的危机（即余英时所谓“价值无源论的危险”[43]）；中国的世俗化没有经历悲观主义认识论的挑战，也没有产生“道德相对论”的思潮。以此观之，近代中国随着西方科学的引介所导致科学对“价值之源”的冲击显然不如西方来得严峻。再其次，如果我们接受以“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之对照来讨论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姑且不论是否有墨子刻所谓以今论古的“投射”问题，此一对照的提出不能忽略新儒家（包括影响墨子刻与余英时的唐君毅、牟宗三，和余英时的老师钱穆（1895—1990）等人的开创之功。再者，如墨子刻所述此一特点必须放在其他七种预设之中来合并考察，方易彰显其意义。换言之，如果我们用墨子刻所说的“自我”“群体”“知识”“宇宙”，以及“目标”与“现实世界”等范畴来看，“内向超越”所指涉的自我与宇宙的关系，不能与群己关系、知识、对目标、现实世界与实现目标之方法等议题割裂。最后，在应然的层面，余英时与墨子刻均同意中国近代在因应世俗化的挑战时，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不但在于五四思想家所指出传统之缺失与西化之不足，也在于人文主义者所强调以西方的模型来解释历史并面对未来所产生的“扞格不入”的问题，以及如何以“继往开来”之精神来“接引”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合理安顿涉及精神面向的伦理与宗教生活。
以“世俗化”的概念来观察近代的变化仍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泰勒以八百多页的篇幅来处理西方“俗世的时代”，而仍意犹未尽，他说“我尝试去澄清这一个过程所涉及的各个面向，但它仍然不是很清楚。要妥当地完成此一工作，我应该要述说一个更密集与更连续的故事……”。[44]余英时与墨子刻等人对于中国的世俗化与中西世俗化的比较等课题，已提出初步的考察，而无疑的这些课题仍涉及一个十分广阔而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注释】
[1]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期10（2015），页34—40。
[2]在近代的英华字典之中，以“理性”来翻译reason要到1908年颜惠庆（1877—1950）所编辑的字典才出现，在此之前该字多被译为“理”或“道理”，见颜惠庆等编辑：《英华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页807。有关韦伯的理性化观念讨论颇多，中文的研究可参考高承恕：《理性化与资本主义：韦伯与韦伯之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
[3]Sam Harris，The End of Faith：Religion，Terror，and the Future of Reas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4.
[4]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Cambridge：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世俗化主流权威论述的霸权”见该书页534。
[5]请参考拙著有关民初灵学论辩与科玄论战的研究，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5（台北，2007），页99—136；黄克武：《灵学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民初知识分子对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再思考》，《思想史》，期2（台北，2014），页121—196。
[6]过去学界一般多将此词译为“世俗化”。此一翻译易与“风俗习惯”“庸俗”等混淆，故余英时改译为“俗世化”，两者是相同的。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页30。
[7]Larry Shiner，“The Concept of Secularizat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6.2（1967），pp.207—220.
[8]参阅维基百科有关“世俗化”一词条的解释。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4%BF%97%E5%8C%96，检索时间：2014年8月17日。
[9]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pp.15—16.中文方面的讨论见黄进兴：《论儒教的俗世性格：从李绂的〈原教〉谈起》，《思想史》，期1（台北，2013），页60—61。
[10]Charles Taylor，“Legitimation Crisis，”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Volume 2，pp.248—288.中文方面的介绍可以参考徐文瑞：《作者介绍》，收入Charles Taylor著，徐文瑞译：《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页xvii-xx。
[11]有关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请参考Steven Lukes，Individualism，New York：Harper & Row，197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非常强调个人主义在思想上与基督教的关联性，如人的尊严、自主与“宗教的个人主义”均与基督教有关。
[12]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pp.146，542.
[13]Karl R.Popper，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54.
[14]Thomas A.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p.43.
[15]墨子刻：《道统的世界化：论牟宗三、郑家栋与追求批判意识的历程》，《社会理论学报》，卷5期1（2002），页83。有关“西方认识论大革命”（The Great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的详细讨论，请参考Thomas A.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pp.37—50.
[16]Thomas A.Metzger，“Overdosing on Iconoclasm：A Review of Sam Harris，The End of Faith：Religion，Terror，and the Future of Reason，”i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Marble Citadel：Essay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Our Modern Era of Interacting Cultur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3，pp.705—713.
[17]Carl Becker，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2.Carlton Hayes，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8，p.299.
[18]有关罗蒂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请参考：Thomas A.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pp.136—140，607—670.Thomas A.Metzger，“The Contemporary Predicamen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The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ulture，”i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Marble Citadel，pp.567—570.
[19]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p.424.
[20]Michael Szonyi，“Secularization Theorie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Social Compass 56（2009），pp.312—327.作者指出社会学界对世俗化理论至少有三种反应：拒绝此一理论（rejection）、认为此说在应用上有限制（limitation），以及认为应加以改良（refinement）。见页3。
[21]黄克武：《“五四话语”之反省的再反省：当代大陆思潮与顾昕的〈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17（台北，1994），页44—55。
[22]此一角度的讨论可参考张朋园：《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页177—201。
[23]世俗化带来时间观念的转变，尤其是时间精确性观念之建立，可参考吕绍理对日本侵占台湾时期台湾地区历史的分析，见吕绍理：《水螺响起：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生活作息》，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
[24]这是罗志田所指出的一个重要现象，见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发表于台北“中研院”所举办的“第四届汉学会议”，2012年6月20—22日。
[25]黄进兴：《论儒教的俗世性格：从李绂的〈原教〉谈起》，《思想史》，期1（台北，2013），页60—84。
[26]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页221—296。本书中刘迅、范纯武与康豹的文章均讨论道教与佛教在近代中国的肆应转变。此外David Ownby所研究的李玉阶所创办的“天帝教”，及李氏所写的《天帝教教义：新境界》（台北：天帝教始院，1995），均尝试将科学与宗教教义，及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见David Ownby，“The Politics of Redemption：Redemptive Societies and the Chinese Stat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收入康豹、刘淑芬主编：《信仰、实践与文化调适》，台北：“中研院”，2013，页683—741。有关世俗化理论与中国宗教的研究，可参考Michael Szonyi，“Secularization Theorie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Social Compass 56（2009），pp.312—327。该文指出中国宗教的研究成果可与社会学中世俗化理论对话，反之亦然，此种对话可促成各自领域之反省。例如在世俗化过程中，中国宗教并不必然走向私人化（privatization），反而更积极地扮演公共角色（deprivatization）。此外，在中国政教分离的结果不是政治不干涉宗教，而是以更复杂的方式来介入。
[27]黄进兴：《论儒教的俗世性格：从李绂的〈原教〉谈起》，页78—79。
[28]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页38—40。
[29]余英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陈弱水主编：《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分册》，台北：“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12，页88。余英时：《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论天人之际〉代序》，《思想史》，期1（台北，2013），页46—47。余英时用“内向超越”一词，而不用新儒家（与他在1984年）所用的“内在超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30]余英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页85。
[31]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页36。
[32]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页36—39。这一点与笔者对严复“天演之学”及其影响的分析相配合，参见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85（台北，2014），页129—187。
[33]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页39。王汎森指出谭嗣同在《仁学》之中将“仁”的观念与“最科学性”的“以太”观念结合在一起。他又把亨利·乌特“《治心免病法》的思路套在中国固有的心性之学上，加以改变、激化，并把‘心力’扩充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参见王汎森：《“心力”与“破对待”：谭嗣同〈仁学〉的两个关键词——〈仁学〉导论》，谭嗣同原著，王汎森导读：《仁学》，台北：文景书局，2013，页xiv、xvii-xviii。
[34]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页38—40。
[35]Thomas A.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p.189.
[3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55，页2。
[37]郑家栋：《牟宗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0，页126—158。郑家栋指出牟宗三在1955年的《人文主义与宗教》一文中说儒家是“亦超越亦内在”，基督教之上帝是“超越而外在”。此即后来“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一组概念之由来，见页129。
[38]冯友兰：《新原道》，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页3。
[39]墨子刻：《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一个休谟后的看法》，《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2（台北，1986），页47。
[40]墨子刻：《乌托邦主义与孔子思想的精神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2月，页18—23。
[41]墨子刻对于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思想预设又有进一步的探讨，请参看Thomas A.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Thomas A.Metzger，The Ivory Tower and the Marble Citadel：Essay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Our Modern Era of Interacting Cultur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3.
[42]墨子刻：《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一个休谟后的看法》，《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2（台北，1986），页44—48。
[43]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页31。
[44]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p.ix.